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 运动这五年“对话”特别版

图片来源：CLOCKWise from top left: Burke: Richard Bord—Getty Images; Amanpour: Dia Dipasupil—Getty Images; Hampton: Chris Pizzello—Invision/AP Photo; Pao: David Paul Morris—Bloomberg/Getty Images; Gupta: Bebeto Matthews—AP Photo; Carlson: Lou Rocco—Disney General Entertainment Content/Getty Images; Protest images: Apu Gomes, Bill Tompkins, Sarah Morris, Timothy A. Clary—all Getty Images 插图来源：ELEANOR SHAKESPEARE

为篇幅和简明起见， 以下问答做了摘编。

2006年，早在这场运动于2017年席卷社交网络之前，长期投身人权事业的活动家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就创造了“me too”（我也遭遇过）一词。她当初杜撰这个术语，意在支持那些经历过性侵的有色人种妇女和女孩。

塔拉纳·伯克：我知道，在五周年这个时点，每个人都会问，#MeToo运动究竟做了什么？人们都想让我拿出一张清单，逐一列举这场运动的成就。我向来都不愿意囿于这样一种叙事框架。我看重的并不是#MeToo做了什么，而是这场运动让什么成为可能。由于我们其实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或许不知道，#MeToo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一些原本不会发生的对话发生了，一些原本不会转变的文化转变了。

我在过去五年里经历了很多让我失望的事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在2016年，这项工作是不朽的，而且在2022年依然如此，因为这个议题本身就是不朽的。但由于#MeToo运动走红，一条道路豁然浮现。我再也不必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来解释为什么这项工作很重要，再也不必乞求人们腾出空间来讨论这个话题。曾几何时，我真的不得不乞求人们把这个议题列入议程。现在，人们邀请我参加讨论。

10年前，鲍康如（Ellen Pao）对当时的雇主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提起性别歧视诉讼。几个月后，这家传奇风投公司解雇了她。尽管鲍康如在状告凯鹏华盈一案中败诉，但她为#MeToo运动在硅谷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鲍康如：我输了官司——但我觉得，从很多方面来看，我其实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和公众开始理解这个问题，在审判结束时给予我的支持远远大于庭审刚刚开始的时候。

对于#MeToo运动的长期效应，我内心是蛮矛盾的。问责机制仍然缺失——所有那些行为不轨的人都回到了科技行业。这令人尴尬，实在讲不通。但它确实发生了，因为那些手握支票簿和大型投资基金的人似乎并不太在乎。

在科技领域里，一些人真的对#MeToo颇为不屑，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顽固：“哦，如果你要朝这个方向推进，我也会加倍努力，奉陪到底。我要给那些被控欺诈或性骚扰的创始人提供更多的资金。”这真的有点可悲。他们像发脾气一样，以一种不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方式进行反击——但他们想表明立场，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几十年来，R&B歌手R·凯利（R. Kelly）被屡屡指控性侵年轻女孩和妇女，其中大部分是黑人和棕色人种。但他始终安然无恙，直到#MeToo运动风起云涌。2019年，几位受害妇女在制片人德雷姆·汉普顿（Dream Hampton）拍摄的纪录片《幸存的R·凯利》（Surviving R. Kelly）中分享了她们的故事。今年6月，凯利因为性交易和联邦敲诈罪而被判处30年监禁。

德雷姆·汉普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组织各种旨在反对监禁制度和惩罚制度的活动。我想，要是R·凯利出面道歉的话，可能会更有意义；要是他幡然悔悟，并赔偿受害人，他就会真正地改变这种文化。

我看了艾梅柏·希尔德（Amber Heard）和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的庭审。如果我是一位年轻的幸存者，我就会屏息目睹希尔德是如何演变为这种负面形象的。要知道，她可是一位年轻貌美、金发飘飘的白人女性！是的，我们的女孩被公开羞辱，被曝光个人信息，被公众辱骂。但我认为，这次审判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的公开鞭笞。而这也是这一转变的一部分。

我们当然处于反冲阶段。这很痛苦。我只是没有想到，我将要生活在一个给予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被推翻的世界中。所有这些都相互关联；所有这些都是在限制女性所取得的进步。

2016年，也就是#MeToo运动掀起波澜的前一年，时任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播格蕾琴·卡尔森（Gretchen Carlson）起诉这家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总裁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性骚扰。据报道，卡尔森从福克斯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和解金，但根据保密协议，她不能公开讨论案件的细节。从那以后，卡尔森就成为一位竭力反对保密协议和强制仲裁的倡导者，并且是一项联邦法律在今年得以颁布的关键人物。根据这部法律，性行为不端案件中的强制仲裁不具备法律效力。

