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蕾计划”炸响了2019年最后一声雷。

近日，有网友在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上发现，专注女孩教育的公益项目“春蕾一帮一助学”的捐助对象中出现了男生。

“春蕾一帮一助学”是“春蕾计划”的子项目。该项目在支付宝上线以来，共筹款252万元，帮扶学生1267人。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作为发起机构，不定期在捐助平台上发布项目进展。网友也正是在其公布的项目进展里看到了男生领取助学款的照片。

针对争议，儿基会回应：本批次“春蕾一帮一助学”项目资助的1267名高中生中，有453名为男生，原因是在今年的项目执行过程中，儿基会接到了部分贫困家庭男生也亟需帮助的反馈，因此在保证大多数受助者为女生的情况下开始帮助部分男生。儿基会还表示，未来将始终以女生作为资助对象，如确有需要资助男生的情况，将在筹款文案显著位置特别提示。

声明发布后，却掀起了更高涨的舆论热潮。许多网友认为“春蕾计划”擅自更改项目帮助对象，未能做到专款专用，也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之嫌。

接着，网友对“春蕾计划”的善款去向提出了进一步的质疑：有网友称，海南省某些受助学生的捐助款持续两年没有到账，直至捐助男童事件被曝光才补发，且打款账户为私人账户；募捐信息明细表显示，2018-2019年间“春蕾计划”曾向北京职业教育学院捐赠助学款90万元，但无法查证该对应学校。

这已经是近期以来，互联网公益第二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11月底，一则水滴筹线下推广团队的扫楼视频在网上发布，视频中募捐金额可随意填写，“志愿者”对病情和经济情况也没有核实。最引起舆论哗然的，是“志愿者”的话术和按单数拿提成的奖励机制。

满载着大众的善意与信任，公益从来都是最能牵动人心的话题之一。移动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便利的慈善路径，推动了互联网公益的飞速增长，但似乎少有人放慢脚步思考：公益的边界在哪里？

更便捷的公益

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募捐的便利性，越来越多的传统公益机构将在线捐款作为面向大众募捐的主要形式。人们不用再去银行汇款，也不需要将现金塞进募捐箱，通过网络转账、扫描二维码就能够分享善意。

众筹平台也在互联网时代迎来了一次蓬勃生长。

2015年起，以轻松筹、爱心筹和水滴筹为代表的大病众筹平台，在近些年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壮大。官网信息显示，轻松筹和水滴筹两平台的筹款金额累计均已超过200亿人民币，爱心筹也募集超过60亿的善款。

朋友圈里偶尔出现的众筹求助的转发链接里，文案常常能见到“女儿同事”、“同学爸爸”这样的字眼。这些平台不主动给案例引流，只依靠熟人与半熟人的社交圈进行信息扩散，用人际关系来构建信任纽带。

众筹平台为个体案例提供救助，而面向公众的群体性筹款则直接依托互联网巨头，腾讯和阿里巴巴成为最广泛的选择。

微信和支付宝分别内嵌了“腾讯公益”和“爱心捐赠”两个版块，公益项目发起方在版块上登记项目，提交资料审核通过后，用户就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捐款。对不少公益项目来说，借助平台不仅拓宽了募捐的渠道，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能被大众看到的机会，能有效传播和扩散募捐信息。

两家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公益活动，比如腾讯的99公益日和阿里的9.5公益周，用不同的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到募捐活动中来。

更“好玩”的公益

众筹平台和传统公益机构也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发出了多样化的公益玩法。

2016年8月，蚂蚁森林项目在支付宝上线。用户通过地铁出行、网络购票等低碳行为获得绿色能量，在支付宝里养大虚拟树苗，等树苗长大后，公益组织和环保企业就会在现实中种下一棵真实的树。蚂蚁森林设置了排名体系，也能进行浇水、偷能量等操作，增强好友互动，吸引了许多用户在支付宝“种树”。

据《互联网平台背景下公众低碳生活方式研究报告》显示，截至今年8月，蚂蚁森林上5亿用户累计碳减排792万吨，共同在地球上种下了1.22亿棵真树，面积相当于1.5个新加坡。

2017年8月，蚂蚁金服进一步推出蚂蚁庄园项目，用户通过使用支付宝的业务来完成虚拟动物饲养，收集并捐赠爱心，参与公益项目的应用。和蚂蚁森林专注环保植树不同，蚂蚁庄园对接的是“爱心捐赠”版块的众多公益项目，增加了用户选择的空间。

2017年8月，腾讯公益和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合作开展了“小朋友”画廊一元购画活动，用户只要扫描二维码，打开活动H5界面，就可以花一块钱买下一张特殊病症人群的画作电子版。

