说到变易，它在三个含义中首当其冲，《易》的英文译名就是 The Book of Changes（《变化之书》）。这种变易的精神，既潜在地体现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中，又被明确地与“通”联系在一起加以诠释（至今汉语中仍有“变通”一词）。作《易》之宗旨，就是要告诉人们：天地万物是时刻变化的，要通过认识宇宙的变化，了解人生的灵活性，变而通之，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做成事业，并获得应对复杂之世的正确态度。

    《周易·说卦传》一上来就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前圣人之创作周易，乃欲通达幽冥，传达天地鬼神之神妙高明，而创造出以蓍草作为占筮问疑之方法。而天地之数自一至十，生数止于五，天得三合，即一、三、五之天数；地得两合，即二、四之地数。以此为本，加一为六，加二为七，加三为八，加四为九，而成六、七、八、九之蓍数。蓍数已成，演数成爻，进而观察各爻阴阳之变动，从而组成卦形。卦形既立，刚柔有体，圣人系辞详析各爻所居时位、比应之关系，示人以吉凶祸福之理，则有爻义之建立。蓍数既生，爻卦又立，易道周备，无理不尽，依循易理而行，则能顺合于天道之德性而能处事应变合宜。能精研事理，能尽人之本性，则终能达到知晓天命之奥秘。

    《易》立卦取象，效天于日、月、星辰之运行，风、雷、雨、雪之生发，以陈天道变化之规律；法地于山、川、水、泽之布局，述动植物生长之宜，揭示万物生、变的道理；拟人于父、母、兄、弟、夫妇、君臣、上下、长幼之秩序，教人尊道、贵德、修身、正心以做成事业。天道、地道、人道之间互为影响，“观变于阴阳”，是就造化而言；“发挥于刚柔”，则就人事而言。“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是总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分说。一部《易》经，每一卦，每一爻，无不是在谈天地人三道变易之理。

    《易·贲卦》又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前二句，余敦康解释为：“就自然界的情形而言，其内在本质的依据是阴阳变化，刚柔交错，其外在的形式则表现为日月星辰的光明灿烂，四时运行的循环交替，万物种类的繁富盛美，光怪陆离，仪态万千，称之为‘天文’。就社会界的情形而言，其内在本质的依据同样是阴阳刚柔的变化交错所形成的协调并济，其外在的形式则表现为礼乐制度的整齐完备，道德风尚的和善淳美，行为举止的合规中矩， 称之为‘文明以止，人文也’。”其实，世界上的事，莫不以人事为主，观察时变，重要的是根据“人文”，而非“天文”。时，世也。时变就是世变。观察世变，是“观乎人文”之变，非“观乎天文”之变。君子应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是文化的关键，是非常重要的。

    《周易·系辞上》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如果把它视为“政治之道”（杨国成语），这一段系辞的意思是说，形化而据上位者称之为“政道”，形化而据下位者称之为“治器”；能以政道化成天下和裁制狂简者，即是知“权变”；能以治器广及众民和施仁行政者，方可称“通达”；凡能使人民举手投足皆有所因循者，即所谓“事业有成”。这里，指出“变”就是“化而裁之”，“通”就是“推而行之”，讲明了“变”与“通”的逻辑关系，它们是一以贯之的，不能割裂和分立。

    《周易·系辞下》又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它一语道尽了《易》变通思想的真谛。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穷尽的时候，就必须求变化，变化之后才能通达，适合需要，并保持长久。其中的意思可以分两层：一是事物运动到了一定的阶段或程度，就注定要发生变化，即使不想变，也会被时势逼变；二是可以主动求变，顺应时代潮流，也即适变，就是我们常讲的“与时俱进”。

    《系辞》还有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者，开闭相循，阴阳递至，或阳变为阴，或开而更闭，或阴变为阳，或闭而还开。“通”者，须往则变来为往，须来则变往为来，随“须”改变，未有穷已，恒得通流。这正是一部《易》经谈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核心道理之所在。不懂事物变易，不通事物变易之理，不遵变易之道，因循守旧，不事变革，必定走入死胡同，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如此。

    这是因为，世无不变之事，不变之理。不变，就违背自然法则；不变，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所以，我们要“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上）。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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