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安瓦尔·易卜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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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对手的指使下，安瓦尔在狱中度过了数年，之后赢得了这一职位。图片来源：©IAN TEH; PANOS PICTURES

20多年来，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一直是马来西亚的候任总理人选，但却屡遭挫折。自1998年以来，政府两次以鸡奸罪为由将他投入大牢（安瓦尔说，这些罪名都是竞争对手蓄意捏造的）；他总共在狱中度过了10年光阴。

正是其他人的金融犯罪帮助他登上权力巅峰。几年前，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1MDB爆出惊天丑闻。调查显示，马来西亚的多位领导人一直在通过掠夺1MDB的资金来谋取私利。2022年，在一场没有任何政党获得多数席位的临时选举后，高举反腐大旗的安瓦尔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政府总理。

吸引外商投资是他的工作重心。马来西亚对高科技制造业并不陌生：早在1972年，英特尔（Intel）就在马来西亚建立了该公司的第一家海外工厂。目前，这位新总理正在以建立清廉政府和整治官僚作风等承诺来拉拢跨国公司。他已经赢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其中包括德国的芯片制造商英飞凌（Infineon），以及荣盛石化和吉利汽车等中国巨头级企业。

安瓦尔最著名的新伙伴，当然非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莫属。特斯拉（Tesla）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旗下的卫星互联网提供商星链（Starlink）均于今年7月开始在马来西亚运营。

从人口结构看，马来西亚比中国“年轻”10岁。在回答如何利用其中的优势时，这位马来西亚的领导人强调：年轻人陡峭的学习曲线决定了一国之政府要推动开放，从而为他们创造接触最新技术的机会。话题自然延伸到了5G。安瓦尔没有回避而直接表达了对华为等公司的态度；而且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则是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性升级的“抓手”。

讨论深入下去，作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学生，安瓦尔进一步阐释了“昌明经济”（Madani Economy）背后的“机会均等”问题。当被问到如何防止滑向另一个“结果平等”的极端时，安瓦尔强调“必须明白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和根基”。不过，他很快又指出：必须坚持与纯粹“经济动物”不同的价值观。他对富人的态度背后有明显的罗尔斯思想的影子。

最后，他谈到了莎士比亚。以及一段在他最黑暗时刻给他带来莫大抚慰的对话。

《财富》：众所周知，您是历经种种凶险才坐上总理宝座的。在这段大约25年的旅程中，您有10年是在监狱度过的，尽管您并不承认相关指控，坦率地说，这些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根本就不是罪行。这段经历对您成为首相有何帮助？

安瓦尔·易卜拉欣：25年的狱中和狱外生活其实是一条学习曲线。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这种经历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成熟、更有耐心、更理智。在何为自由，如何保持耐心，什么是好的经济政策方面，我获得了不少心得体会。现在，我想聚精会神地筹谋如何为马来西亚做贡献，如何让这个国家重焕生机，再次踏上复兴之路。

是什么促使您做出“我要再试一次，我要当总理”的决定？

这是我想接受的挑战，因为我们必须变革图强。要知道，我对抗的是一个腐败成风的专制政体，所以这并非易事。但现在，这个国家至少看到了一丝希望。政局稳定了。经济政策清晰了，公众也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要想晋升为一个成功的国家，我们必须实施真正的变革。

1MDB丑闻让您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您认为这起事件对马来西亚造成了多大的挫折？

几年前我在美国纽约，许多人都问我关于1MDB的事情，这似乎是他们对马来西亚唯一的关注点。所以，我们必须表明态度：“听着，我们更换了领导人，正在推行不同的政策。我们下定决心要改变并铲除腐败。”如果有明确的迹象显示，我们有决心将反腐政策贯彻到底，那么我认为，国际社会就愿意相信我们有能力来践行承诺。到目前为止，考虑到新政府仅仅执政了大约八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这就是为什么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投资突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还没有发现投资者难以入驻的情况。你可以去问问这些公司的感受，无论是美国公司，比如过去的戴尔（Dell）或者现在的马斯克，还是中国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它们都会看到我们拥有一流的专业工程师。我们缺乏的可能是治理水平、清晰度和经商便利性等问题。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有责任进行必要的改革，加快审批的过程，同时为一些我们欠缺领域所需的人才提供额外的培训。

您最近达成了一笔重磅交易：埃隆·马斯克承诺特斯拉和星链将在马来西亚开展一系列业务。这些谈判进行得相对较快。您对马斯克说了什么？

我对他非常了解，他对我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我过去吃了很多苦。现在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想推动变革，想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我爱我的国家，我认为它有巨大的潜力和能力。”我明确而直率地告诉他，他完全不必担心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可能遭遇的那些繁文缛节和官僚主义障碍。

您至少三次提到，马来西亚的政策方向已经很明晰了。众所周知，在科技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中国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要传达给中国投资者，以重新赢得他们的信任？