“网络卖画”既富有文艺气息又让人觉得新颖，而通过朋友圈分享又增强了活动的社交性，这次活动历时7个小时就完成了公益项目“为艺术点亮生命”1500万的筹款目标。

此外，互联网增强了信息的透明性和反馈的及时性，为公众的善心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2017年，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了“透明化组件”，项目的善款执行进度和支出明细都出现在产品里。近年来，大多互联网募捐项目都被要求公开项目进度，部分项目还会对捐助人推送项目进展，定期在公益平台披露财务。

除了数据外，互联网公益也重视更具象的细节反馈。

在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新现镇马鞍山村，因为有了自己的手电筒，马金贵不用因为怕黑，一个人跑着去上厕所；来自新疆喀什弱视小女孩亚斯曼接受了治疗，无论是爸爸妈妈的脸还是美丽的家乡，在她眼里都不再是模糊的印象；海口市昌文湖村的奋奋正在和肿瘤作斗争，他的体重比治疗前重了3斤，身体也在慢慢恢复……在蚂蚁庄园的爱心小屋里设有爱心信箱，会不定期更新公益项目受益者的来信，这些反馈突出了善意为个人命运带来的转机，增强了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粘连，不知不觉感染公众持续投入到公益中。

受益于互联网，不仅公益项目可以通过大平台和多样的模式吸引到更多人参与，公益成效也能更加广泛、高效地传播，鼓舞大众的公益热情。

更剧烈的信任崩塌

互联网模式下的公益进展相对更透明，反馈更及时。但出现质疑时，信任的崩塌也会比以往更加剧烈。

质疑一方面来自个人筹款造假和平台审核不到位频发。

众筹平台筹款依赖熟人关系证明真实性，通过互联网传播，而筹款信息造假和平台审核的缺陷也会因社交圈的了解和互联网信息的透明而无所遁形。2019年4月，相声演员吴鹤臣突发脑出血入院，其家人发起目标100万的众筹，筹集善款近15万，而后吴鹤臣家中固定资产信息和手术费用曝光，引起了网友不满。

更有甚者伪造病情，上传资料筹款挪作他用。2016年，广东省梅州市发生“骗捐门”事件，筹款申请人因女儿患白血病通过网络慈善众筹平台向社会筹款45万元，随后申请人却被网民曝出有多处房产，并且利用筹款购买豪车。

为防止此类情况再发生，众筹平台也建立了失信筹款人黑名单，水滴筹公示的黑名单共有29人，失信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17年7月。

另一方面，互联网公益活动的管理漏洞也引来质疑。

“一元购画”活动在开始时就面临炒作嫌疑，且自活动启动后，很多网友和画家监护人都对善款用途产生歧义，以为购画款乃是捐赠给画家个人，而非捐给基金会或他人。活动结束后，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还曾被画家曹流及其家人起诉，称其未经曹流监护人授权“出售”作品，侵犯了著作权，引起了不少负面评价。

每年的“99公益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都会拿出一定的配捐金额。即网友捐出一份善款，腾讯会以按照一定的比例配额，帮网友再捐一份。但为了套取腾讯的配捐，部分公益机构用私人的钱在平台上捐给自己的项目，活生生将“公益日”变成了“抢钱日”。

2017年10月10日，腾讯发布官方消息，公布了2017年度“99公益日”活动中出现的“刷单”套捐问题核查结果，坐实了一些公益组织的造假行为：根据腾讯公益产品运营团队测试，一分钟捐赠5次以上的用户为异常用户，涉及账户数总计25244个，捐赠金额7004905元，所获得的配捐额3712025元。

公益还是生意？

归根结底，争议的出现是因为公益越了界。

水滴筹CEO沈鹏的回应中强调，有网友误把水滴筹理解成“公益组织”，他解释水滴筹“核心本质是一个免费的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工具”。众筹平台重视线下推广，是因为他们用公益收割流量，再利用流量推广自身的盈利业务，比如互助保险和第三方保险代销，以此获取利益。

这次曝光把众筹平台的商业化运作摆上了台面，所以尽管线下服务人员的酬金由公司负担，不会动用筹款，水滴筹等众筹平台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和可信赖度仍然大打折扣。因为公益可以和商业结合，可公益不能成为生意。

更多的诟病是由于公益项目在操作过程中越过了专业、道德和法律的边界。公益组织的权限、“竞争”的正当性与合理合规的执行流程等等，都是公益推进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互联网让大众能更简单地参与公益，但大众对公益的要求并不会因此降低。不辜负公众的善意，是必须坚守的底线。（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