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个关于“自毁形象”的企业榜单,阿斯利康应该会位列其中:在损害自己名誉的这条道路上,阿斯利康正无法自遏地走向不归路。
在研制新冠疫苗的过程中,每当这家制药巨头快要逼近胜利时,它都能够“成功地”把荣耀扭转成耻辱。而且阿斯利康所犯下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源于它自己。
最新的事件发生在3月22日,阿斯利康宣布了公众期待已久的其在美国、秘鲁和智利进行的大规模临床试验的结果。该公司表示,在对3.25万样本进行研究之后,初步分析显示,其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方面的有效性为79%。
但在3月23日凌晨,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极不寻常的声明,称阿斯利康可能使用了“过时的信息”,“对有效性数据的分析不甚完整”。
研究所表示,该声明基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一个独立医学专家小组的发现。该小组负责协助监督阿斯利康的试验,其告知研究院称,阿斯利康在3月22日的新闻稿中使用的数字存在问题。
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公司信件副本显示,这名为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的独立委员会所使用的措辞十分直白、赤裸。
“董事会很清楚,……他们所选择披露的疫苗有效性的数字是对他们最有利的,而不是最新的最完整的。这一决定会削弱公众对其过程科学性的信任。”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称。
信中指出,最新数据显示其疫苗有效性在69%到74%之间。阿斯利康知道这一点,但还是选择公布之前79%的数据。
对此,阿斯利康称,公告中披露的数字基于其“预先指定的”截止日期:2月17日。该公司还表示,其他最新结果与他们在3月22日所公布的“相一致”,“目前正在进行对统计分析的确认”,并正在与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商谈,与他们分享对最新数据的分析,结果将在48小时内公布。
阿斯利康的行为迅速招致了一些评论人士的谴责,称其数据乱局的出现不可原谅。
著名医疗事务评论员、心脏病专家埃里克·托波尔在推特上称,阿斯利康对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声明的回应是“不可接受的”。托波尔认为,阿斯利康清楚地知道最新的数据意味着什么,“不需要花48小时来搞清楚”。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负责人安东尼·福奇告诉《华盛顿邮报》,他对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的担忧感到“震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斯利康的疫苗可能本身效果不错,但这类丑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我认为疫苗是无辜的。”福奇说。
在疫苗研发进程中,阿斯利康的每次失误都是状况百出,但贯穿种种失误,主线却很明晰:公众认为,阿斯利康不够透明。阿斯利康面临的信誉危机日益严重,严重削弱了人们对其疫苗的信心,而世界上的许多人仍然在依赖阿斯利康的疫苗,寄希望于以此结束疫情。
数字不明
在此事之前,阿斯利康就已经被“抓包”过,在新闻稿中隐藏疫苗数据,让其看上去更有效。
2020年11月23日,当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宣布,其在英国和巴西临床试验的初步结果时,新闻稿宣称对有症状的新冠病毒有70.4%的疗效。12月8日,其发表了一份更全面的分析报告,重申了这一数字。
但是,这一数字仅是使用“混合”平均数得出的,其中包括了接受完整两剂的大组(有效性为62.1%),以及一开始只注射了半剂的小组(有效性为90%)。
其中,这个半剂的小组只包括了55岁以下的样本。这意味着,除了样本量较小之外,90%的高有效性可能无法代表该疫苗在一般人群中的表现——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新冠病毒对老年人而言最为凶险。
阿斯利康似乎已经尽力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有效性数字,使其疫苗可以成功达到与辉瑞和Moderna疫苗比肩的状态。
辉瑞和Moderna都报告了近95%的疫苗有效性,而且都使用mRNA技术。而阿斯利康的疫苗则是基于黑猩猩病毒进行修改,使其携带指令进入人体,复制病毒的刺突蛋白,引发免疫反应。
尽管医学专家和记者们试图厘清部分试验参与者最初被注射了半剂疫苗的原因,情况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疫苗“背后”的人们,也试图合理化当时发生的一切。
阿斯利康生物制药研发部门的负责人梅内·潘加洛斯告诉媒体,半剂量是一个“有用的错误”,是测量错误的结果。但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苏博科告诉彭博社:“这不是一个错误。”
开发疫苗的两位牛津大学科学家莎拉·吉尔伯特和阿德里安·希尔也都告诉媒体:“没有错误。”吉尔伯特告诉《金融时报》:“并没有在剂量上出差错”;希尔告诉路透社,牛津大学的研究小组在给他们注射半剂量时并不知情——这一说法“完全错误”。
