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500强 活动 榜单 商业 科技 领导力 专题 品牌中心
杂志订阅

一位罹患新冠后遗症的首席执行官开枪自杀,他留下了哪些教训?

得克萨斯客栈牛排馆的创始人肯特·泰勒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因为不堪忍受耳鸣的折磨而开枪自杀。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也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之课:走自己的路,面对悲痛,继续前行。

文本设置
小号
默认
大号
Plus(0条)

在肯特·泰勒溘然辞世前的那个12月,这位得克萨斯客栈牛排馆(Texas Roadhouse)的创始人开始向家人、朋友和员工分发一本书。泰勒酷爱读书是出了名的,他还喜欢把自己心仪的大部头著作馈赠给别人——通常会在书中附上一份个人感悟。

这本书对这位餐饮企业家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他平时主要阅读一些领导力和管理方面的经典著作,诸如《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和《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之类。泰勒之所以能够将他的公司打造成一家市值逾50亿美元的企业,或许正是这些书给予的灵感。

但近些时日,泰勒更耽于自省。2020年11月,他不幸感染新冠病毒,此后就患上了严重的耳鸣——这是大脑对听力受损做出的反应,通过产生声音来弥补耳朵不再处理的外界声响。病情逐渐恶化,听起来就像“一架喷气式飞机在你的耳边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频率轰鸣起飞。”他的儿子马克斯·泰勒说。就在他的痛苦似乎达到顶峰的时候,肯特开始翻阅这本谈论如何以冥想的方式寻找快乐的书籍。“挺管用的,从阅读中寻找快乐之道,有助于减轻他身体上的痛苦。”马克斯表示。

很少有人知道泰勒正在经受新冠后遗症的折磨。他对这番磨难守口如瓶,只告诉了最亲密的人。他不是一位纠结于挫折,无法自拔的人,很快就开始以他特有的坚韧去解决耳鸣问题——咨询世界各地的专家,拜访最好的医生,甚至资助相关研究项目。泰勒是一位斗士,而少数知晓内情的人都期望他最终会找到一种方法来战胜这种鲜为人知的疾病,就像他屡屡攻克生活中遇到的其他挑战一样。

他们错了。2021年3月18日,泰勒在他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郊外的农场自杀,终年65岁。

“9个月过去了,我还是尽量不去冥思苦想究竟是咋回事。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与他并肩工作16年的执行助理谢莉·麦高恩说。“因为他不想让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们任何人知道。”

这本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尽管新冠疫情让餐饮业哀鸿一片,但得克萨斯客栈已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比以往更加强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泰勒的领导才能。他准备退后一步,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马克斯、两个女儿和他的孙辈。此外,他此前完成的大作——泰勒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他是如何构筑起这个行业最具创新性的概念之一——也将在短短几个月后上架销售。

但现在,这家公司突然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天大的课题:在痛失了一位打破传统、与公司身份休戚与共的创始人之后,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如何继续经营下去?“我不能被压垮,这家公司也不能就此垮掉。”杰里·摩根说。他在2020年被任命为总裁,并在泰勒去世后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要是公司垮了,我们如何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得克萨斯客栈准备举办一场追悼会,设立每年一度的创始人日,还打算建造一尊雕像和一家博物馆。但不管怎样,应该做的工作还得做:全球630家餐厅需要每天下午4点准时开业。“我翻来覆去地想,在缅怀方面花多少心思是适宜的,又应该分配多少精力来筹划未来、继续前行?”前首席运营官史蒂夫·奥尔蒂斯这样说道。他不仅是泰勒的密友,也是得克萨斯客栈的特许经营人。

