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反童工巧克力公司
Vivienne Walt
2021-04-17
如果你看过蒂姆·波顿导演的《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你一定记得电影里为了生产巧克力到处奔走、快乐劳作、对可可豆抱有极大热爱的Oompa-Loompa小矮人们。而现实中，巧克力的生产与电影和童话中描述得大不相同。这种甜蜜的糖果不是所有孩子向往的美梦，相反，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有诸多儿童作为童工被看管奴役，被迫加入到巧克力的生产过程中。
去年年底，我们在一篇题为《最小才5岁！这个行业还在大规模剥削童工》的文章中，揭露了巧克力生产线及可可种植园中剥削童工的顽疾。这一问题已经持续了20余年，也许实际存在时间更长，但至今没有得以解决。
荷兰糖果制造商Tony’s Chocolonely决意证明，即使没有童工参与生产，人们也可以享用这种美味。但在商业实践中，道德与甜美的利润真的能够共存吗？
这家新创企业源自一起犯罪行为。
2004年，一名荷兰记者在电视上犯下了一件在理论上可以判处6年监禁的罪行：他吃了几块名牌巧克力。他声称，这些看似无害的糖果是在被奴役儿童的帮助下制作而成的，沉溺于其中的消费者很可能违反了荷兰反对这种做法的法律。他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应该来逮捕他。
然而，并没有人被绳之以法。
事情的进展是，这位名叫特恩·范·德·科伊肯的记者，在2005年发起创建了世界上最特立独行的巧克力公司之一：Tony’s Chocolonely。这个别出心裁的公司名称既融合了创始人的名字，也表达了他准备孤身对抗少数几家主导巧克力行业的跨国公司的决心。其使命一目了然。
象牙海岸的农户正在敲破可可豆荚。图片来源：ISSOUF SANOGO—AFP VIA GETT Y IMAGES
在当时，所谓的“良心巧克力”甚至还没有成为一个短语，但Tony’s Chocolonely公司决意证明，即使没有童工大军参与——许多童工只有十几岁，整日辛苦劳作，但其报酬几乎能够忽略不计——糖果制造商也可以生产出优质巧克力。
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决定从象牙海岸和加纳采购巧克力豆，这两个国家合计占到全球巧克力豆供应量的60%以上，但种植者每天的收入还不到1.25美元。
从一开始，Tony’s Chocolonely公司就在包装纸上描述了巧克力巨头与可可豆贫农之间的巨大鸿沟。后来，为了进一步强调这种不平等，它还特意把巧克力棒压成不均匀的裂痕。首款包装纸使用消防车般的鲜红色，因为情况“实在令人震惊”。
一个春日的早晨，在位于西阿姆斯特丹、明亮通风的公司总部接受《财富》杂志专访时，这家公司的“首席巧克力官”（其实也就是首席执行官）亨克·简·贝尔特曼表示，这种颜色暗示着“必须得采取行动了”。
然而，近20年过去了，这个警钟依然长鸣不息。
可以享用的巧克力成品。图片来源：COURTESY OF TONY’S CHOCOLONELY
在很大程度上，对年产值约为1,360亿美元的巧克力产业来说，其生产是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下，由未成年工人启动的。这些童工每天花费数小时用弯刀砍掉可可豆荚，但他们的报酬却微乎其微。
根据芝加哥大学的国家舆论研究中心在去年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加纳和象牙海岸的可可童工已经稳步增加到156万人。自从《财富》杂志上一次在2015年考察可可农场以来，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尽管业界巨头早在20年前就为此做出了庄严承诺。
2001年，雀巢、玛氏、亿滋、好时联合其他四家大公司签署了由美国国会发起的《哈金-恩格尔协议》，承诺到2005年根除可可豆行业中最恶劣的童工现象。
他们错过了这一最后期限，随后又在2008年、2010年和2020年接连错过了三个期限。现在，这些巧克力巨头计划到2025年兑现诺言。是的，这个日子足足比原计划推迟了20年。
这种拖延带来了巨大的人力成本，以及大量的法律挑战。去年12月，雀巢和大宗商品贸易商嘉吉公司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解称，法庭不应该援引《外国人侵权请求法令》，裁定它们必须为奴役儿童的行为担责。这部18世纪的法律要求企业为海外的严重侵权行为负责。
在这起长达15年的案件中，6名马里少年（现在将近30岁了）描述了他们被贩卖到象牙海岸可可农场的凄惨经历。在那里，他们被迫无偿干活，并且时时刻刻处于武装警卫的监管之下，以防他们逃跑，就连睡觉也不例外。
雀巢和嘉吉辩称，它们与这些种植园的联系过于脆弱，不能据此来追究其责任。（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做出裁决。）然后，今年2月，另一组马里少年在华盛顿提起诉讼，这次是根据一项旨在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法律。雀巢和嘉吉再次成为被告，其他被点名的公司包括好时、亿滋和巧克力加工商百乐嘉利宝和奥兰国际。
检查在加纳采摘的可可豆的水分含量。图片来源：TONY’S CHOCOLONELY
在这些案件中取得胜利，或许能够让巧克力巨头免受直接的经济损失，但这些公司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打赢这样一场围绕童工问题的道德之战。