几周后,一个更完整的故事浮现:在英国的临床试验中,牛津大学用于验证合同制造商为其生产的剂量中黑猩猩病毒颗粒数量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牛津大学的方法之下,检测结果显示,每只瓶子里的病毒颗粒数量是应有数量的两倍——而制造商使用不同的方法,他们自己的检测结果显示,瓶子里的病毒颗粒数量是正确的。
当时牛津大学还不能够确定哪种测量方法是正确的,又不想推迟试验,因此,其得到了英国医疗监管机构的许可,只给志愿者使用该批疫苗的一半剂量。至于为什么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没有在一开始就解释明白这一切,目前还不太清楚。
关于“半剂量试验”的透明性问题甚至还不止这些。
路透社报道说,尽管牛津大学已经告知了开展临床试验的医生这一问题,并说这是研究计划的变更,英国医疗监管机构也已经获悉,却并未告知试验对象本人接种剂量的变化。
杜伦大学法学院的医疗法教授艾玛·凯夫说:“如果给志愿者注射的剂量变化实际上是由于失误导致,却对外宣称这是研究计划的变更,可能会违背信任的原则。”
出现接种剂量的错误,阿斯利康为其疫苗争取美国批准的努力可能就付诸东流——这可能会让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批准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时,更加不会认可在美国以外展开的临床试验结果。
而阿斯利康在美国的临床试验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计划,还有另一个问题——该公司早前似乎并没有如实向外界汇报他们的进展。
9月初,英国的一名志愿者在试验中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由于这中间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阿斯利康叫停了全球的临床试验。但它最初并未公开披露试验暂停的情况,直到医学新闻网站STAT News的记者爆出这起事故后才承认。
更糟糕的是,该公司并未将自己的试验由于安全问题而暂停的情况告知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STAT News的报道称,这说明阿斯利康完全无视了监管机构的规定。为了调查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而叫停临床试验是常规做法,而且通常不会公开宣布。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还给了研究人员7天时间,让他们一旦发现有严重安全事故的隐患,就要及时报告。
但阿斯利康应该已经意识到,对外宣称“无事发生”的公关策略并不会减少人们对它的关注。疫情之下,全世界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疫苗竞赛中,而阿斯利康似乎是这场竞赛早期的领跑者。
更重要的是,世界对阿斯利康疫苗的依赖程度尤其高:因为它可以在常规的冷藏温度下保存,而且价格便宜。因此,该公司的疫苗有望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接种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当时,人们还认为该疫苗能够覆盖约60%的美国人口。
然而,阿斯利康的首席执行官苏博科后来向金融分析师透露,早在这场神经系统疾病的安全风波以前,该试验就已经出现过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并被叫停过——这让该公司的疫苗能否全面推行变得更加复杂。
该公司已经将这种状况告知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但没有告诉公众。在针对9月“疫苗试验由于安全问题暂停”的首次公开声明中,也没有提及之前的问题。
尽管独立审查委员会迅速对试验中出现的神经系统疾病展开了调查,但目前的结论是,尚无明确证据表明,疫苗与志愿者出现的神经系统疾病相关。而短短7天后,全球多地就恢复了试验,但在美国,试验暂停的时间延长到了7周。监管机构已经要求牛津大学提供先前基于相同技术的疫苗试验的更多数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阿斯利康在一个多月之后才向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提供了这部分信息——所花的时间格外漫长。阿斯利康表示,自己也花了很大力气才从牛津大学那里得到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要求的数据。
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无论再怎么拖延美国试验的重启过程,都无益于增强人们对该公司疫苗的信心。
欧洲的麻烦
实际上,这所有的问题都只会让人们对阿斯利康的疫苗越来越没有信心。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以至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即便阿斯利康的疫苗是唯一的选择,许多人也不愿意接种,许多剂量都用不完。
欧洲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德国的医药监管机构都公开质疑过,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开展的临床试验中是否包含了足够多的老年人样本,让人们对该疫苗在65岁以上人群中的保护效力有信心——然而阿斯利康的表现并没有让他们满意。
最近,又有一些欧洲国家的医疗机构叫停了该疫苗的接种,因为一小部分人在接种之后出现凝血功能异常的问题。对此,阿斯利康又不得不为自己的疫苗辩护。
欧洲医药管理局重申,即使凝血问题与该疫苗有关(到目前为止,并无明确证据表明二者有关),这种副作用也是极为罕见的——疫苗也仍然是安全的:不打疫苗,感染重症新冠肺炎的风险更大,后果也严重得多。
