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美国又有6个州允许商家恢复营业,另外21个州此前已经开始解除一系列旨在遏制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
在国际上,意大利从5月4日开始进入复工复产的第二阶段,而法国也计划在下周解除严格的社交距离规定,并允许学校复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普遍认为,持续封锁的经济代价,超过了疫情再度爆发可能带来的生命危险。在这方面,没有人比美国总统特朗普喊得更响亮:“我们不能让应对措施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但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英国政府在4月底延长了禁足令,并宣称这不仅仅是为了拯救生命,也是为了拯救生计:延长封锁将降低第二波疫情爆发的几率,从而使经济免受更具毁灭性的打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一项分阶段复工复产计划。
经济学家怎么说
哪一派决策者做得对?迄今为止,针对各种疫情应对措施的政策成本进行建模研究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站在了英国人这一边。他们的结论是,延长封锁不仅可以救命,而且从长远来看对经济也更有利。
但这里暗藏着一个问题。
就像经济学研究的常见情形一样,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内含的假设。而其中一些假设——比如对政府准确监测感染率的能力,或者对工人和消费者行为的假设——可能是不正确的。
也有少数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封锁都不对,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太大,而且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也不见得能拯救多少生命。此外,他们认为社交距离政策没必要那么严苛,瑞典的做法就挺好,更接近理想状态。
这场争论爆发的原因之一是,对于像新冠疫情这种旷世危机,目前还没有多少关于封锁政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流行病学模型怎么说
巴西圣保罗经济学院教授伊曼纽尔•奥内拉斯表示,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是在过去六周才开始研读流行病学模型,并尝试将其纳入自己的经济预测的。
唯一一个受到经济学家关注的类似事件是始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这些研究获得的一大教训是,时机至关重要:一些城市的社交距离措施实施得太晚,其经济遭受重创,但死亡人数几乎没有减少。
另一大教训是,较早解除社交距离措施的城市几乎总是会爆发第二波感染高峰。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艾肯鲍姆解释说,这是因为封锁措施固然抑制了疫情,但它通常不会将感染率降低到完全消失的水平。一旦封锁解除,感染人数又会迅速攀升。
艾肯鲍姆说,即使不重新实施遏制措施,第二波疫情也会损害经济活动,这不仅是因为更多的人生病,乃至死亡,还因为人们再也不敢外出工作、购物。
在一篇工作论文中,艾森鲍姆和西北大学同事塞尔吉奥·雷贝洛、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马蒂亚斯·特拉班特模拟了各种封锁场景。根据他们的研究,在消费激增17%的推动下,提前终结遏制政策最初会显著提振经济。但这种繁荣也会造成感染病例飙升,很快就使经济陷入“第二次持续衰退”。
“过早放弃遏制政策只会带来暂时的消费增长,而不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此外,这篇论文写道,“可悲的是,放弃遏制政策将导致死于这种传染病的总人数大幅上升。”
一个最复杂的模型显示,对于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在疫情爆发12周后解除社交距离限制,将额外导致50万人丧生。相比之下,艾肯鲍姆给出的最优政策选项是:遏制措施随着感染人数增加而逐步收紧。在疫情高峰期,封锁政策无疑会带来一些痛苦。最明显的是,在疫情爆发的第32周,限制措施将导致消费和商业开支暴跌76%。但随着感染人数减少,这种影响会逐步减轻。
艾肯鲍姆指出,过早放松社交距离限制,还会诱发另一个大问题。如果传染病卷土重来,政府很可能再次实施社交距离限制,如此一来,“决策者的公信力将严重受损,这会酿成一种额外的衰退效应,因为从那时起,即使政府再怎么言之凿凿地宣称重返工作岗位绝对安全无虞,公众也不会相信。”
在另一篇论文中,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柏林威万特斯医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一个绝非琐碎的研究结果是,如果遏制措施没有随着感染率下降而放松,强有力的抑制策略会导致总成本降低。”作者写道,“作为一种短期的应对策略,遏制措施随着新增感染病例下降而放松,很可能会进一步延长疫情期。”换句话说,这种传染病及其造成的经济痛苦将会持续下去。
这项研究的一个关键洞见是,要想产生最好的总体结果,决策者就需要致力于减少整个疫情期间的病例总数,而不是寻求将当前的感染率降到某个阈值以下。
艾肯鲍姆的研究表明,逐步加强限制,在感染最严重时祭出最严格的封锁,然后逐步放宽,是一种效果相对不错的应对策略。但还有更好的政策,也就是他所称的“聪明的遏制”。它需要根据感染情况为不同人群制定不同政策。比如,严格隔离目前的感染者,允许康复患者恢复正常活动。这有点类似于英国和德国据说正在酝酿颁发的“免疫通行证”。
