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公孙丑下》有段名言说：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入齐见宣王，导以王道仁政，宣王不能用。《孟子·公孙丑下》第十一章至十四章，记载的都是去齐言行。“充虞路问”即在第十三章。充虞，孟子弟子。路问，在路上问。学生发现老师不高兴——不豫，就是不悦——然后大胆地问道：不是说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吗？老师现在为什么想不开呢？

“不怨天”二句，见《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这也是一段师生对话。孔子悲叹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怎么能说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我不埋怨天，也不责怪人，下学礼乐而上达天命，了解我的只有天吧！”

夫子跟子贡的这番对话，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应该是在鲁哀公十四年。那时候鲁哀公去狩猎，获得一只麒麟，孔子看到麒麟死了，所以就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孔子到人生最后的阶段了。表面上说不怨天不尤人，内心深处其实是有很深的悲凉的。这个悲凉来自于周游列国而不得诸侯之用，无法施展一生的抱负。

孔孟之徒身处衰世，都有担当天下之精神。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在上述这段对话的最后也说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呢？孟子既然自视这么高，失望之情就和他的老师一样深了。面对充虞的提问，他只好回答说，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可见孟子素常以“不怨天不尤人”这句孔子的话教导学生。

孔孟的这两段对话，都能够读出两位夫子显出乐天知命之诚，孔子言唯天知己，孟子则一口否认自己不高兴（“吾何为不豫哉？”）——我既明白，天下不治，完全是天意使然，还有什么不愉快的呢？不过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体会两夫子忧世心切，思望治平，可惜的是，“天意从来高难问”。

接下来，孟子提出一句惊人的断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并就此发了一通议论：由历史来看，每隔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兴起，这中间也一定有名传当世、辅佐圣王的贤人。自周朝开国以来，已经有七百多年了，以年数算来，早已超过了；以时势察看，该有圣贤兴起，拯救万民了。

对于这段话，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注曰：

彼时前圣贤之出，是其时也，今此时亦是其一时也。五百年有王者兴，有兴王道者也。名世，次圣之才。物来能名，正于一世者，生于圣人之间也。七百有余岁，谓周家王迹始兴，大王、文王以来，考验其时，则可有也。

焦循《孟子正义》又申其义云：“赵氏以彼一时为以前圣贤王道之时。圣指王者，贤指名世者，彼即前也。谓前此圣贤之出，是应五百年之运而出，是圣贤之出有时也。此即今也。此一时为孟子之时，谓今时已是圣贤当出之时也。……盖前日言不怨不尤，是道其常，时为修身讲学之时；今日去齐，是当其变，时为大道将废之时；时有不同，未可一概而论。”

名世者，赵注：“次圣之才，物来能名，正于一世者。”焦氏正义解释说：“荀子有正名篇云：‘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物来能以名正于一世，则贵贱明而同异别。’”由于圣王已逝，遵守统一之名的事情懈怠了，奇谈怪论产生了，名和实的关系混乱了。其结果是事物间“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导致“事必有困废之惑”。由此，在荀子的眼里，名的功能在于分别，亦即“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制名的事业，荀子将其视为“知者”的业绩，那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名世者”了。

焦循又云：“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命世即名世，谓前圣既没、后圣未起之间，有能通经辨物，以表章圣道，使世不惑者也。”朱注：“谓其人德业闻望可名于一世者，为之辅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属。”

由此可知，孟子的这段话重点并不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在“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表达的是孟子以匡世之才自况、却又因天命之故不得施展的心情。所以，对“吾何为不豫哉”，赵注说：“孟子自谓能当名世之士，时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为不悦豫乎？是故知命者不忧不惧，与天消息而已矣。”

曾国藩读到此段，写下按语：“色之不豫，若出于忧世之诚，则为义；若有一毫谋己之私，则为利。此圣贤内断之心，辨于微芒之间者。”孟子的承担力和使命感源自于对天命的敬畏，至于能否平治天下，则以天意为依归，非人为可以强求。虽然有所忧，是忧天下而不是忧己身，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非为利而为义。孟子的浩然之气，由此番对话表露无遗，如此自负的豪语，虽距今数千年，其当仁不让的情怀，仍令人感喟不已！即便仁政在当时不得施，但孟子作为“名世者”，已经为后世立下了不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