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而时中——君子论之四
“中庸之道”实为行事之大智慧,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处世分野。
《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思是说,有道德修养的人,他们的言行都可以符合中庸的准则;没有道德修养的人,他们的言行都违背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以能够合乎中庸,是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按照所处的环境而保持事理之宜;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恣意妄为。
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认为中庸是非常高尚的道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这种道德,是最高尚的。人民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但是,至于这种道德是什么样的,他并没有具体论述。历代儒家都以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道理来解释中庸。
朱熹在《中庸章句》里开始就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是中和,庸是平常。魏何晏在《论语集解》中注释“中庸之德”说:“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
“中”的概念起源很早,尧、舜、禹对“中”都十分重视。《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意思是说尧传位舜时,以“执中”之道告诫,舜传位于禹,也以此告诫。又《尚书·仲虺之诰》有“建中于民”的说法,意思是要建立“中正”之道,作为共同的准则。到了西周初年,“中”成为一种美好品德的观念,《尚书·酒诰》就提到:“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时常观察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的思想,以便能够符合“中正”这种不偏倚的美德。到孔子,他加上“庸”字,提出“中庸”概念,使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处事态度。
《中庸》是先秦儒家重要的经典文献,原本收录在《礼记》一书里,根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引用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到了宋代,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加上《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为之章句集注。对于“中庸”二字的意涵,朱熹这样论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唯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中,没有一定,是随时变化的,这是普遍的道理。君子知道要靠自己把握,所以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都可以警惕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也有敬畏的存心,故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得适当。小人不知道这个普遍的道理,所以就肆行无忌。
古代可以行中庸之道者,都是圣贤之人,不像以后这个词被世俗说成了贬义。《中庸》曾经引用孔子的话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赞扬舜是有大智慧的人,能够取中道施行于民。孔门弟子之中,唯有“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
《中庸》具体描述了这种圣贤者的人格特征:“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这种君子居于王者之位,就可以在天下范围内全面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所以《中庸》进一步指出:“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因此,“中庸之道”实为行事之大智慧,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处世分野。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是一种很潇洒的态度,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一定不要怎样做,而只考虑怎样做才合义,就行了。谢良佐释曰:“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于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学,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而卒得罪于圣人也。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
孔子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如果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交往,就只能跟狂者或狷者来往。孟子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
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也信奉“中道”:“若是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亚里士多德相信,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而每个极端都是一种“恶”。比如,勇敢是怯懦和鲁莽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概括地说,孔子崇尚的“中庸”是反对极端,追求和谐的境界,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则认为,凡事物必有过度、不及与适度三种情况,他认为作为“道德美德”的德性正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