奥内拉斯表示,放松限制不应该均等地应用于所有行业。最好首先从那些有望产生最大经济影响,能够提振消费和就业,有助于特定地区最大程度减少感染风险的部门开始。一些地区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试想一下,一个消费和就业都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地区,显然比另一个主要依靠几家大型工厂的地区更加难以重启经济,因为工厂可能只要采取一定的社交距离措施,就能复工复产。
艾肯鲍姆指出,为不同行业制定不同规则的想法,在经济上是有道理的,但也很容易引发“道德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一些有幸在某些行业工作的居民将免受进一步的经济痛苦,而另一些人可能会被迫破产。
检测的重要性
在所有这些模型中,最大的假设是政府对真实感染率的了解程度还算靠谱,并基于这一信息来适时调整社交距离政策的限制级别和存续时间。但这需要广泛而准确的检测。考虑到大量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这一点尤其重要。
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美英法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始终不具备足够的检测能力。按照艾肯鲍姆的说法,只有随机检测才能为决策者提供足够的洞察力,进而制定出对经济损害最小的限制政策,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个能耐。
即使检测机制非常强大的国家,也很难实现经济学家设想的那种适时政策调整。德国是世界上检测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每周能够对多达80万人进行核酸检测。然而,就在两周前放松封锁,允许大量小企业重新运营之后,德国的“基本传染数”(该指标简称RO,旨在衡量每个感染者把病毒传染给多少个其他人的平均数)再次回升,从0.7恢复到接近1。一旦RO值达到1,就说明疫情又开始蔓延。这迫使德国政府推迟了学校复课计划。
封锁政策的危险
封锁措施只会对传染病起到抑制作用,一旦解禁,病毒很可能卷土重来。有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公开质疑这种以巨额经济损失作为代价来实施严格限制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不值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家亚历克西斯·阿基拉·托达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可能认为我疯了,但无论我怎样分析和应用这些模型,我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大多数国家目前采取的封锁政策可能是错的。”他说。
托达说,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终结这场疫情的唯一方法是让足够多的人感染病毒,随后康复并产生免疫力,以促使RO值自然下降到1以下。他说,关键是要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同时重点保护好最有可能发展为重症的老年人和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各年龄段人群,并防止卫生系统陷于崩溃。这跟瑞典正在推行的群体免疫战略颇为相似。事实上,英国也曾考虑过这一战略,直到新数据显示其卫生系统不太可能应对如此多病例的冲击。
托达指出,出于拯救卫生系统的目的,在疫情爆发期间的某个时刻或许有必要实施严格封锁,但他随即补充说,要想让经济免受不必要的损害,最严苛的封锁只应该在疫情接近高峰时实施。在他看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的许多州在内,封锁措施实施得太早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托达认为只要简单地公布一下特定地区的感染水平,就可以把社交距离政策的诸多好处落到实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受到的损害。
在感染率高的地方,由于害怕感染病毒,人们会主动宅在家里,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更不会去拥挤的酒吧和餐厅凑热闹。而其他地方的居民则照常上班。这意味着经济活动不会像整个地区、整个州或整个国家全面封锁期间那样受到严重抑制。
不过,要想产生最佳效果,这项政策同样需要仰仗有效的检测机制。唯如此,政府才能准确公布不同地区的真实感染率。
所有经济学家达成的一项共识是:除了非常小的国家,坚持全国一盘棋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应该把决策权更多地留给地方政府,让每个城市或地区根据当地的感染水平制定政策。”托达说。(财富中文网)
译者:任文科
5月4日,美国又有6个州允许商家恢复营业,另外21个州此前已经开始解除一系列旨在遏制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
在国际上,意大利从5月4日开始进入复工复产的第二阶段,而法国也计划在下周解除严格的社交距离规定,并允许学校复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普遍认为,持续封锁的经济代价,超过了疫情再度爆发可能带来的生命危险。在这方面,没有人比美国总统特朗普喊得更响亮:“我们不能让应对措施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但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英国政府在4月底延长了禁足令,并宣称这不仅仅是为了拯救生命,也是为了拯救生计:延长封锁将降低第二波疫情爆发的几率,从而使经济免受更具毁灭性的打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一项分阶段复工复产计划。
经济学家怎么说