但在那些叫停该疫苗的欧洲监管机构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风险评估是错误的:问题在于,此前阿斯利康公布其试验结果的方式有误,已经大大削弱了人们对该疫苗的信心,并让人们怀疑该公司在凝血问题上给出的说法是否完全属实。
阿斯利康总是不肯向公众和盘托出其疫苗的全部事实,在一些商业问题上也是如此。他们称将“在整个疫情期间”以成本价提供疫苗,而这实属夸大其词:《金融时报》报道称,他们在与各国政府洽谈供应时,就有权单方面宣布疫情在2021年7月前结束——而这也是该公司从未公开提及的事实。
阿斯利康可谓状况不断——他们在比利时的一家疫苗承包制造厂又出现生产上的问题,再次引起了欧盟官员的愤怒,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只能够向欧盟提供承诺疫苗剂量的一小部分。
而这起事件的恶劣之处又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公司在问题出现的几周之后才通知欧盟,称自己需要时间来给问题定性,以便估计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其次,苏博科的说辞也激怒了欧盟官员,称其供应合同仅表示,该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在约定的时间交付。
阿斯利康公司的管理层私下里也承认,公众对新冠疫苗的关注程度几近狂热,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苛监督之下,这让他们的传统公关策略失灵——而这在以往开发常规药物时,可能效果很好。
他们还表示自己也很沮丧——因为公司生产疫苗其实无利可图,而且为了确保可以在全球的公平接种计划中发挥核心作用,战线已经拉得太长。此外,在和英国以外的媒体或政客无休无止的周旋中,他们也已经有点倦怠了。
这些来自阿斯利康的内部人士说,和人们以为的相反,该公司受到的审查似乎更加严格。有一些高管抱怨道,辉瑞公司宣布他们仅在2021年就能够从疫苗中赚取150亿美元时,公众却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确实,话又说回来,辉瑞也曾经试图夸大其临床试验数据,却并没有引发公众的口诛笔伐。(财富中文网)
编译:陈聪聪、杨二一
如果有一个关于“自毁形象”的企业榜单,阿斯利康应该会位列其中:在损害自己名誉的这条道路上,阿斯利康正无法自遏地走向不归路。
在研制新冠疫苗的过程中,每当这家制药巨头快要逼近胜利时,它都能够“成功地”把荣耀扭转成耻辱。而且阿斯利康所犯下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源于它自己。
最新的事件发生在3月22日,阿斯利康宣布了公众期待已久的其在美国、秘鲁和智利进行的大规模临床试验的结果。该公司表示,在对3.25万样本进行研究之后,初步分析显示,其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方面的有效性为79%。
但在3月23日凌晨,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发表了一份极不寻常的声明,称阿斯利康可能使用了“过时的信息”,“对有效性数据的分析不甚完整”。
研究所表示,该声明基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一个独立医学专家小组的发现。该小组负责协助监督阿斯利康的试验,其告知研究院称,阿斯利康在3月22日的新闻稿中使用的数字存在问题。
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公司信件副本显示,这名为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的独立委员会所使用的措辞十分直白、赤裸。
“董事会很清楚,……他们所选择披露的疫苗有效性的数字是对他们最有利的,而不是最新的最完整的。这一决定会削弱公众对其过程科学性的信任。”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称。
信中指出,最新数据显示其疫苗有效性在69%到74%之间。阿斯利康知道这一点,但还是选择公布之前79%的数据。
对此,阿斯利康称,公告中披露的数字基于其“预先指定的”截止日期:2月17日。该公司还表示,其他最新结果与他们在3月22日所公布的“相一致”,“目前正在进行对统计分析的确认”,并正在与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商谈,与他们分享对最新数据的分析,结果将在48小时内公布。
阿斯利康的行为迅速招致了一些评论人士的谴责,称其数据乱局的出现不可原谅。
著名医疗事务评论员、心脏病专家埃里克·托波尔在推特上称,阿斯利康对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声明的回应是“不可接受的”。托波尔认为,阿斯利康清楚地知道最新的数据意味着什么,“不需要花48小时来搞清楚”。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负责人安东尼·福奇告诉《华盛顿邮报》,他对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的担忧感到“震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斯利康的疫苗可能本身效果不错,但这类丑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我认为疫苗是无辜的。”福奇说。
在疫苗研发进程中,阿斯利康的每次失误都是状况百出,但贯穿种种失误,主线却很明晰:公众认为,阿斯利康不够透明。阿斯利康面临的信誉危机日益严重,严重削弱了人们对其疫苗的信心,而世界上的许多人仍然在依赖阿斯利康的疫苗,寄希望于以此结束疫情。