格蕾琴·卡尔森：我为之奋斗了30年的主播生涯眼看就要结束了，至少在福克斯新闻是这样的，这不是我的选择。我最终决定，如果我不做点什么，谁来做呢？

我知道，我必须公开披露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才能吸引公众的眼球。但我几乎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的合同嵌入了一个沉默机制，那就是仲裁条款。在规划这一切的过程中，我经历了最黑暗的一天——我的律师告诉我，你的合同里有一个仲裁条款，这意味着你不能起诉。他们说你要去那间叫仲裁的密室。你签署的上一份合同包含这个条款。这意味着，你不能行使《第七修正案》（Seventh Amendment）赋予你的权利提起诉讼，让法庭公开审理。

要不是我的律师转变策略，援引一部侵犯人权法律起诉罗杰·艾尔斯本人，我的遭遇就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我就会像过去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的女性一样被迫进入仲裁程序，再也不会有人听闻我的故事。

2005年，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前副总裁克里斯蒂娜·陈-奥斯特（Cristina Chen-Oster）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提交了一份针对这家投资银行的性别偏见投诉。17年过去了，她的战斗还在继续。2010年，陈-奥斯特对高盛提起性别歧视诉讼。这起诉讼案目前以及获得集体诉讼资格，截至今年8月底，共有大约1,400名原告，计划于2023年开庭。高盛的一位发言人宣称：“我们期待着在法庭上有力驳斥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

克里斯蒂娜·陈-奥斯特：我认为现在的环境当然更好一些。但坦率讲，华尔街仍然磨磨蹭蹭，不愿意做出一些真正的改变。这仍然是一个领导层几乎完全由男性把持的行业，一个往往以短期为导向、几乎完全由盈利指标驱动的行业。高层最在乎的是，你为公司赚了多少钱。因此，如果公司要决定是否留住一位为公司创造大量收入、但被控行为不端的员工时，他们就只会考虑“我应该如何留住这些收入？”这是他们的优先事项。

这是一个收入非常高的行业。因此，职业生涯受到损害，并被排斥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人们关起门来说话——他们要你保持沉默，但他们并没有闭口。他们不遵循同样的规则。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高盛坐拥巨额法务费用预算，更不用说还有一支律师大军任其调遣。但我不确定我当初是否料到这件官司会花费这么长的时间。不妨这样说吧：我有三个十来岁的孩子，2005年离开高盛时，最小的孩子甚至还没有出生。在此时此刻，惟愿这件官司能够在她高中毕业时得以解决。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她，为了年轻一代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

2017年12月，资深投资者萨拉·蒂尔施威尔（Sara Tirschwell）向她的雇主，债券巨头TCW集团（TCW Group）正式投诉，称她的老板对她进行了性骚扰，并采取强迫手段与她发生性关系。9天后，TCW解雇了她。蒂尔施威尔随即提起诉讼，这也成为华尔街最早公开的#MeToo事件之一。在她最初提出的一些诉讼指控于2020年被法庭驳回之后，一家上诉法院于去年重启了大部分指控。蒂尔施威尔仍然在等待开庭日期。TCW此前坚称，蒂尔施威尔是因为多次违反合规条款而被解雇的。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现在表示：“TCW对任何形式的骚扰或歧视采取零容忍态度。”

萨拉·蒂尔施威尔：说实话，我不知道，如果一切重来，我是否还会这样做。我讨厌给人留下那种形象。在我一生的成就中，这绝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我也不确定这样做是否值得。我提起的诉讼是否迫使那家公司做出了亟需的改变？是的，但这其实对它们有利，而我则为此付出了代价。

有几个人警告我，一旦提起诉讼，我就找不到工作了。我认为他们是疯了。我当时想：“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多么优秀的投资者！有人会雇用我的。他们知道我可以为投资者赚多少钱。”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我是否认为我的遭遇其实教会了女性闭上嘴巴？我想是这样的。他们都给我打电话。没有人希望最终在自己选择的专业领域里找不到工作。

2018年11月1日，2万名遍布全球50个城市的谷歌（Google）员工走出办公室，抗议公司处理性骚扰的方式。谷歌的前员工塔努贾·古普塔（Tanuja Gupta）是谷歌罢工活动（Google Walkout）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后来还创建了一个名为“谷歌人要求废止强制仲裁”（Googlers for Ending Forced Arbitration）的组织。谷歌拒绝置评。

塔努贾·古普塔：罢工之后，对我来说，很多组织工作才真正开始。为废止强制仲裁而进行的组织工作，远比一次性的罢工更耗费精力，也更具风险。

听闻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要去美国国会参加一场听证会，我随即联系了女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的办公室，因为她一直在直言不讳地反对强制仲裁。她最终在听证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将改变一些事情。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畏手畏脚，而是敢于公开争取国会的支持。