哪一派决策者做得对?迄今为止,针对各种疫情应对措施的政策成本进行建模研究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站在了英国人这一边。他们的结论是,延长封锁不仅可以救命,而且从长远来看对经济也更有利。
但这里暗藏着一个问题。
就像经济学研究的常见情形一样,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内含的假设。而其中一些假设——比如对政府准确监测感染率的能力,或者对工人和消费者行为的假设——可能是不正确的。
也有少数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封锁都不对,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太大,而且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也不见得能拯救多少生命。此外,他们认为社交距离政策没必要那么严苛,瑞典的做法就挺好,更接近理想状态。
这场争论爆发的原因之一是,对于像新冠疫情这种旷世危机,目前还没有多少关于封锁政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流行病学模型怎么说
巴西圣保罗经济学院教授伊曼纽尔•奥内拉斯表示,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是在过去六周才开始研读流行病学模型,并尝试将其纳入自己的经济预测的。
唯一一个受到经济学家关注的类似事件是始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这些研究获得的一大教训是,时机至关重要:一些城市的社交距离措施实施得太晚,其经济遭受重创,但死亡人数几乎没有减少。
另一大教训是,较早解除社交距离措施的城市几乎总是会爆发第二波感染高峰。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艾肯鲍姆解释说,这是因为封锁措施固然抑制了疫情,但它通常不会将感染率降低到完全消失的水平。一旦封锁解除,感染人数又会迅速攀升。
艾肯鲍姆说,即使不重新实施遏制措施,第二波疫情也会损害经济活动,这不仅是因为更多的人生病,乃至死亡,还因为人们再也不敢外出工作、购物。
在一篇工作论文中,艾森鲍姆和西北大学同事塞尔吉奥·雷贝洛、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马蒂亚斯·特拉班特模拟了各种封锁场景。根据他们的研究,在消费激增17%的推动下,提前终结遏制政策最初会显著提振经济。但这种繁荣也会造成感染病例飙升,很快就使经济陷入“第二次持续衰退”。
“过早放弃遏制政策只会带来暂时的消费增长,而不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此外,这篇论文写道,“可悲的是,放弃遏制政策将导致死于这种传染病的总人数大幅上升。”
一个最复杂的模型显示,对于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在疫情爆发12周后解除社交距离限制,将额外导致50万人丧生。相比之下,艾肯鲍姆给出的最优政策选项是:遏制措施随着感染人数增加而逐步收紧。在疫情高峰期,封锁政策无疑会带来一些痛苦。最明显的是,在疫情爆发的第32周,限制措施将导致消费和商业开支暴跌76%。但随着感染人数减少,这种影响会逐步减轻。
艾肯鲍姆指出,过早放松社交距离限制,还会诱发另一个大问题。如果传染病卷土重来,政府很可能再次实施社交距离限制,如此一来,“决策者的公信力将严重受损,这会酿成一种额外的衰退效应,因为从那时起,即使政府再怎么言之凿凿地宣称重返工作岗位绝对安全无虞,公众也不会相信。”
在另一篇论文中,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柏林威万特斯医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一个绝非琐碎的研究结果是,如果遏制措施没有随着感染率下降而放松,强有力的抑制策略会导致总成本降低。”作者写道,“作为一种短期的应对策略,遏制措施随着新增感染病例下降而放松,很可能会进一步延长疫情期。”换句话说,这种传染病及其造成的经济痛苦将会持续下去。
这项研究的一个关键洞见是,要想产生最好的总体结果,决策者就需要致力于减少整个疫情期间的病例总数,而不是寻求将当前的感染率降到某个阈值以下。
艾肯鲍姆的研究表明,逐步加强限制,在感染最严重时祭出最严格的封锁,然后逐步放宽,是一种效果相对不错的应对策略。但还有更好的政策,也就是他所称的“聪明的遏制”。它需要根据感染情况为不同人群制定不同政策。比如,严格隔离目前的感染者,允许康复患者恢复正常活动。这有点类似于英国和德国据说正在酝酿颁发的“免疫通行证”。
奥内拉斯表示,放松限制不应该均等地应用于所有行业。最好首先从那些有望产生最大经济影响,能够提振消费和就业,有助于特定地区最大程度减少感染风险的部门开始。一些地区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试想一下,一个消费和就业都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地区,显然比另一个主要依靠几家大型工厂的地区更加难以重启经济,因为工厂可能只要采取一定的社交距离措施,就能复工复产。
艾肯鲍姆指出,为不同行业制定不同规则的想法,在经济上是有道理的,但也很容易引发“道德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一些有幸在某些行业工作的居民将免受进一步的经济痛苦,而另一些人可能会被迫破产。
检测的重要性
在所有这些模型中,最大的假设是政府对真实感染率的了解程度还算靠谱,并基于这一信息来适时调整社交距离政策的限制级别和存续时间。但这需要广泛而准确的检测。考虑到大量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这一点尤其重要。
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美英法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始终不具备足够的检测能力。按照艾肯鲍姆的说法,只有随机检测才能为决策者提供足够的洞察力,进而制定出对经济损害最小的限制政策,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个能耐。