诚哉斯言。所有这些大惊小怪肯定会让泰勒无比尴尬。在世的时候,性格内向到极致,不得不摆出姿态来扮演首席执行官角色的泰勒,也从来不想被人膜拜。他会仿照扑克牌友威利·纳尔逊的模样,戴上所谓的“威利辫子”(一种把纱线缝在头巾上的装扮),然后把这些辫子像名片一样分发出去——这种滑稽的行为掩饰了他非凡的纪律性。公司的头衔和等级制度让他很恼火。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泰勒一直在竭力避免这两样东西所带来的种种虚饰。在路易斯维尔总部,没有高管专享停车位,遑论以势压人。在一个生意繁忙的周六,泰勒像其他人一样在得克萨斯客栈餐厅排了一个小时队才等到一张餐桌。

泰勒向来都很低调。和大多数人一样,3月看到他的讣告时,我对这位企业家知之甚少。这则讣告读起来就像是新冠悲剧的一个缩影。是啊,病毒是不会怜悯任何人的。但在泰勒和他的公司身上,我发现的远不止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从这位创始人身上,以及他执拗地坚持走自己的路,并最终收获巨大成功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教益。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得克萨斯客栈让我们见证了坚持不懈,怀揣悲痛继续前行的力量。是的,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故事,但它同样是一个洋溢着希望光辉的故事。甚或,正如泰勒的文学灵感所暗示的那样,这也是一个关乎快乐的故事。

在得克萨斯客栈的创业神话中,失败是非常醒目的一部分。做了多年餐馆经理的泰勒相继被100多名投资者拒绝。后来,三位当地的心内科医生决定支持他创办自己的连锁店。1993年,第一家得克萨斯客栈在印第安纳州的克拉克斯维尔开业。不到6年,这家初创牛排连锁店就因为选址不当,不得不关闭最初5家餐厅中的3家餐厅。泰勒一直在办公室里保存着这些失败店面的纪念品:两条制成标本的鱼和一个牛头骨。在他的余生中,每家店面的选址都是他亲自考察,亲自拍板的。对泰勒来说,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谦逊态度,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素养。即使在最辉煌的时刻,他也不希望这家公司表现得好像已经抵达成功彼岸似的。

泰勒鼓励最早加入的员工与他联手,共同赌一把得克萨斯客栈的未来。店长需要预付2.5万美元,并签署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但在工资之外,他们还能够得到餐厅利润的10%。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安排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泰勒确实需要钱,但它也激发了创业精神。“主人翁意识渗透到了公司的各个部门,大家都抱有一种‘这家店是我的,我们就是店主’的心态。”奥尔蒂斯说。他和泰勒相识于丹佛的连锁餐厅Bennigan’s,两人当时都在那里打工。这个模式甚至带来了更好的食物。较低的员工离职率意味着餐厅可以制作更加复杂的菜品,比如从头开始烤的面包或需要三天时间烹制的排骨。

得克萨斯客栈往往选择在人们驾驶皮卡、听乡村音乐、爱喝百威(Budweiser)而不是喜力啤酒(Heineken)的区域开设店面。奥尔蒂斯说:“对于餐厅的定位,我们毫无疑虑,也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带。肯特从不让我们分神。”有一次,公司将鲶鱼列入菜单,一位新员工随即提议称,一整块鲶鱼看起来要比四小块酷得多。泰勒的第一反应是:你是无法用手拿起一整条鱼的。他知道,得克萨斯客栈的顾客想用手指拿起食物。

泰勒也有非常偏执的一面。住进一间沉闷的酒店客房,他会给墙上挂一条壁毯,换个灯泡,并安装上扬声器。在自家餐厅,他会亲自把挂在墙上的动物头下移四分之一英寸。在得克萨斯客栈创办早期,现任首席学习和文化官的吉娜·托宾负责经营该公司在路易斯维尔开设的第一家分店,泰勒经常在周日携家人来店就餐。起身离座之际,他会塞给她一张纸,上面是他用微笑或悲伤表情对用餐体验的每个环节(牛排、菜肴、服务员、气氛等等)进行的郑重评价。