2018年，求职市场平台The Muse的联合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凯瑟琳·明秀（Kathryn Minshew），以及时任制造业巨头英格索兰（Ingersoll Rand）的高管的哈根·卡普勒（Hagan Kappler）向《财富》杂志公开指控迈克尔·费罗（Michael Ferro），称这位芝加哥商人对她们的身体进行过不恰当的侵犯。费罗当时是媒体公司Tronc的董事长，也是一位著名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明秀此前一直在争取费罗的融资支持，而卡普勒也希望与他达成交易。在《财富》杂志发表相关报道之前，费罗从Tronc退休。他的发言人当时发表声明称：“从来没有人对他提出索赔，也没有人代表他达成过和解。”

哈根·卡普勒：让我惊讶的是，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的身上。毕竟，我是一位中层管理者，身处一个应该是安全的大环境中。我认为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商业环节里，女性也面临潜在的危险。如此多的商业活动发生在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之外，你需要跟合伙人和顾问打交道。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女性，你想参与所有这些对话，但这样做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凯瑟琳·明秀：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女性创始人肯定会遇到各种挑战，但一位投资者向我提出性要求，无疑是最让我吃惊的一桩经历。这一举动显然是不对的，极其不恰当的。但在创业早期，对我的自信心伤害更大的事情是，许多人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头说：“你看起来是个好女孩，但指望你创下一番事业是靠不住的。”

詹妮弗·蒙迪诺（Jennifer Mondino）是“时间到了”法律辩护基金（Time's Up Legal Defense Fund）的负责人。该基金旨在帮助职场性骚扰幸存者支付法律费用。

詹妮弗·蒙迪诺：自2018年启动以来，我们累计收到了6,000名遭遇职场性骚扰的人提交的法律求助请求。大约70%的求助者表示，在报告性骚扰行为后，她们都遭遇到某种形式的报复。这些数字并没有下降，而是一直保持稳定。

梅甘·斯通（Meighan Stone）是《觉醒：#MeToo和全球女权斗争》（Awakening: #MeToo and the Global Fight for Women's Rights）一书的合著者，曾经担任马拉拉基金会（Malala Fund）的主席。

梅甘·斯通：放眼全球，#MeToo真正成为一场开源运动，而不是那种指挥和控制模式。这是一场不同国家的女性，通过将话题标签放进自己的本地语言而发起的一场属于她们自己的运动。

我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创造力，特别是在那些妇女不能安全地出现在公共场所，没有跟男性相同的权利，或者暴力威胁太严重的国家。是的，互联网并不是一种完美的灵丹妙药，但它的确能够在帮助女性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它帮助女性找到彼此，组织起来，其中一些人最终发现她们其实被同一个人攻击、歧视或骚扰过。

译者：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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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娅·哈勒尔（Tanya Harrell）在新奥尔良的一家麦当劳（McDonald's）餐厅工作了两年后，一位同事开始对她进行性骚扰。后来，哈勒尔参与了一项名为“为15美元而战”（Fight for $15）、呼吁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并组建工会的运动。这番经历激励她站出来讲述了自身遭遇。麦当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每个在麦当劳品牌餐厅工作的人都应该对自己每天工作的环境充满信心，这是一个安全、尊重和包容的地方。”

“过去的五年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我了解到，所有这些运动都相互关联。为员工而战既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工资，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和尊严。我曾经在3万人面前演讲，遇到过一些深知我心的男女朋友。但麦当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公司还没有将我们要求的防范性骚扰培训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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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A·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是密歇根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和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的法学教授。几十年前，她率先提出了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的法律主张。

“这场运动确凿无疑地改变了受害者对媒体的看法。它已经从一个最令人恐惧的不报告自身经历的理由，转变为一种审慎报道的救济途径。它可能比司法体系更可取。激发了一些真正的言论自由，是这场运动留下的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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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电视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被控性行为不端后，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取消了他的夜间访谈节目，并延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传奇主播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尔（Christiane Amanpour）来填补这一空缺。罗斯当时发表声明称：“我为我的不当行为深表歉意，尽管我不相信所有这些指控都准确无误。”

“听闻查理·罗斯被解职时，我无从判断他是否感到内心有愧，但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机会。我去找当时的老板杰夫·扎克（Jeff Zucker），对他说：‘您瞧，PBS遇到大麻烦了，他们每晚都得设法填补一个小时的演播时段。我们可以出一档节目帮助PBS救急。’”

“最重要的是正义得以伸张。一个被指控有不可接受行为的人不再占据一个如此引人瞩目的位置。更何况，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女性。就那一刻而言，这是让我倍感自豪、万分满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