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我们正在转危为安

《财富》（中文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总裁向来都是一个低调的职位，但是当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于2011年7月接任时，它却成为了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工作之一。当时，欧洲债务危机如火如荼，IMF通常接到的求救电话都是发展中的小型经济体打来的，现在IMF却突然要去挽救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发达国家。前不久，在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后，IMF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170亿美元的援助项目，结果IMF立即又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热点。当拉加德去美国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参加毕业典礼并且准备发表演讲时，数百名师生到场反对，显然他们是在抗议IMF（在拉加德上任前后）给那些需要金融救助的穷国附加条件，当拉加德取消演讲后，她再次成为了新闻报道的对象。

    最近，当拉加德接受《财富》杂志记者杰夫·科尔文（Geoff Colvin）采访时，她谈论了世界缓慢走出金融危机的情况，如何让全球经济加快增长，女性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对于在史密斯学院引发的争议，她除了以前的公开声明，即她的退出是“为了保留毕业日的喜庆气氛”之外，再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采访内容节选如下：

    《财富》：IMF的最新预测显示，世界经济在经过5年的艰苦挣扎后开始有所增长。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拉加德：因为全球经济终于要走出这次危机了。去年的增长率是3%。我们预计今年的增长率为3.6%，明年是3.9%。所以说它在进步。它还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当然在世界的某些地区，这还不足以消化当地的失业率，而这种失业情况在许多地区还普遍存在，但是不管怎样，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了。

    要让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它可以达到，而且也是应该达到的水平，关键在哪里？

    我们从这次危机中汲取的一个教训是：解决问题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结构，以及人口分布情况，逐个地区，有时甚至是逐个国家地采取对策。但是，所有的经济体中也许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需要实行结构性改革（例如，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减少对支持的产业和团体的保护，以及去除官僚主义作风）。这是美国能够经受得住的。这当然是欧洲人能够做的，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能够踏上的道路。

    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必须继续在欧洲地区和日本发挥支持作用。目前，它正逐渐承受美联储稳步削减购债计划所带来的压力，而且终有一天—还不会马上到来—美国会收紧货币政策。从财政角度来看，在厉行节约的时期，各国普遍实行了财政整顿，现在是放慢脚步，让经济增长逐步恢复的时候了。

    前不久，IMF宣布了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计划。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我听说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导致西方银行停止或者限制了向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CIS）客户提供的信贷，而且这不仅可能会拖累东欧的经济发展前景，甚至有可能影响到西欧的经济前景。这个威胁究竟有多严重？

    制裁的威胁已经造成了一些后果，并且产生了影响。你会从俄罗斯流向其他地区的资本中看到这一切。你也许还发现，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会显著下滑。俄罗斯当局已经大幅下调了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我们把今年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下调至接近于零的水平，明年是1%，但前提是地缘局势问题得到解决，然而这个可能性不大。

    很显然，私营领域的参与者也从俄罗斯和乌克兰争端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中汲取了教训。因此，银行撤回或者取消了一部分已经投入的资本，甚至是限制或减少它们在俄罗斯的经营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危机扩大，会带来什么威胁？在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人都说：“好吧，问题出在泰国—这怎么可能会影响大局呢？”结果它搅乱了全局，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金融危机。现在还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吗？

    危机的某一个特殊因子向全国蔓延的风险一直都存在。当欧元区爆发危机时，我们都在想，“希腊在欧元区还不算大，希腊GDP的规模在整个欧元区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因此这个问题也许能够解决。”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它会蔓延开来并且形成系统性风险。所以说，是的，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认为今天我们对休戚与共的理解更深了，无论是通过贸易、对外直接投资，还是更重要的金融渠道。

    现在，乌克兰事件带来了另外一种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希腊危机或泰国危机中都不曾出现，那就是能源因素。乌克兰是俄罗斯向其他欧洲国家大量输送天然气的过境国。在更加偏南的地区选择替代国目前还做不到，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尚未建好，此外还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显然这些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

    收入不平等是一个热门话题，IMF对此开展了一些研究，发现不平等和低经济增长是相互关联的。但究竟是谁导致了谁？

    IMF一直对这个问题充满兴趣。我们一直在关注不平等给宏观经济以及其他政策带来的风险。大约在一年前我谈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发现，而且仍然注意到不平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我们认为这些趋势会对宏观经济和其他政策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