他从不想跟法律和人力资源扯上任何关系。在泰勒眼中,这些部门代表着森严的规则,动辄就对人说“不”的习惯,而这些都是他深恶痛绝的事情。该公司的前法律顾问西莉亚·卡特利特指出:“在得克萨斯客栈,‘公司’是一个令人不齿的脏字。”在上市后的17年中,这家公司只办过一次分析师沟通会。泰勒每年都会抽出三个月的时间去滑雪,有一次临行前还给董事长格雷格·摩尔的语音信箱留了一份接班计划,以防他的直升机滑雪之旅遭遇不测。泰勒的座右铭之一是:“蜜獾狗屁都不在乎。”他指的是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这种狂傲不羁的小动物与毒蛇干了一架,并一头扎进蜇人的蜂巢。泰勒还特意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只蜜獾标本,以求更加形象地向来访者传达这个讯息。

2019年,泰勒决定亲自写一本商业书。没错,这是一件很有首席执行官范儿的事情,但他做事的方式非常不像首席执行官。他用手写,把每一页的照片发给编辑(经常不按顺序,而且是在大半夜)。他希望这本书读起来像出自他口。“我对他说:‘肯特,我觉得‘滚远点’这个词使用过度了。’”该书的编辑阿德里安·戈斯蒂克告诉我。“但他回答说:‘我平常就是这么说话的。’”泰勒拒绝给他的书后缀一个索引表。要是有人想知道这本书是否提到自己,泰勒就会告诉他们,你必须得通读一遍“这该死的玩意”。

2020年2月下旬,泰勒约了几位好友参加每年一度的滑雪之旅。度假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得克萨斯客栈增势迅猛,有望迎来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年。每家门店每周的平均销售额达到10.5万美元,同比增长4.5%。在Applebee’s和Olive Garden等业内同行陷入困境,门可罗雀之际,得克萨斯客栈的客流量却在不断增长,成为休闲餐饮业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公司。

身处犹如世外桃源的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由于当地新闻是德语,泰勒对铺天盖地的新冠疫情早期报道全不知情,还在优哉游哉。但在他3月9日重返办公室那一刻,泰勒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随着新冠疫情持续加剧,每家门店每周的平均销售额骤降至2.9万美元,创下历史新低。公司每周要“烧掉”500万美元的现金——这不免让人回想起泰勒在创业早期不得不放弃兑现自己的支票来发工资的情形。现在,为了按时支付一线员工的奖金,他不再领取薪水,还额外拿出500万美元充实公司的员工救助基金。事实上,2020年的大部分奖金都是他自己掏腰包,泰勒还要求少数知情者不要把此事张扬出去。

受困于极端匮乏,不断变化的运营情报,管理团队一时无从着手。于是,泰勒建立了一个决策流程,他要求所有议题都必须进行深入彻底的讨论,但务必要在24小时内作出决定。这项策略在个人防护设备(PPE)方面得到了回报。大多数高管相信,如果员工都戴上口罩,顾客势必会感到恐慌。但经过与运营四家餐厅的中国台湾团队沟通后,泰勒断言,过不了多久,食客反倒会因为服务生不戴口罩而感到不安。最终,采购团队购入大批口罩,避免了随后爆发的“口罩荒”给其他企业带来的窘境。

泰勒始终坚称,得克萨斯客栈独有的氛围——轻快的乡村音乐,地板上的花生壳——不能被令人悲伤地包裹在一个湿漉漉的外卖盒中。该公司拒绝提供外卖配送服务,其自取业务仅占总销售额的7%,为行业最低。但随着新冠疫情给喧闹的聚会场景按下暂停键,是时候重新评估这种做法了。那么,他们如何以得克萨斯客栈的方式做外卖呢?