数字不明
在此事之前,阿斯利康就已经被“抓包”过,在新闻稿中隐藏疫苗数据,让其看上去更有效。
2020年11月23日,当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宣布,其在英国和巴西临床试验的初步结果时,新闻稿宣称对有症状的新冠病毒有70.4%的疗效。12月8日,其发表了一份更全面的分析报告,重申了这一数字。
但是,这一数字仅是使用“混合”平均数得出的,其中包括了接受完整两剂的大组(有效性为62.1%),以及一开始只注射了半剂的小组(有效性为90%)。
其中,这个半剂的小组只包括了55岁以下的样本。这意味着,除了样本量较小之外,90%的高有效性可能无法代表该疫苗在一般人群中的表现——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新冠病毒对老年人而言最为凶险。
阿斯利康似乎已经尽力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有效性数字,使其疫苗可以成功达到与辉瑞和Moderna疫苗比肩的状态。
辉瑞和Moderna都报告了近95%的疫苗有效性,而且都使用mRNA技术。而阿斯利康的疫苗则是基于黑猩猩病毒进行修改,使其携带指令进入人体,复制病毒的刺突蛋白,引发免疫反应。
尽管医学专家和记者们试图厘清部分试验参与者最初被注射了半剂疫苗的原因,情况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疫苗“背后”的人们,也试图合理化当时发生的一切。
阿斯利康生物制药研发部门的负责人梅内·潘加洛斯告诉媒体,半剂量是一个“有用的错误”,是测量错误的结果。但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苏博科告诉彭博社:“这不是一个错误。”
开发疫苗的两位牛津大学科学家莎拉·吉尔伯特和阿德里安·希尔也都告诉媒体:“没有错误。”吉尔伯特告诉《金融时报》:“并没有在剂量上出差错”;希尔告诉路透社,牛津大学的研究小组在给他们注射半剂量时并不知情——这一说法“完全错误”。
几周后,一个更完整的故事浮现:在英国的临床试验中,牛津大学用于验证合同制造商为其生产的剂量中黑猩猩病毒颗粒数量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在牛津大学的方法之下,检测结果显示,每只瓶子里的病毒颗粒数量是应有数量的两倍——而制造商使用不同的方法,他们自己的检测结果显示,瓶子里的病毒颗粒数量是正确的。
当时牛津大学还不能够确定哪种测量方法是正确的,又不想推迟试验,因此,其得到了英国医疗监管机构的许可,只给志愿者使用该批疫苗的一半剂量。至于为什么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没有在一开始就解释明白这一切,目前还不太清楚。
关于“半剂量试验”的透明性问题甚至还不止这些。
路透社报道说,尽管牛津大学已经告知了开展临床试验的医生这一问题,并说这是研究计划的变更,英国医疗监管机构也已经获悉,却并未告知试验对象本人接种剂量的变化。
杜伦大学法学院的医疗法教授艾玛·凯夫说:“如果给志愿者注射的剂量变化实际上是由于失误导致,却对外宣称这是研究计划的变更,可能会违背信任的原则。”
出现接种剂量的错误,阿斯利康为其疫苗争取美国批准的努力可能就付诸东流——这可能会让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在批准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时,更加不会认可在美国以外展开的临床试验结果。
而阿斯利康在美国的临床试验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计划,还有另一个问题——该公司早前似乎并没有如实向外界汇报他们的进展。
9月初,英国的一名志愿者在试验中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由于这中间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阿斯利康叫停了全球的临床试验。但它最初并未公开披露试验暂停的情况,直到医学新闻网站STAT News的记者爆出这起事故后才承认。
更糟糕的是,该公司并未将自己的试验由于安全问题而暂停的情况告知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STAT News的报道称,这说明阿斯利康完全无视了监管机构的规定。为了调查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而叫停临床试验是常规做法,而且通常不会公开宣布。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还给了研究人员7天时间,让他们一旦发现有严重安全事故的隐患,就要及时报告。
但阿斯利康应该已经意识到,对外宣称“无事发生”的公关策略并不会减少人们对它的关注。疫情之下,全世界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疫苗竞赛中,而阿斯利康似乎是这场竞赛早期的领跑者。
更重要的是,世界对阿斯利康疫苗的依赖程度尤其高:因为它可以在常规的冷藏温度下保存,而且价格便宜。因此,该公司的疫苗有望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接种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当时,人们还认为该疫苗能够覆盖约60%的美国人口。
然而,阿斯利康的首席执行官苏博科后来向金融分析师透露,早在这场神经系统疾病的安全风波以前,该试验就已经出现过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并被叫停过——这让该公司的疫苗能否全面推行变得更加复杂。
