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中国城市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说：“一个城市需要跳出经济来发展经济，着力做好环境、文化和历史的保护，做好以人为本的制度建设，做到人和自然的亲近、人和人的亲近，把诸如此类的社会化工作做好了，城市自然得到和谐、持续、强劲的发展。”

    在城市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打造城市的竞争力。叶裕民说，城市竞争力指一个城市创造财富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而体现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指标，要看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一流的企业家和居民。打造城市竞争力的途径有四条。一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城市产业效率来衡量（城市GDP/产业工人数量）。产业效率越高的城市，对企业家的吸引力越大。二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包括就业状况、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幸福指数。三是构建生态文明。一个城市需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应亲近自然。四是构建制度文明。它决定一个城市是否有一个开放包容的制度体系，体现在所有的人都有上升通道，城市既和谐又有活力。

    在叶裕民看来，目前中国城市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严重滞后，城市居民大量而刚性地处在城市边缘状况或者低收入状况，使得社会流动比较缓慢。中国的发展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两条主旋律，工业化是用高效的产业替代低效的产业，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是一个“国强”的过程。城市化是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低端阶层向中间阶层的流动，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工业化并享受工业化成果的过程，因此是一个“民富”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展比较快，但城市化相对滞后，这主要是指两个“流动”的滞后。这种滞后，限制了城市的进步，也限制了“民富”的过程。

    叶裕民说，城市化的滞后，不利于“民富”，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内需不振、治安问题、企业转型困难等。城市化的滞后，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业化的发展，因为工业化最核心的指标是产业效率，是每一个产业工人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靠两个途径，一是企业内部用先进设备替代传统设备，二是员工队伍素质不断提高。现在，许多产业工人是城市化的新增人口，他们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受到更多的职业培训，再加上城市里没有给他们提供职业上升的通道，使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自我学习的欲望比较低，只是把城市作为赚钱的地方，结果是人力资本素质提高缓慢。

    城市发展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生态环境，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如今，宏观层面的生态环境在恶化，泥石流、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中观层面，在一些城市里，生态保护让位于经济增长，生态治理投入不足。微观层面，一些城市的市容脏乱差、垃圾处理等问题亟待改善。

    叶裕民认为，中国城市出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于在发展过程中，人们过分强调以业绩为导向和以增长为导向。城市生活的社会功能，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而不是让人们觉得生活没希望。现在，许多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年轻人又看不到职业上升、收入提高的希望，他们不会把所在的城市当成自己的家。一个城市提供公共住宅，是一个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责，公共住宅让低收入的年轻人先把家安在这里，这样他们就会比较踏实，负面活动就会很少，整个城市的治安也会得到根本的治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安心生活在城市，由于有了上升通道，自会努力学习，社会创新能力大大增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才有社会基础。政府把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工作做好，进一步抓好职业培训，既有最低工资不断提高的机制，又有公共住宅安居的机制，再加上丰富的社区活动，形成一种完备的现代制度文明，有竞争力的城市的基础就会不断完善。

    企业家到一个城市投资，关心的是这个城市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而人力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本包括两类：一是尖端人才（科研人才、企业家和政府管理人才），二是社会产业工人。叶裕民认为，城市应特别关注产业工人。城市应该加强对产业工人的培训和市民教育。通过培训，政府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而充分就业，正是解决贫困和犯罪问题的最好途径。

    技术进步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措施。叶裕民认为，一个城市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将决定其“现代化”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