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6.8个百分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最低的季度增速，也是40多年来唯一的季度负增长。因而，难免让不少国人对我国经济增速忧心忡忡。

对于这种展望，本文认为IMF对“后疫情”中国经济的预测是错的。之所以说预测错误，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种预测仅仅建立在“静态”之上,而非建立在“动态”之上。换言之，IMF仅仅将现有的中国经济趋势投射到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倘若仅仅建立在“静态”之上，其实无甚意义，一定要建立在“动态”之上方有现实的价值。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究竟有多大？

先让我们看一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究竟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现在国内的舆论界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普遍夸大此次疫情的负面效应，甚至不乏有想借机唱衰中国经济走势之不良用心；另一派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基本论调是“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大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将不会受损”等。

而本文的观点则介于这两者之间，既非唱衰中国经济，也非盲目乐观。理由如下：一、此次疫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估计会对2020年的GDP年增速下拉两个百分点左右；二、但只要决策者充分意识到此次疫情负面效应的严重性，并及时出台“重拳”之策，2020年GDP增速“保5”（5个百分点）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为何此次疫情将对2020年中国GDP增速下拉两个百分点左右呢？按照世界上历次大规模的类似“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的统计，事件一般对该国GDP增速的影响是-1%左右。当然这里指的是假设这个国家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即本文开头所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静态”预测。

然而，现在不少人都将此次“新冠”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加以比较，认为由于“非典”对中国当年经济的影响不大，所以今年的“新冠”也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大的影响。这种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究竟“非典”影响了当年中国GDP的几个百分点？我们知道2003年“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间段主要位于第二季度，而当年四个季度我国的GDP增速分别为11.1%、9.1%、10%和10%。由此可见，第二季度的GDP增速比第一和第三季度分别低2.0和0.9个百分点，即平均增速约低1.5个百分点。如果粗略地将1.5%视为“非典”的短期负面效应值，那么加上对第三和第四季度的负面影响，-1.3%的全年效应只会多不会少。

关于此次新冠疫情对2020年我国GDP的影响，经过计算估计约为-2%。一则，新冠病毒的R值高达近3（2.90和2.92），表明平均每个新冠病毒携带者要传染近三个人，远高于“非典”R值的1.77和1.85。二则，“非典”当时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是广东和北京，而“新冠”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湖北、浙江、广东；范围比前者要广，尤其是长三角也被涵盖了进去。换言之，中国当今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此次均遭“沦陷”。三则，坦诚地讲，中国的经贸环境已经不如从前，尤其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尽管中美第一阶段协定的签署对中国的外贸形势有所缓和，但中国的整体外贸环境依旧不容乐观。

当下GDP年增速至少要达到多少？

与十七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不但GDP的构成权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第三产业已经上升了22个百分点，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当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飞速增长期，即我们常说的“10个百分点的GDP增速我们都觉得慢”的时代；而如今我国的经济总量是当年的854.7%，GDP总体增速放缓是自然规律，最近几年国家从“保7”（7个百分点）到“保6”（6个百分点）即是明证。

如此这般，在GDP高速增长的时代并不明显的一两个百分点，到了稳步增长（即官方称之为的“中高速增长”）期的今天就会颇为明显。按可比价格计算，2019年GDP比2018年增长了6.1%。假设还是按照去年的6.1%计算，2.0%的负面效应值在2020年全年GDP增速中的占比高达近三分之一。

在此，本文认为GDP“保6”应为我国这几年的国策。一个原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尚处于需要高增速的发展层面。另一个原由是，坦诚地讲，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中，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拘于各种现实条件所限，我国在政治改革上的步伐要慢一些。另外，在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尚有不少的欠缺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确保国家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才能让人“忽视”未能及时改革的欠缺领域，进而可以起到确保整个社会和谐稳定之功效。

那么，我国民众这几年对GDP年均增速的心理“临界点”究竟是多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认为是6个百分点。换言之，在没有疫情的常规状态下，一旦2020年的GDP增速低于6个百分点，中国社会极有可能出现不稳定因素。鉴于今年“新冠”疫情这个“天灾”，可以将民众对今年GDP增速的心理“临界点”略微下调至5%。

当然，本文在此并非建议政府采取“鸵鸟政策”，而是在经济增速与深度改革姑且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快速的经济增长是确保社会的整体稳定并为日后开展政治及民生改革做好铺垫的良策。

究竟该如何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此次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呢？常规的财政支持政策例如减免税收、增加贷款、延迟还贷等，以及具体的外贸支持和就业扶持等政策，还有效仿欧美国家直接给民众发放“普遍收入”的普惠制做法，和现在大谈特谈的“新基建”拉动之策，都已有诸多论述，就不在此赘述。本文谨提出如下两点建言，即尽快松绑以“高端商品房”为代表的房地产市场，并加大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

1. 尽快松绑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高端商品房”市场

当前，不少人对楼市的认识有所偏差，总以为楼市放开就会乱。其实，我们称之为的房地产，可以分为“商品房”、“经适房”和“保障房”等类型。国家只要掌控好“保障房”、“经适房”和“中低端商品房”，以确保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可售亦可租）。至于“高端商品房”市场，完全可以放开，至少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加以松绑。

理由也很简单：能够购买得起高端商品房的人，多为经济实力雄厚者，而且多为拥有多套住宅者。既然如此，高端商品房就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交由市场来决定，而无需依旧由政府（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事无巨细地操控。这个时候交由“无形之手”来做，远比捏在“有形之手”中要强许多。

尽快松绑高端商品房市场，能很快实现“货币回笼”的目标。回笼货币数量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在当今之中国，除了房地产别无他选。而本文之所以强烈建言动用“高端商品房”这个工具，是因为新冠疫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亟需用资金来弥补；而弥补又不能完全依靠新印货币，那样会造成更大的通胀（去年下半年部分产品的涨价幅度已高）。换言之，其实在国家内有新冠疫情、外有贸易战之际，政府决策者能够选择的工具其实并不多，而房地产尤其是高端商品房市场，是其中一个现实的、有效的和快速的政策工具。

2.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除了楼市，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新冠疫情之后，国家将亟需大型项目来拉动经济，包括创造就业、上下游的产业链激活、税收等。

而在大型的基建中，“高铁时代”基本已经过去，之前几十年的快速建设给高铁需求空缺留得并不多了；机场建设的状况，也基本类似。而前些年此起彼伏的各类“工业开发区”、“创业园”、“自贸区”、“免税区”等项目，收效也是褒贬不一。不少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前开工的项目，依旧在“烂尾”之中。而当下热议的“新基建”尚处于探索阶段，不可孤注一掷。所以纵观各个行业，还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具有大的潜力。

尤其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的造价，平均在2-3亿元/公里。例如一个城市20公里的管廊项目，按均价2.5亿元/公里计，该项目的造价就已经达50亿元。一万亿元，也只需2,000多公里的管廊即可。2,000多公里的管廊是什么概念？例如法国的首都巴黎这个比北京小的城市，都已经建有2,000多公里的管廊。可见我们国家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上的潜力有多大。

当然，无论是快速放开我国的高端商品房市场，抑或加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尽管对今年乃至之后数年我国的GDP增速确保有加，但毕竟只是“增长经济学”中的两个单一经济增长变量。如同任何“猛药”一样，本文建言的两大政策工具，也只是在当下国内发生疫情和国外贸易壁垒等不利局势下的救急之策。其副作用自然也存在，而对这两大政策工具副作用的有效预防与实时应对能否成功，才是这两大工具最终能否实现利大于弊的关键所在。（财富中文网）

注：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财富中文网立场。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金融学）教授，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法国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