即使检测机制非常强大的国家,也很难实现经济学家设想的那种适时政策调整。德国是世界上检测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每周能够对多达80万人进行核酸检测。然而,就在两周前放松封锁,允许大量小企业重新运营之后,德国的“基本传染数”(该指标简称RO,旨在衡量每个感染者把病毒传染给多少个其他人的平均数)再次回升,从0.7恢复到接近1。一旦RO值达到1,就说明疫情又开始蔓延。这迫使德国政府推迟了学校复课计划。
封锁政策的危险
封锁措施只会对传染病起到抑制作用,一旦解禁,病毒很可能卷土重来。有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公开质疑这种以巨额经济损失作为代价来实施严格限制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不值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家亚历克西斯·阿基拉·托达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可能认为我疯了,但无论我怎样分析和应用这些模型,我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大多数国家目前采取的封锁政策可能是错的。”他说。
托达说,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终结这场疫情的唯一方法是让足够多的人感染病毒,随后康复并产生免疫力,以促使RO值自然下降到1以下。他说,关键是要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同时重点保护好最有可能发展为重症的老年人和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各年龄段人群,并防止卫生系统陷于崩溃。这跟瑞典正在推行的群体免疫战略颇为相似。事实上,英国也曾考虑过这一战略,直到新数据显示其卫生系统不太可能应对如此多病例的冲击。
托达指出,出于拯救卫生系统的目的,在疫情爆发期间的某个时刻或许有必要实施严格封锁,但他随即补充说,要想让经济免受不必要的损害,最严苛的封锁只应该在疫情接近高峰时实施。在他看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的许多州在内,封锁措施实施得太早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托达认为只要简单地公布一下特定地区的感染水平,就可以把社交距离政策的诸多好处落到实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受到的损害。
在感染率高的地方,由于害怕感染病毒,人们会主动宅在家里,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更不会去拥挤的酒吧和餐厅凑热闹。而其他地方的居民则照常上班。这意味着经济活动不会像整个地区、整个州或整个国家全面封锁期间那样受到严重抑制。
不过,要想产生最佳效果,这项政策同样需要仰仗有效的检测机制。唯如此,政府才能准确公布不同地区的真实感染率。
所有经济学家达成的一项共识是:除了非常小的国家,坚持全国一盘棋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应该把决策权更多地留给地方政府,让每个城市或地区根据当地的感染水平制定政策。”托达说。(财富中文网)
译者:任文科
Today, six U.S. states will allow business to resume, joining 21 others that have already begun lifting restrictions put in place to contai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ternationally, Italy begins phase two of its reopening today and next week France will lift its strict social distancing rules and allow schools to resume. Politicians from these places have generally argued the economic cost of an ongoing lockdown outweighed the risk to lives that a resurgent epidemic might pose. Few louder tha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s cautioned that “we can’t have the cure b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Elsewhere, though, politicians have made the exact opposite argument: Wh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xtended its lockdown in late April, it said it was doing so not just to save lives, but to save livelihoods too: that extending the lockdown would reduce the chances of a second peak that would prove even more economically devastating. U.K.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has said he will only unveil a plan for a phased reopening the country’s economy later this week.