随着像Tony’s Chocolonely这样的可持续巧克力品牌不断涌现，各大生产商竞相适应，纷纷推出所谓的良心品牌，并将它们的巧克力豆认证为“公平贸易”。但批评人士指出，诸如此类的努力严重匮乏，而且没有解决主要问题——财大气粗的西方跨国公司和极端贫困的非洲农户之间的深刻分裂。
这些公司自辩称，已经投资数千万美元建造学校，并着力提高可可豆农户的觉悟，让他们意识到雇佣童工的危害，以及让小孩上学的重要性。各大公司在其网站上详细描述了这些项目，并宣称它们使用的可可豆越来越多地来自那些稳定且管理良好的非洲社区。
就连这些巧克力巨头自己也承认，现实远没有如此简单。它们的努力面临着数不胜数的复杂难题。比如，贸易网络极其不透明。只有沿着有很深车辙的道路颠簸行驶两天，才可以抵达农场。要对估计多达200万的可可种植户实施监控，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显然，这是一项比我们当时想象的要艰难得多的工作。”回顾巧克力巨头在20年前签署的《哈金-恩格尔协议》时，雀巢公司全球可可计划的经理达雷尔·海伊这样说道。
海伊负责监督雀巢为根除童工所做的种种努力。他还参与创建了雀巢在2012年启动的童工监测和补救系统。该系统要求当地员工亲自前往种植园，寻找未成年工人，并安排他们上学。Tony’s Chocolonely公司也在使用这样一套被其首席执行官贝尔特曼称为“棒极了”的系统。
海伊承认，仅仅抵达一两个农户就需要好几天的跋涉，但他补充说：“关键是我们正在认认真真地解决这个问题。”
激进活动人士指责称，巧克力巨头的巨额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是拜廉价或者免费的童工所赐，无论这些孩子是被贩卖到种植园，被迫劳动，还是为自己的家庭工作。（雀巢去年的巧克力收入超过70亿美元。）
海伊驳斥了这种说法。他相信，国家舆论研究中心的报告里提到的156万儿童“几乎全部”在为他们的家人工作，这种做法在象牙海岸和加纳是合法的。由于太穷，雇不起帮手，许多农户都让自己的孩子帮忙干活。
“大约99%的孩子都是在家庭环境下工作的。”海伊说。
深谙实地情况的人士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说，从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等穷国贩卖儿童的活动肇始于2000年，全球可可豆价格暴跌的时候。如今的童工供应仍然源源不断。许多孩子还接受专门培训——一旦有外人问起，务必要说他或她是给自己家干活。
一名专门报道可可种植业的象牙海岸记者称：“农户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钱雇人，所以就找小孩干活。”这名记者的雇主不允许他透露身份。“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阿萨塔·敦比亚在象牙海岸经营一家为Tony’s Chocolonely公司供货的可可合伙社。她说大部分农户都“绝望了”。（但她把那些为Tony’s Chocolonely工作的农户排除在外，称这家荷兰公司愿意向农户支付高于市场价格的溢价。）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说底层生产者在受苦。”她说，“但这种状况并未改变。”
面临如此绝望的情势，要解决童工问题实在是一件令人畏惧的事情。它也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家巧克力公司有没有可能既实现规模化运营，又能够真正符合道德规范？
肖恩·阿斯金诺西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个难解之题。
2005年，也就是Tony’s Chocolonely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那一年，他辞去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在密苏里州创立了Askinosie Chocolate公司。该公司从菲律宾、坦桑尼亚和厄瓜多尔采购巧克力豆，并与种植者分享利润。
随后，他尝试着在象牙海岸和加纳做同样的事情——毕竟，对任何一家想要实现规模化的巧克力公司来说，这是两个必须进入的市场——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根本行不通，因为中间商和出口商总是尽可能地拉远买家和农户的距离。
他认为，要着手解决童工问题，全球可可豆价格至少应该上涨“两倍、三倍、四倍”，从而让农户有财力雇佣有偿劳工来取代儿童。
“这是集中在两个国家的现代奴隶制。”他说，“但巧克力行业的反应是极其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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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进Tony’s Chocolonely公司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总部大楼的那一刻，你就会明白无误地确信，这已经不再是一家羽翼未丰的新创企业了。映入眼帘的一面墙上，陈列着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巧克力条。
首席执行官贝尔特曼透露称，这些产品预计今年将为公司创造1.36亿美元的营收，比去年增长20%以上。
其中一部分增幅来自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巧克力消费国，美国每年的巧克力销售额高达190亿美元。Tony’s Chocolonely公司去年在曼哈顿的联合广场开设了美国办事处，并且开始进驻全食超市的各大门店。