该公司已经将这种状况告知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但没有告诉公众。在针对9月“疫苗试验由于安全问题暂停”的首次公开声明中,也没有提及之前的问题。
尽管独立审查委员会迅速对试验中出现的神经系统疾病展开了调查,但目前的结论是,尚无明确证据表明,疫苗与志愿者出现的神经系统疾病相关。而短短7天后,全球多地就恢复了试验,但在美国,试验暂停的时间延长到了7周。监管机构已经要求牛津大学提供先前基于相同技术的疫苗试验的更多数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阿斯利康在一个多月之后才向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提供了这部分信息——所花的时间格外漫长。阿斯利康表示,自己也花了很大力气才从牛津大学那里得到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要求的数据。
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无论再怎么拖延美国试验的重启过程,都无益于增强人们对该公司疫苗的信心。
欧洲的麻烦
实际上,这所有的问题都只会让人们对阿斯利康的疫苗越来越没有信心。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以至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即便阿斯利康的疫苗是唯一的选择,许多人也不愿意接种,许多剂量都用不完。
欧洲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德国的医药监管机构都公开质疑过,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开展的临床试验中是否包含了足够多的老年人样本,让人们对该疫苗在65岁以上人群中的保护效力有信心——然而阿斯利康的表现并没有让他们满意。
最近,又有一些欧洲国家的医疗机构叫停了该疫苗的接种,因为一小部分人在接种之后出现凝血功能异常的问题。对此,阿斯利康又不得不为自己的疫苗辩护。
欧洲医药管理局重申,即使凝血问题与该疫苗有关(到目前为止,并无明确证据表明二者有关),这种副作用也是极为罕见的——疫苗也仍然是安全的:不打疫苗,感染重症新冠肺炎的风险更大,后果也严重得多。
但在那些叫停该疫苗的欧洲监管机构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风险评估是错误的:问题在于,此前阿斯利康公布其试验结果的方式有误,已经大大削弱了人们对该疫苗的信心,并让人们怀疑该公司在凝血问题上给出的说法是否完全属实。
阿斯利康总是不肯向公众和盘托出其疫苗的全部事实,在一些商业问题上也是如此。他们称将“在整个疫情期间”以成本价提供疫苗,而这实属夸大其词:《金融时报》报道称,他们在与各国政府洽谈供应时,就有权单方面宣布疫情在2021年7月前结束——而这也是该公司从未公开提及的事实。
阿斯利康可谓状况不断——他们在比利时的一家疫苗承包制造厂又出现生产上的问题,再次引起了欧盟官员的愤怒,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只能够向欧盟提供承诺疫苗剂量的一小部分。
而这起事件的恶劣之处又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公司在问题出现的几周之后才通知欧盟,称自己需要时间来给问题定性,以便估计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其次,苏博科的说辞也激怒了欧盟官员,称其供应合同仅表示,该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在约定的时间交付。
阿斯利康公司的管理层私下里也承认,公众对新冠疫苗的关注程度几近狂热,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苛监督之下,这让他们的传统公关策略失灵——而这在以往开发常规药物时,可能效果很好。
他们还表示自己也很沮丧——因为公司生产疫苗其实无利可图,而且为了确保可以在全球的公平接种计划中发挥核心作用,战线已经拉得太长。此外,在和英国以外的媒体或政客无休无止的周旋中,他们也已经有点倦怠了。
这些来自阿斯利康的内部人士说,和人们以为的相反,该公司受到的审查似乎更加严格。有一些高管抱怨道,辉瑞公司宣布他们仅在2021年就能够从疫苗中赚取150亿美元时,公众却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确实,话又说回来,辉瑞也曾经试图夸大其临床试验数据,却并没有引发公众的口诛笔伐。(财富中文网)
编译:陈聪聪、杨二一
If there were a crisis line for corporate self-harm, AstraZeneca ought to be reported: the company can't seem to stop hacking away at its own credibility.
Every time the Anglo-Swedish pharma giant has seemed on the verge of a major triumph in its COVID-19 vaccine drive, it has managed to turn glory into ignominy, committing a series of largely self-inflicted blunders, or worse.