What the economists say
Which set of policymakers is right? So far, most economists who have modeled the costs of various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side with the British: that an extended lockdown saves lives and is better for the economy in the long-run.
But, there’s a catch.
As always with economics, much depends on the assumptions built into the models. And some of these assumptions—about government’s ability to monitor infection rates accurately and about the behavior of workers and consumers—may be incorrect.
There’s also a vocal minority of economists who argue any lockdown is a mistake: it devastates the economy in exchange for very little benefit in terms of lives saved in the long-run. Moreover, they argue a more limited set of social distancing policies, such as those being pursued in Sweden, is closer to the ideal policy.
The debate stems in part from the fact that, given how unprecedented the situation is, there isn’t much established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s of lockdown policies.
What the epidemiological models say
Emanuel Ornelas, a professor at the Sao Paolo School of Economics in Brazil, says most economists have only in the past six weeks started to learn about epidemiological models and how to incorporate them into their own economic forecasts.
The only similar event that has received any scrutiny from economists is the Spanish Flu pandemic, which began in 1918. One of the lessons of those studies is that timing is crucial: cities that imposed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too late suffered economic pain, but saw little reduction in deaths.
Another lesson is that cities that lift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early, almost always faced a second wave of infections, says Martin Eichenbaum,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th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Evanston, Illinois. That’s because while lockdowns suppress the epidemic, they don’t usually reduce the infection rate to levels where it dies out completely. As soon as restrictions are lifted, infections climb rapidly again.
This second peak harms economic activity, even if containment measures are not reimposed, Eichenbaum says, both because more people become sick and die, but also because people become afraid to work and shop.
In a working paper Eichenbaum co-authored with fellow Northwestern economist Sergio Rebelo, and Mathias Trabandt, a professor at 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the researchers modeled various lockdown scenarios. In their research, an early end to containment policies initially brings about a big economic boost, driven by a 17% surge in consumption. But this boom also results in a jump in infections that soon plunges the economy into “a second, persistent recession.”
“Prematurely abandoning containment brings about a temporary rise in consumption but no long-lasting economic benefits,” the researchers write. In addition, “tragically, abandonment leads to a substantial ris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deaths caused by the epidemic.”
In Eichebaum’s most sophisticated model, for a country the size of the United States, lifting social distancing restrictions 12 weeks into an epidemic would cost 500,000 additional lives. Compare that to Eichenbaum's more optimal policy decision: gradually ramping up containment measures as infections rise. At the peak, restrictions imposed would inflict some pain—most notably, by reducing consumer and business consumption by 76% at week 32—but then the impact would gradually ease as infections wane.
Eichenbaum says there is also another big problem with relaxing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too soon. If infections come surging back, requiring that social distancing be reimposed, “trust in policymakers is eroded, and then you get an added recessionary effect because the public from then on refuses to trust the government that it is actually safe to go back to work.”
Another paper by researchers from Goethe University in Frankfurt, Vivantes Hospital in Berlin,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comes to a similar conclusion. “A non-trivial outcome of our study is that strong suppression strategies lead to lower total costs…when containment efforts are not relaxed with falling infection rates,” the authors write. “A short-term control approach of softening containment with falling numbers of new cases is likely to lead to a prolonged endemic period.” In other words, the illness, and its attendant economic pain, will continue.