美国区经理弗里茨·斯内尔预测称，Tony’s Chocolonely巧克力的销售额最终将达到“数亿美元”。尽管这份成绩单远远不足以与玛氏或好时等大公司相提并论，但它足以让Tony’s Chocolonely成为一家不可小觑的非巨头级巧克力生产商。
“美国人喜欢故事，而我们的故事非常震撼人心。”
然而，随着Tony’s Chocolonely公司不断壮大，它的故事也变得愈加复杂。这家出于道德义愤创建的公司，从一开始就寻求改变巧克力巨头，无论它自己是否赚钱。
2011年，贝尔特曼以约42.2万美元的价格，从记者出身的创始人手中买下该公司51%的股份。他聘请食品专业人士将它转变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我不想告诉其他人应该怎么做，而是想用自己的实践给他们树立一个可扩展的榜样。”他说。
分离而不平等？百乐嘉利宝公司位于比利时的工厂正在安装Tony’s Chocolonely公司的一个可可脂罐。图片来源：COURTESY OF TONY’S CHOCOLONELY
这种“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包括通过Tony’s Chocolonely公司的开放链平台来追踪每一千克的可可豆，该平台是聘请荷兰科技公司ChainPoint在2016年建立的。
3月的一个下午，在阿姆斯特丹旅游区中心的一家由Tony’s Chocolonely公司开设的巧克力店里，该公司的运营总监弗朗斯·潘涅库克用笔记本电脑向我演示了一番这套系统的运作机理。
该软件使用一个名为“可可豆追踪器”的程序，详细列出了每位种植者从农场到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口的货物清单。农户和贸易商可以实时跟踪货运和付款情况。去年，可可豆追踪器发现，有供应商正在从一些未经Tony’s Chocolonely公司审查的农户那里采购可可豆。该公司随即断绝了与他们的业务往来。
Tony’s Chocolonely公司还诚邀所有的巧克力公司使用开放链平台，但迄今为止，只有荷兰的超市公司Albert Heijn、德国的折扣连锁店奥乐齐和巧克力制造商Jokolade这样做。
尽管如此，潘涅库克表示，开放链平台证明了业界巨头那套说辞是站不住脚的。大型巧克力公司通常会将所谓的“公平贸易”可可豆与定期装运的其他货物混在一起，并且宣称“完全可追溯”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也没有任何可可种植园或发往欧洲的船只。”他说，“但我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能够展示可可豆的平台。”
即便如此，Tony’s Chocolonely公司仍然因为在位于比利时威兹的世界最大巧克力工厂加工可可豆而受到抨击。这家工厂的所有者是瑞士-比利时跨国公司百乐嘉利宝，后者也是2001年那份麻烦不断的协议书的签署方之一。
今年2月，Tony’s Chocolonely公司被童工活动家艾恩·里格斯编撰的“无奴隶巧克力”名单删除。（自从里格斯于2007年开始追踪巧克力制造商以来，Tony’s Chocolonely公司每年都会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这位活动家解释说，在其他几家公司对Tony’s Chocolonely与巧克力巨头的合作提出质疑之后，她决定将其从名单中剔除。
贝尔特曼坚称，这种合伙关系有助于Tony’s Chocolonely公司对行业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他指出，Tony’s Chocolonely公司的可可豆单独储存在这家比利时工厂的另一个罐中。
“我们想向好时和其他公司证明，如果我们这样一群热情而愚蠢的荷兰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们也应该能够做到。”他希望最终把Tony’s Chocolonely出售给一家大公司。
巧克力行业还没有开始效仿Tony’s Chocolonely的实践。出于这个原因，“它们的确应该感到羞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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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改变
现在距离巧克力巨头首次承诺根除最恶劣的童工形态已经过去20年了。但即便是业内人士也承认，这种现象几乎没有任何改变。那么，怎样才能够永久性地根除这种做法呢？
花更多的钱买巧克力
多年来，全球可可价格基本上维持在每吨3,000美元以下。一些人宣称，大幅提价，并规定大部分涨幅归农户所有，将让种植者有更大的动力和更多资金来雇佣成年工人。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人警告说，更高的价格可能会导致生产过剩和滥伐森林。
严格立法
更多的国家可能会效仿欧洲议会的做法。今年3月，经过投票表决，欧洲议会决定对雇佣童工的公司实施严厉制裁。“我们需要制定让强者担责的法律，而不是要求农民做出改变。”两年一次的行业分析报告《2020可可晴雨表》这样写道。
资助可可社区
受惠于巧克力生产的国家可以大举投资可可生产区的教育、医疗行业和基础设施。专家表示，只要说服这些可可生产国取消孩童入学必须出示出生证明的规定，就能够对终结童工现象产生巨大的影响。（财富中文网）
译者：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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