泰勒开始召集“疯子”出点子。“疯子”是他对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门店经营者的昵称。在其他任何公司,这些人都会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事实上,在泰勒成为自己的老板之前,这也是同事们对他的一贯看法。

尼尔·尼克劳斯是其中最疯狂的一位。工龄长达26年的他现在掌管123家门店。加入得克萨斯客栈之前,他曾经在现已倒闭的美国墨西哥连锁餐厅Chi-Chi’s工作了十余年。有一次参加迪士尼巡游活动时,看到每个人都跟随着经典乡村歌曲《Cotton Eye Joe》的节拍,与唐老鸭和米老鼠一起舞动,尼克劳斯突然萌生了让食客在他管理的一家餐厅跳排排舞的念头。获悉这家餐厅的每周销售额飙涨了5000美元,泰勒打电话给他,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很快,每位得克萨斯客栈的员工都知道如何侧并步和侧交叉步。

考虑到如今的情势,点子自然是越疯狂越好,而尼克劳斯再次不负所托。一位员工问他可否从自家餐厅买一罐青豆,因为超市的货架早已空空如也。尼克劳斯随即决定廉价出售部分库存。不过,当一家餐厅开始向顾客出售生牛排时,就连他也觉得太过火了。尼克劳斯带着歉意给老板打了一通电话,但泰勒却出人意料地肯定了这种做法,为什么不呢?随后,尼克劳斯安排两位经理与当地一家农产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一个临时农贸市场,并由此创下每日销售纪录。一些顾客甚至在餐厅外办起了车尾派对。收到尼克劳斯的报告后,泰勒让大家备好野餐桌,在停车场大张旗鼓地开派对。

每每身处险境,泰勒总能展现其不落窠臼的领导才能。那一年的诸多变数最终让得克萨斯客栈焕然一新。这家公司跃入电子商务领域,推出了一家在线肉店,寻求与Omaha Steaks一决高下。由于电视不再播放体育赛事,得克萨斯客栈还推出了一个乡村音乐视频站。不动产团队购买了多个储存仓,用印有公司专属标识的塑料包裹起来,并将其用作配送中心。外卖业务现在占据公司营收的五分之一,创下休闲餐饮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外卖收入的最大涨幅。根据得克萨斯客栈在上季度公布的财报,总体销售额比新冠疫情前高出20%。

泰勒这辈子从来没有怕过什么,但他一直害怕感染新冠病毒。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他逃到自己的农场,等到领导团队再次进行面对面磋商时,他会戴着双层口罩和手套现身会场。鉴于如此多员工仰仗他的领导,他实在生不起病。无论如何,泰勒总是有点洁癖的——如果你要清嗓子或咳嗽,最好不要在他面前做。

因此,当泰勒在2020年11月患上新冠肺炎时,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感染的。“我有点震惊,搞不懂这究竟是咋回事。”麦高恩告诉我。他的症状还算轻微,但没有过多久,耳鸣就轰然而至。

耳鸣是一种孤独的症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ical School)专门研究耳鸣的教授休伯特·利姆解释说,它几乎就像是一个幻肢。外人都听不到患者感受到的嗡嗡声,所以很难评估。泰勒所患的衰弱性耳鸣是最严重的一种,困扰着大约1%的人,它可能会严重影响睡眠。肯特·泰勒的父亲鲍威尔·泰勒告诉我,他的儿子把这种痛楚隐瞒了好几个月,不想让别人为他难过。

目前还没有治疗耳鸣的方法,但马克斯说,父亲只要醒着,就会想方设法地寻找治病良策。在翻阅了休伯特·利姆的研究成果,并在播客上听完他的演讲后,泰勒主动联系了这位耳鸣专家,并最终为他的研究捐赠了50万美元。利姆告诉我,耳鸣病例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所增加。但目前要判断耳鸣是否由新冠病毒或新冠疫苗引起,还为时过早。过去两年出现了太多其他的混淆因素,例如压力、隔离、更安静的环境等等。

2020年12月,泰勒像往年一样飞赴佛罗里达,陪伴年迈的父母过圣诞,但最终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因为他发现,他已经无法忍受高空飞行的痛苦。那一年,泰勒没有去滑雪,没有喝咖啡(这会引发耳鸣),也不再听他心爱的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

