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容易被忽视的话题终于摆在了公众视野面前。

昨日，《人物》杂志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揭示了一个真相：外卖骑手们在成就诸如美团、饿了么这样超级平台同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如今美团公司的市值达到惊人的1.37万亿港币，成为中国市值排名第三的互联网公司，仅次于阿里巴巴和腾讯。阿里巴巴在2018年收购饿了么的价格为95亿美元。

硬币的另一面是，在《人物》的文章中提供了一组数据：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这座城市，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美团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

这让人想起一种观点与反思。不久前，在一次《财富》（中文版）的活动中，中欧商学院的龚焱教授提出一个观点：不要预设技术带来的变革一定都是优质的，在技术之外，一切变革都有可能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效率快速跃升的社会，这种跃升是由技术和商业模式组合完成的结果。

朴素来看，在线下渠道为王的时代，商业的周期以“周”为结算单位；电子商务崛起之后，阿里巴巴、京东的平台服务快速跃升为以“日”为计算周期；在外卖、配送服务崛起后，以“分钟”为计算周期商业模式正式成立；更短的商业周期是以“秒”为单位的短视频模式。

与之对应的是，每次效率的提升都需要付出社会成本。

电子商务初期，一度假货在淘宝等平台泛滥；分享经济的典型代表滴滴，则在顺风车的运营过程中，甚至付出了乘客生命的代价；而现在外卖骑手们给社会带来的压力测试则是，越来越缩短的配送时间一方面增加了骑手们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也让用户更加缺乏耐心。

对于外卖骑手与平台的关系，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外卖的生死时速本来就是用户驱动，平台无责；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平台获得了商业利益，由此，对于由于平台产生的一切结果均应负责。

如果跳出对于平台的讨论，一个更大的话题则是：究竟是什么能够减少、甚至战胜由于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成本损失？

唯一的答案可能是企业的价值观。

2015年12月，当阿里巴巴集团组建平台治理部，并任命郑俊芳担任首席平台治理官时，很多人依然抱有怀疑态度。此后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

滴滴则在发生顺风车事件后，程维和柳青共同发布公开信，表示“滴滴不再以规模和增长作为公司发展的衡量尺度，而是以安全作为核心的考核指标，组织和资源全力向安全和客服体系倾斜。”

今日晚间，美团发布声明称：没做好就是没做好，没有借口，系统的问题，终究需要系统背后的人来解决。

本质上，对外卖骑手和平台的讨论，最终回到对于算法、技术是否拥有价值观的讨论。一位投资人的评论是，巨大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当然应该拥有价值观，并且这种价值观对应的是技术让社会更加美好的目标。

如此看来，技术公司更需要一个相对高尚的价值观。（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