The latest example occurred on March 22 when AstraZeneca announced the long-awaited results of its large clinical trial conducted in the U.S. as well as Peru and Chile. The company said that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ts results from the 32,500 person-study showed its vaccine was 79%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coronavirus infections.
But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of March 23,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 issued a highly-unusual statement saying that AstraZeneca may have used “outdated information” that “provided an incomplete view of the efficacy data.” It said it took this action after an independent panel of medical experts that works und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o help monitor the AstraZeneca trial informed the agency that it had problems with the numbers the company had used in its press release on March 22.
The language used by the independent panel, known as the 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 was stark, according to a copy of the letter the board sent the company which The Washington Post obtained. “The point that is clear to the board is that the [vaccine efficacy number] . . . they chose to release was the most favorable for the study as opposed to the most recent and most complete. Decisions like this are what erode public trust in the scientific process,” the DSMB said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The letter indicated that the more up-to-date data showed an efficacy of between 69% and 74%, and that AstraZeneca knew this and yet chose to go with the older 79% figure.
The company says that the numbers used in its announcement were based on a “pre-specified” cut-off date of February 17. It also said that more up to dat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what they announced Monday. It said it was “now completing the validation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was talking to the DSMB to share its analysis of this more up-to-date data with them, with the results to be published within 48 hours.
Some commentators have been quick to condemn the company, saying the latest snafu is inexcusable. Eric Topol, a cardiologist who is a prominent commentator on medical affairs, took to Twitter to call AstraZeneca's response to NIAID's statement "unacceptable," saying they clearly knew what the more current data indicated and that "it should not take 48 hours to sort out." Anthony Fauci, the head of NIAID,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he was "shocked" by the DSMB's concerns. “The irony of this is that it’s very likely a very good vaccine, and this sort of thing does nothing but cloud the picture. I don’t think it reflects on the vaccine,” Fauci told the newspaper.