3月初,前首席运营官奥尔蒂斯飞往佛罗里达,准备跟泰勒和其他几位朋友进行为期一周的乘船旅行。一看到老友突然衰老了很多的面容,奥尔蒂斯大惊失色。泰勒告诉他,最近好一阵子,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但他看上去也像是一位为未来做打算的人。泰勒刚刚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买了一艘船和一栋房子。在旅行的每一天,他都显得放松自如,病情似乎日渐好转。

就在这次乘船旅行结束后,泰勒前往爱尔兰进行了一项实验性治疗。这似乎对一只耳朵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给奥尔蒂斯发了一个语音信息,说治疗很顺利,他很乐观。泰勒甚至对现在担任公司董事长的摩尔说,他正在考虑去滑雪。

但在3月中旬,泰勒回到路易斯维尔接种新冠疫苗时,耳鸣又卷土重来。两天后,他离开公司,开车去了郊外的农场,然后开枪自杀。泰勒的一位朋友说,他从来都不喜欢枪,但在路易斯维尔爆发因为警察杀害布伦娜·泰勒而引发的抗议活动期间,作为执法部门支持者的得克萨斯客栈屡屡受到威胁,泰勒随即买了一把枪。鲍威尔·泰勒告诉我,他儿子给他最看重的人逐一留下遗言。“他原以为他能够像攻克其他难关一样,最终迈过这道坎。”鲍威尔说,“但这一次,他算是棋逢对手了。”

我来到路易斯维尔那天,距泰勒离世几乎刚好过了九个月。在公司支持中心,人们仍然在寻找个性化的悼念方式。在得克萨斯客栈工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首席学习和文化官托宾,在口袋里揣着一把吉他饰品,上面刻着泰勒的一句口头禅:摇滚吧!她会时不时地擦擦它,希望从中汲取灵感。

泰勒最亲密的心腹都在为如何应对这些更加公开的纪念活动而苦恼。在路易斯维尔的第二家得克萨斯客栈门店,员工在入口处摆放了一支蜡烛和照片。主管沟通和公共事务的副总裁特拉维斯·多斯特有些日子不去那里了。在他看来,如果泰勒在天有灵,这个临时搭建的神龛会让他发疯的。但他不想要求员工把它拆掉。在公司总部,一个印有泰勒照片的巨大横幅装饰在大楼的一侧。“他肯定不喜欢这样。”长期担任泰勒助理的麦高恩说。

任何形式的吹捧都会让泰勒感到不舒服。他很内向,聪明但不善社交。奥尔蒂斯告诉我,他或许更愿意让别人来做所有这一切的代言人。为了克服对聚光灯的极度不适,泰勒创造了另一个自我:布巴(Bubba)。每当他迫于无奈之下登上舞台,他就会扮演起这个看上去喧闹无比的角色。泰勒所穿的服装和他所戴的假发,其实是一种策略,意在帮助他扮演一些让他感到局促的角色。哪怕进入首席执行官模式,他那一身牛仔裤和牛仔帽行头,也是表演的一部分。“我至少跟他一同外出一千次了,从未见过他戴牛仔帽。他甚至不听乡村音乐。”奥尔蒂斯说。

与泰勒交往最深的人,最不可能对他膜拜有加。我采访了多位泰勒的心腹,他们真正了解隐藏在这些服装道具背后那个真实的泰勒。这个核心圈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经挑战过他。“我对他向来都是有啥说啥,绝无半句虚言。”麦高恩说,“他喜欢别人反驳他——但这样做的人并不多。”

麦高恩从2005年开始担任泰勒的助理,有效地掌管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做行政工作的,总会遇到自己仰慕的老板。”她解释说,“没错,他就是我有幸遇到的那一位。”两人会乏味地仔细查看他放在后兜的日程安排表,麦高恩时刻不忘备好他标志性的蓝色可擦除笔和方格纸。但当泰勒的孙子出生时,她也在医院忙前忙后,还参与策划了他女儿的婚礼。就像我交谈过的很多人一样,她一直是泰勒及其家人的坚定保护者。“我现在仍然是。”她告诉我。我明白,这是一个友好的警告。

