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秩序长时间由西方国家主导，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控制全球资源，掌控政治话语权和经济规则制定权。以西方主导的旧全球化秩序带来三个严重后果：

· 全球经济体形成了围绕微笑曲线分布的垂直劳动分工体系，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高端获得高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链底端环节；

· 发达国家通过制造业外包成功地将国内经济向服务业转型，构成了以消费拉动的后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制造业，依靠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构成了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生产型社会；

· 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发达国家依靠资本和技术优势积累财富，通过再投资实现财富的翻倍；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透支资源福利，造成能源过度损耗、生态环境恶化、劳动力受到资本的压榨，贫富分化严重，使得社会矛盾尖锐，社会不平等加剧。

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南环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化秩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新产业革命使全球资源得到跨边界、跨国家、跨领域的空前整合

互联网的诞生让人们对远隔万里的世界了如指掌，制造业的模块化让福特式的生产模式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般普适的标准化与灵活精巧的个性化生产有效配合,依靠网络技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财、物高度统御，使以往依靠垄断而形成的巨无霸公司不再具有成本和市场优势。

为了提高效率，企业的组织形态更加扁平化。各功能节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连接，以客户为核心呈散点式分布。由于机器对人工劳动的广泛替代，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垂直分工随之瓦解。机器的普遍应用将人类从简单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更有创意、更具智力挑战、更体现情感沟通价值的劳动。

由于工业生产价值将在社会财富占比中急剧下降，企业利润将更多来自于注重人与人互动的服务业，即各国都需要靠消费拉动经济。未来社会韦伯式的科层管理体系将不复存在，而是像托马斯·弗里德曼所预言的那样，世界将会变得平坦，社会关系将会趋于平等。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高速的经济发展不容忽视。过去20年，亚洲新兴经济体以惊人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亚洲奇迹”。自1994年以来，亚洲年均GDP复合增长率超过5%，特别是近10年来，亚洲经济飞速发展，整体GDP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9%。

非洲的经济发展同样引人注目。从1995年到2015年，非洲地区保持了5%以上的经济增长。南美经济发展尽管一波三折，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中等收入水平，少数经济体如智利依靠平稳快速的经济增长、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循序渐进的民主改革，正在逐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国家崛起后，必然要增加其构建全球秩序的话语权，推动国际新规则确立，从而改变由西方主导的现有世界权力格局。

近年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CAFTA）、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AFCFTA）等发展中国家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相继问世。

而发展中国家间的双边经贸协定更是层出不穷，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国际金融机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正逐渐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助力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未来，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势必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既定全球政治秩序。

新发展理念的诞生

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全球化正在向着更均衡、更持续、更包容的价值理念转变。近年来，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愈演愈烈，为全球化发展蒙上了阴影，也带来了人们对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不平等加剧等全球化问题的深刻反思，揭示了全球化旧秩序与人类向往的美好生活之间的矛盾。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第三世界国家比以往有更强的声音和行动力去营造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个国家群体提倡“成果分享、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发达国家在旧全球化秩序下未能受益的民众也开始反思以往全球化政策的后果。实现人本关怀、实现互利共赢，而非过去的零和博弈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价值修正。

然而，在这些变局之下，面向21世纪新全球化背景的投资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近年来中国资本海外投资活跃，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对环境和劳工保护重视度不够、外国政府对投资审查趋严、对东道国法律环境和投资规则不熟悉等问题。

从根本而言，这些问题是新全球化趋势下全球秩序重构所要应对的挑战，不是单纯的靠企业或政府一方之力所能解决的。具体来说，中国资本进行海外投资应该注意5点：

联合外企和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国家间设施联通建设

目前，尽管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取得积极进展，但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基建的批评质疑也不绝于耳。而设施联通既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施行的基础，也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普遍福利。

我们未来要联合更多外国企业和机构，尤其是与当地企业合作，共同参与东道国基建项目，畅通沿线能源、物流、人员的运输和交流，切实为当地发展做贡献；

加强对沿线电子商务、物联网等新经济投资，更多地参与到数字经济的投资建设中，共同完善数据公共设施，打造21世纪信息畅通的全球互联网；

预防泛政治化解读问题，或企业因不熟悉东道国法制环境或习俗而与当地居民发生纠纷的问题。让企业尊重当地习俗、了解东道国法制环境，加强宣传和公关，实现互利共赢，与东道国一起分享经济成长带来的机遇和成果。

拓展海外投资新区域，打造新格局

目前中国资本海外投资布局呈两极化特征：

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电信等传统产业；

另一方面，大型民营企业和区域龙头企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投资于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医疗健康和消费升级等新兴行业。只有少数大型民营企业和国有金控机构采取综合布局策略，在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及传统和新兴产业都进行投资。

今后，中资企业对海外投资需要进行如下调整：

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尤其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可以与大企业抱团方式，共同开拓海外投资新机遇；

在已有投资区域开辟新投资领域，尤其侧重在新兴经济体投资新兴行业，如节能环保、消费升级、健康医疗等行业，为当地科技溢出和人文福利做出贡献；

创新投资方式，积极探索双边基金、产业园、产业与金融对接等多种投资合作模式；

拓展新的投资区域。进一步开拓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市场，扩大对金砖国家的投资规模，加强产能合作。

研发与对外投资并举，开拓国际科技合作

近一年来，欧美各国相继出台了对外商投资的严审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持已有技术竞争优势的同时也显示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领域投资的担忧。

面对严审，中资企业应采取更加的灵活应对方式。减少对欧美国家技术依赖的同时，要加大与本土企业的合资合作力度，建立联合研发、联合培养、联合攻关等研究和人才交流机制，从科研和教育入手实现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同时要加强对新兴产业和新科技前端投资的关注度，设立新兴产业联合投资基金，扩大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规模，善于发现隐形冠军，培育明星企业。

参与制定21世纪海上投资新规则

坚持改革与开放同步进行的发展策略，一方面，积极参与制定双边和区域投资或自贸协定，加速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协定（FTAAP）等在谈区域自贸协定的达成，加速中国更深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内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财政、金融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确立经济治理的国际化标准。同时，采用大数据、智慧物联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将国内制度建设与海外投资规则顺利对接。

借力民间团体，转向可持续的新投资行为和方法

在海外积极开展绿色投资，推广绿色金融；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绿色基建等领域参与国际合资合作；构筑企业境外投资社会责任监管体系、评价机制和责任追踪制度；督促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信息披露、规范和监督；联合商会、宗教团体、非营利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力量，借力民间团体的能力，合力改善国际投资环境。（财富中文网）

作者简介：马天月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