One key insight of this study was that the best overall results came when policymakers tried to reduce the overall number of cases across the entire span of the epidemic, rather than simply trying to drive down the current rate of infection below a certain threshold.
Eichenbaum’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a gradual ramping up of restrictions, culminating in a very strict lockdown at the height of the infection, followed by a very gradual easing of restrictions, worked relatively well. But there was an even better policy, which he calls “smart containment.” This involves setting policies for different people based on infection status—those currently infected would need to be strictly quarantined, while those who have been infected, but recovered from the virus, are allowed to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This is similar to the “immunity passport” idea that the U.K. and Germany have reportedly toyed with.
Ornelas says the easing of restrictions should not apply to all industries equally. He says it is better to start with those sectors that have the biggest economic impact, for both consumption and employment, for a given geography to achieve the smallest possible health impact. In some places, this may be easier than others: for instance, a location where tour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y—critical for both consumption and wages — will have a harder time reviving the economy than one dependent on the operation of a few large factories that might be able to resume operation with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in place.
Eichenbaum says the idea of different rule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makes economic sense but raises “ethical issues,” since it means citizens lucky enough to work in some sectors will be spared further financial pain, while others may be forced into bankruptcy.
The importance of testing
In all these models, the biggest assumptions are that government actually has a decent view of infection rates that it can use to calibrate the severity and duration of social distancing restrictions. But that requires extensive and accurate testing.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when so many infected people may be asymptomatic, as they seem to be with the coronavirus.
Unfortunately, that’s not the reality we live in. The U.S. and the U.K, as well as France and several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struggled to put enough testing in place. Most countries don'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conduct the sort of randomized testing that Eichenbaum says would provide policymakers with enough insights to set the least economic damaging policies.
Even countries with very strong testing regimes are struggling to achieve the kind of careful policy calibration that the economists assume is possible. Germany has one of the best testing regimes in the world, with the capacity to swab as many 800,000 people each week. Yet, after it began easing lockdown measures two weeks ago, allowing many small businesses to reopen, it found its reproduction number—a metric for the average number of other people each infected person passes the virus on to—shot back up, going from 0.7 to about 1, the point at which the epidemic begins to grow again. That has prompted the country to postpone plans to reopen schools.
The danger of lockdown policies
Given that lockdowns only suppress an epidemic and that the virus is likely to come roaring back once they are lifted, a few economists question whether strict restrictions are actually worth the economic damage they cause. Alexis Akira Toda, an econo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is one of them. “People might think I’m crazy, but I am thinking through models and playing with these models and I always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the current lockdown policies in most countries are probably wrong,” he says.
Toda says that, without a vaccine, the only way to end the epidemic is for enough people to become infected, recover and develop immunity that the transmission rate, the R, naturally drops below 1. The trick, Toda says, is to allow that to happen while shielding the people who are most likely to become severely ill—the elderly and those with pre-existing health conditions—and preventing the health system from being overwhelmed. This is similar to the herd immunity strategy that Sweden is pursuing and which the U.K. considered until new data showed its health system was unlikely to be able to cope with the case load.
To save the health system, Toda says, a strict lockdown might be necessary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epidemic, but he says to avoid needless damage to the economy, the most stringent lockdown should only be put in place when the epidemic is nearing its peak. He say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many U.S. states, lockdowns were put in place far too early.
Even more surprisingly, Toda says that many of the beneficial aspects of social distancing policies can be achieved with less damage to the economy by simply publicizing the level of infection in a given area.
In places with high infection rates, people will voluntarily stay home, avoid public transport and shun crowded bars and restaurants out of fear of catching the virus. Elsewhere, they will go to work as normal. That means economic activity won’t be as severely depressed as it is during mandatory lockdowns that cover entire regions, states or countries.
But again, this policy works best if there’s an effective testing regime, so government can publicize accurate infection rates for different areas.
All of the economists agree on one thing: except for very small countries, setting national policies probably doesn't make sense. “It should be decided at more local level, with each city or region setting a policy based on the level of infection in that area," Toda s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