从目前的情形看，他们非常乐意投资马来西亚。正如你所知，我们的中国之行收获了大约4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从那时起，一些投资者迅速涌入。我当然会提到吉利，这家中国车企将在霹雳州（Perak）的丹戎马林（Tanjung Malim）打造一座汽车城，相关工作已经启动。

当然还有荣盛石化，以及一些所谓的中等规模投资。就我们而言，中国人设定的中等规模标准是非常高的。而我们主动提出的需求是在数字化转型、食品技术和服务业等领域，不再高度依赖基建。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优先顺序，同时也是灵活的，因为政治家不应该决定投资什么或不投资什么。我们会给出一些政策指引，然后再与潜在投资者谈判。

既然提到吉利，您可能已经知道，尽管中国经济遭遇了挑战，但一些行业，例如汽车制造业和硬科技行业，实际上正在发展并迅速向海外扩张。而马来西亚曾经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工业中心之一。那么，您是否有办法抓住来自最大邻国的这一势头（共同发展）呢？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一直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我想说的是，我会再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加快这一进程。在过去的四五个月里，中国企业一直在非常积极地投资马来西亚。当然，它们最初的投资重点是基础设施。我说：“不，你们不应该止步于此，要有所超越。”这就是为什么汽车、石化和数据中心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做是对的。

让我们谈谈人工智能。这对马来西亚而言是挑战还是优势？比如说会如何影响经济结构升级？

在我看来，发展人工智能至关重要，势在必行，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关键战略一直专注于数字化转型。这就是星链有意思的地方。我前不久去考察山上的一个原住民村庄。对他们来说，接入互联网的最大机会就在于星链，对不对？你知道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无论是在社交媒体大战中，还是在一般的数字化转型中，都是助力中等收入经济体再上一层楼，并发展壮大高科技产业的关键抓手。

除此之外，我还想谈论另一个话题。马来西亚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记得贵国国民的年龄中位数大约是30岁，而中国是40岁，比马来西亚大10岁。那么，相较于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中国和日本，马来西亚将如何利用这一优势？

我认为这对我们有利。年轻的人口意味着陡峭的学习曲线。众所周知，年轻人吸收新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能力更强。像我这样的老年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学习和掌握新技术。

我仍然记得当初在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讲课时，学习如何使用电子邮件是一件多么困难、多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但年轻人很容易上手，我的孙子经常教我怎样玩转一些新应用程序。所以我认为，政府和决策者需要确保年轻学生有机会广泛接触各种新技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实现技术的国际化。

因此，在我看来，部分人信奉的保护主义观点于我们不利。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开放，也要向东方开放，开放程度越高，对我们越有利。

这就是为什么5G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尽管我们采用的是西方技术，确切地说是爱立信系统。但我们非常明确地表示，我国将保持开放，不会歧视任何其他国家的技术。每个国家都有可能参与其中，这当然包括中国的华为公司。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我的态度是，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年轻人口的国家，马来西亚有能力吸收这些更具挑战性、更复杂的新技术；对我们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开放，让我们的年轻学生接触尽可能多的技术系统。

除了代沟，在亚洲，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趋势非常惊人，您曾经研究过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他一直在抨击收入不平等）的思想。此时此刻，您在谈论“机会均等”。您如何防止马来西亚走向“结果平等”的另一个极端？

关注不平等问题的思想家不止是约翰·罗尔斯。当然，我是约翰·罗尔斯的学生。事实上，当亚当·斯密（Adam Smith）撰写《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时，他念兹在兹的也是不平等问题。孔子和伊斯兰教也关注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些圣贤和宗教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能够真正影响我们对正义、同情心或人性的理解。我并不认为不能存在某种形式的不平等，但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纵容这种疯狂的差距。

因此，我认为当权者和政府需要站出来，为消除这种差距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其说是消除贫困，倒不如说是消除赤贫。这就是为什么你提到的罗尔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必须应对这个问题：倘若没有公平，哪来的正义？在阐述“昌明经济”的理念时，我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吸引外国投资，必须明白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和根基，但我们也必须灌输这套价值观，展现人类应有的同情和关爱，这正是我们与经济动物的区别所在。

这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在这里与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共事。我经常说，我们不会让你们缴纳高额税收，但你们必须得展现更多的同情心，特别是要让那些在偏远村庄辛勤生活的人们感受到这种同情心。我认为，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体制是否腐败，领导人是否中饱私囊。如果人们看到政治昌明，弱势群体获得一些额外的恩惠和照顾，他们就会对现状感到满意。

在结束访谈前，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您也随身携带一本莎士比亚全集。那么，您认为自己最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哪个人物，为什么？

有人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年少时的我当然最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身陷囹圄的那段日子里，我就成了李尔王，他和女儿科迪莉亚最后的对话给予我莫大的抚慰。而当我有点生气的时候，我就变成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是独一无二的天才，占据着西方经典的核心位置。这就是我对莎士比亚的解释。

我是个学生，不是英国文学教授。但我认为，莎士比亚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有机会深刻洞察人类的情感和愿望。唯有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才能塑造如此多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人物。

译者：任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