While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of the company’s vaccine missteps has varied, a common thread has run through them all: a perception that the company has been less than fully transparent. The widening credibility chasm facing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has severely eroded confidence in a vaccine that much of the world is still depending on to help end the pandemic.
Opaque numbers
At least once before the company has been caught potentially shading its vaccine data in a press release to make its inoculation seem more effective. On November 23, when AstraZeneca and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nounced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its U.K. and Brazilian clinical trials, the press release trumpeted a 70.4% efficacy against symptomatic COVID-19. It did so again when a fuller analysis was published on December 8. But that figure was only obtained using a “blended” average that included a large group that received the planned dosing schedule of two full doses, where there was a 62.1% efficacy, and a much smaller group that had been given a half-dose initially, where the vaccine seemed to be 90% effective.
It turned out this smaller half-dose group consisted only of people younger than 55, meaning that besides being a smaller sample, there were other reasons to think that high efficacy number might not be representative of how the vaccine would perform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is was especially concerning because COVID-19 is most dangerous to older people.
It certainly looked as though the company had bent over backwards to provide a better headline number for efficacy—one that might put their vaccine at least in the same state, if not the same zip code, as the results announced a month earlier by Pfizer and Moderna for their vaccines. Both companies reported near 95% efficacy for their vaccines. Those two vaccines both use messenger RNA technology, while AstraZeneca’s vaccine is based on modifying a chimpanzee virus to carry instructions into the human body for making copies of the coronavirus’s spike protein, which then prompts an immune response.
The picture got murkier still as medical experts and reporters tried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why some trial participants had been given the initial half-dose, with those behind the vaccine seemingly struggling to get their story straight. Mene Pangalos, AstraZeneca’s head of biopharmaceutical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half-dose had been a “useful mistake,” the result of a measuring error. But the company’s CEO, Pascal Soriot, told Bloomberg, “it was not a mistake.” And two Oxford scientists who developed the vaccine, Sarah Gilbert and Adrian Hill, both told journalists that there hadn’t been an error. Gilbert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that there “wasn’t a mix-up in dosing,” while Hill told Reuters, “that is really not true” the Oxford team was unaware of the half-doses when it administered them.
Finally, after a few weeks, a fuller story emerged: there had been a problem with the method Oxford—which was running the U.K. clinical trial—used to verify the amount of chimpanzee virus particles in the doses a contract manufacturer had produced for it. This method meant the test showed twice as many virus particles as should have been in each vial, even though the manufacturer, using a different method, said its own test showed the vials contained the correct amount. Because at the time Oxford couldn’t be certain which measurement was correct, and because it didn’t want to delay the trial, it got permission from the U.K. medical regulator to just give volunteers half doses from that particular batch of vaccine. Why AstraZeneca and Oxford couldn’t have explained all this to begin with is less clear.
And these weren’t even the only transparency issues surrounding the half-dose trial. Reuters reported that while Oxford had informed the doctors running the clinical trial about the half-dose, telling them it was a planned change in the study protocol, and the U.K. medical regulator was fully informed, it hadn’t told the trial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Presenting the dosing variation as a planned change in the study is potentially a breach of trust if in fact the dosing resulted from an error,” Emma Cave, a professor of healthcare law at Durham University's law school, told the news agency.
The dosing confusion may hurt AstraZeneca’s efforts to obtain U.S. approval for its vaccine. The muddled results increased the chances that the FDA would not accept the results of the clinical trials conducted outside the U.S. as a basis for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the vaccine.
And those U.S. clinical trials were far behind schedule due to another problem that stemmed from AstraZeneca’s seeming tendency to be less than fully open in its initial communication. In early September, the company paused its clinical trials around the world due to a possible safety concern: one volunteer in its U.K. study had developed a serious neurological condition. But the company did not initially disclose the pause publicly, acknowledging it only after a reporter from the medical news site STAT News broke the story.
Worse, the company had not yet informed the FDA about the safety pause, meaning the regulator was blindsided by the STAT News report. Such pauses to investigate possible safety issues are routine in clinical trials, and they are not usually announced publicly. The FDA also gives those conducting trials seven days to inform it of possible serious safety incidents.
