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某日，我居住的小区保洁阿姨跟我聊起她的老公。阿姨的老公是一位农民，高中学历，生产队的技术担当。他精通各种修理，做事严谨，从不马虎，更不会偷工减料。二十年前，村里喝水都靠人力去河里挑，后来村民们决定集资购买水管，每户出400元，将山上的纯净水引入家家户户。然而，工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定期维护，否则水管会堵塞或破裂。这二十年来，阿姨的丈夫义务承担了这项工作，从未收取任何报酬。他记录着每笔维修材料的开支，到了年底，还会将这一年的明细公之于众，就算一毛一分也绝不含糊。阿姨曾经问丈夫：“没有报酬，也没有人要求，为什么要如此精确地记账？”丈夫回答：“不把账算明白，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楼上有一位邻居，同事叫他“阿驼”，其真名为孙成应。因为出生贫寒，父母没有钱给他治病，所以他的背像骆驼一样拱起一个高高的峰。他身材矮小，印象中穿什么衣服都很难拉到正位。不过，他不自惭形秽，倒是在夜校读了不少书，尤其讲起历史故事来绘声绘色，大家爱听。更厉害的是，他在生产线上是一把好手。他在当时的医疗器械军工厂做血管钳，据说按照工厂规定，每个人一天需要完成此道环节260把血管钳的指标，而老孙每天能够做出300把。因为效率高，工艺员在他工作时偷偷用秒表记录了他每道工序的用时，并将它作为工艺标准。

正因如此，厂里也提高了指标，从人均260把提高到300把。很多工人都怨孙师傅：“都是你把我们害惨了。”也有人劝他，“阿驼，你一个残疾人，干嘛手脚那么利索？你把活做得慢一些，是照顾自己，也算是放兄弟们一马。”可是，老孙非但没有慢下来，还像运动员一样不断刷新自己的纪录。后来，尽管他成为了先进生产者和班组长，但那些达不到工艺标准或完不成任务、拿不到奖金的人，还是不依不饶，试图说服老孙。老孙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倔，而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20世纪90年代末，当我还在美国教书的时候，系办公室里总是摆放着印有学校抬头的信纸、信封和邮票，由人自取，无需登记。这些物品主要用于给学生写推荐信或处理其他公务，然而，从未有人私自挪用。那个时候，老师们所有的私人通信物品都是个人自行在商店购买的，并且我收到的私人信件上也从未出现过公家抬头的字样。

不仅如此，老师们还可以在办公室随意拨打长途电话。但如果是私人通话，都会自觉地在系办公室的小本子上登记，以便日后结算费用。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老师而言，对这种做法起初感到新奇，甚至产生疑虑：将公共物品放在显眼位置，完全依靠自觉来管理，真的可行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这种做法确实行之有效。公与私之间的界限分明，让人内心坦荡，这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每一张信纸、每一枚邮票，都在无声地考验着每个人的自律，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过的一关。

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考试制度。这所大学以其无需老师监考的考试方式而在美国教学界闻名。考试前，老师走进课堂，把考卷一发，不用宣布考试注意事项，走人便是。这是因为普林斯顿的学生都必须遵守一项名为“荣誉规章”（Honor Code）的学术诚信政策。根据这项规定，学生需要签署一份书面承诺：“我以我的人格保证我没有在这次考试中违反荣誉规章”，并保证所有的书面作业既不涉及抄袭也不违反其他道德规范。签署这份承诺的学生也完全理解这项政策的“双向责任”：自己既要严格遵守，还要向学校报告任何违反这一政策的行为。而违反“荣誉规章”的，将面临短期禁闭甚至开除学籍的严厉处罚。

然而，据我所知，尽管老师不监考，处分措施并不常用。学生们宁愿选择不及格后补考也不作弊。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在普林斯顿大学代代相传，为后续学者不断取得学术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这种培养方式并不仅限于普林斯顿大学，其他名校也对学生施展类似的影响。有一次我儿子在踢足球时眼睛受伤，正值考试期间，他因为眼伤不得不回家休养。之后，学校将试卷寄到家中，让他在家独立完成考试。我看到他规矩得像在考场上一般认真答题，心里一阵暗喜，因为我知道了，儿子能够把好自己这一关。

最近，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上更新了一篇文章。在谈及东方甄选时，他说：“我对团队的要求，就是做好我们自己，做对得起自己良心，也对得起客户信任的事情。内在的良心和外部的信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经年累月苦心经营的结果。”

在这里，俞敏洪提到的“良心”，不就是体现在农民记账按实情、工人生产不慢拍、名人做广告不造假、学者学术不作伪吗？不就是路人垃圾不随地扔，钓友钓到小鱼就放生、常人如厕不占用残障人士专用间吗？“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不就是所谓的贵族精神里“无需提醒的自觉”吗？而我们身边这一位位最普通而又有“良心”的人，不就是这个纷繁复杂世界里的一支支清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