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资深城市规划人士曾经预测，新千年将会因未来超密集、超大规模，以及大都会城市而变得更加美好。然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即使在新冠病毒来袭之前，美国人口和经济的趋势也都在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最大的城市：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在2018年都出现了人口的流失。

对于冠状病毒全世界大流行的影响，现在下判断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至少到目前为止，最大量的病例和死亡数都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地带，尤其是武汉、米兰、西雅图、马德里和纽约市。这场危机让世界重新思考固有的观念，也就是城市是人口越密集越好吗？

不幸的是，使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变得如此独特和吸引人之处，也恰恰是危险的地方。密集的人群、繁忙的公共交通、众多俱乐部，以及数不胜数的文化场所，为病原体的传播创造了完美的条件。相比之下，在爱荷华州或俄克拉荷马州等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州，感染率要低得多。卫生专业人士把这种低感染率归因于大大减少的人口拥挤程度和不必要的人为接触。

瘟疫的威胁贯穿于整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指出，城市终有一天会不可避免地遭遇病原体，而城市本身先天就是个“不健康的地方”。即使在古代的罗马、亚历山大以及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城市，瘟疫也屡屡摧毁城市人口。

就像他们的现代翻版，纽约的有钱人一样，这些古代城市的富人此时也逃到了他们在乡村的庄园，希望能在那里把最坏的日子熬过去。至于普通人，等待他们的或许只有生病或死亡。

像9/11之后的纽约一样，受到创伤的城市最终会设法治愈回归。科技可能会起到作用。过去，如果有人想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舞台上展露头角，城市就是他不得不去的地方。但是，随着网络化经济的日益发展，公司和个人可以远离传统的城市中心开展业务。

数字经济使许多年轻人和大公司转移了自己的总部。正如我主导的《核心地带展望》报道的那样，他们正在迁往更便宜的城区，像达拉斯/沃思堡、纳什维、奥斯丁、奥兰多和哥伦布。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人，包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可能会选择迁至成本较低且负担较轻的地方。如果他们有孩子，在当今许多大城市的公立学校质量和公共安全颇受诟病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会考虑搬迁。无论如何，正如一些城市主义者所言，房子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它不仅仅是是日常生活的避风港，也是工作的地方。

据GlobalWorkplaceAnalytics.com显示的数据，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受雇员工的远程工作量在过去的15年中增长了173％。而根据我合伙运营的网站NewGeography.com上的政策摘要，当大多数主要城市乘坐公交和自己驾车的人数下降时，远程办公就在增加。

远程办公为新型的分散式城市体验奠定了基础。已故的城市设计师威廉.迈克尔将其称为“由点滴组成的城市”。这不是一个通过物理空间，而是通过网络空间连接在一起的社区。它将大学校园、农庄、繁华的城市与小城镇都连接成一体。

我们最终看到的可能不是像勒·柯布西耶预言的那种玻璃摩天大楼林立，公园众多的辐射状城市，而是更接近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离散城市理论所描述的那种城市中心：向远处尽情延展的低层私人住宅群，由公路和互联网连接成一体。我们可能会因此失去那种活力四射城市的某些刺激，但也会创造出一种更安全，更快乐的生活方式。

乔尔·科特金是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的城市未来首席研究员，城市改革学院（Urban Reform Institute）执行主任，也是《核心地带展望》（Heartland Forward）高级研究员。他的下一本书《新封建制度的到来：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将于5月出版。

译者：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