But the company should have realized that a “business as usual” communications strategy was not going to cut it. Given the pandemic, the entire world was fixated on the race to bring COVID-19 vaccines to market, and AstraZeneca had seemed like an early front-runner. What’s more, the world was particularly dependent on the company’s vaccine: because it can be stored at normal refrigerator temperatures and because it is inexpensive,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is expected to play a key role in vaccinating peopl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t the time, it was also thought the vaccine would be used to inoculate about 60% of the U.S. population.
The company further compounded the uproar over whether it was being fully forthcoming, when AstraZeneca CEO Soriot later revealed to financial analysts that the trial had also been paused a few months earlier for another safety concern around similar neurological symptoms. In this case, the FDA had been informed. But the public had not. Nor had the company mentioned the previous pause in its initial public statements about the September safety stop.
While the independent review board looking into the neurological symptoms quickly concluded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evidence linking the vaccine to the neurological symptoms the volunteer experienced and trials resumed in much of the world after just seven days, in the U.S. the pause stretched out to seven weeks. The regulator had requested additional data about previous vaccine trials Oxford had conducted using the same underlying technology. CNN reported that it took AstraZeneca an unusually long amount of time to give the FDA thi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more than a month. AstraZeneca says it struggled to get this data from Oxford in a format that was acceptable to the FDA. Whatever the reason, the long delay in restarting the U.S. trial did not help to boost confidence in the company’s vaccine.
Trouble in Europe
In fact, all of these problems have helped to undermine confidence in AstraZeneca’s vaccine. So much so that in many parts of Europe,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unwilling to take the vaccine, even when it is the only one on offer and large numbers of doses have gone unused. It hasn’t helped that European politicians and the German medical regulator openly questioned whether enough older adults had been included in the non-U.S. clinical trials to have confidence in the vaccine’s efficacy for those over the age of 65.
More recently, the company has had to defend the vaccine to medical authorities in a number of European countries who paused its rollout after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people developed unusual blood clotting problems. The European Medical Authority has reiterated that the vaccine is safe: even if the clotting issue is linked to the vaccine—and so far there is no clear evidence that it is—it is an extremely rare side effect. The risk of severe COVID-19 is far worse.
The European regulators who decided to pause the rollout were almost certainly getting the balance-of-risks here wrong: the problem is, because of the previous stumbles in how AstraZeneca presented its results, confidence in the vaccine had already been severely undermined and fed suspicions about whether the company was being entirely truthful about the clotting issue too.
The company’s tendency to be 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 has also plagued the commercial aspects of its vaccine rollout. The company has played up the fact that it is supplying the vaccine at cost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pandemic.” But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that the company’s supply with various governments gave it the right to unilaterally declare the pandemic over as early as July 2021, a fact it had never mentioned publicly.
Similarly, the company drew the ire of European Union politicians after the company encountered manufacturing issues at the plant of a contractor in Belgium that was producing the vaccine. The problem meant AstraZeneca would be able to supply the EU with only a fraction of the vaccine doses it had promised. The problems were twofold: first, it took the company weeks to notify the EU. It has said it needed time to ascertain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in order to get an estimate for how big the impact would be. Secondly, Soriot infuriated EU officials by pointing out that its supply contract only said the company would make its “best effort” meet its delivery schedule.
Company officials have acknowledged privately that they’ve been slow to adapt their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which might have worked well for normal drug development—for the fevered public scrutiny that has attended the coronavirus vaccines. They have also voiced frustration that the fact the company is producing its vaccine at no profit and has gone to extraordinary lengths to ensure it can play a central role in ensuring equitable vaccination access globally and yet it has the press or politicians outside the U.K. have cut it little slack.
Instead, these company insiders say, the company seems to be subjected to even closer scrutiny. Meanwhile, Pfizer has announced it will make $15 billion from its vaccine in 2021 alone and the public seems to shrug, these company executives grumble.
But then again, no one has accused Pfizer of trying to exaggerate its clinical trial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