泰勒放弃他的薪水后,麦高恩有点担心,问他在经济方面是否会有问题。“我觉得自己真的看不穿他有多少财富。”她说,“在我看来,他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泰勒最后一次买车,也是她第一次可以说服老板买辆新车,再不要买二手车。他此前的座驾一直是雪佛兰(Chevy)的Suburban越野车,里面总是堆满了垃圾,麦高恩称之为“滚动的垃圾桶”。

我是在泰勒的办公室,与麦高恩和多斯特交谈的。各种假植物环绕在我们四周,都是他喜欢的类型。“这些都是我在家得宝(Home Depot)买的。”麦高恩说。书架上摆放着泰勒的孩子和孙辈的照片,一如他在三个家中所展示的那样。

泰勒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几个月才搬到这间办公室,此举是为了让麦高恩的办公桌靠近窗户。时至今日,这位多年的助手还是很难走进老板的农场住所,但她还没有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这里的气息不像他。”她说。等到泰勒的孩子整理好心绪,他们会拿走他最后的私人物品,然后这间屋子就会用作他途。泰勒不会希望他的员工把这里变成一处圣地。

多斯特和麦高恩是泰勒自杀当天最后见到他的两个人,也是最早知道这起惨剧的人。麦高恩揣测,这一切都是他事先计划好的,“他知道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事发当天,两人设法确保在消息传出之前让他的家人先知道此事。“回想起来,他其实早就培训过我们,让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在他去世的那天,泰勒在办公桌上留下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的心愿。其中包含一片横格纸,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字:杰里·摩根,首席执行官,2021年3月18日。麦高恩把这张纸条裱起来送给了摩根。这位新任首席执行官把它摆放在办公室醒目处,时刻提醒自己这份工作的分量。

在那之前,摩根始终期待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接班方式。在2020年12月被提拔为公司总裁之前,他一直泰勒麾下的众多“疯子”之一,在14个州经营着120多家餐厅。泰勒没有确定退休时间表,也没有给任何承诺——摩根对此并无异议。“肯特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摩根说。多斯特曾经尝试着帮助两人做好交接准备,安排他们阅读《老爸的生意》(My Father’s Business)一书。这本书记录了Dollar Genera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代际交接过程。但大家心知肚明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泰勒都将在公司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相较于他现在的境遇,摩根对这一幕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他告诉泰勒不要插手他的事务。去年8月,出于对新冠疫情的担忧,他打电话取消了公司的年度会议。在那一刻,摩根突然萌生了一种格外强烈的冲动,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拿起电话,与泰勒沟通此事。但斯人已逝。让他稍感慰藉的是,他知道泰勒会说什么:不用做一只被压扁的松树——冒冒失失地跑到公路上,优柔寡断,然后被车辗过。无论如何,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从来都不是泰勒的风格。他更喜欢训练人们如何思考。“进入我的大脑。”他会这样说。

摩根已经在公司工作了25年,是一位久负盛名的运营者。作为餐厅经理,他每天都会花两个小时称量当晚要供应的所有牛排,并亲自品尝菜单上的每一道菜。“这样做确实很蠢。”他说。和泰勒一样,他是一位注重细节的人,但他更喜欢与人打交道,不喜欢搞花架子。他无法忍受只有三四个人参与,“看上去糟糕无比的排排舞。”他说,“如果你打算草草了事,干脆就别做。”要是他再重40磅,再高4英寸,摩根可能会在高中毕业后继续他的橄榄球生涯。他说话的口气更像是一位主教练,而不是一位首席执行官。事实上,他也经常以教练自诩。

现在,摩根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公司尽快走出悲痛。在最初那几个月,他不得不进行深呼吸,出去散步。他坐在妻子面前,恳求她施以援手。他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在团队面前情绪崩溃。“太沉重了。”摩根说,“最最要紧的是,他把这副担子交给了我。是他让我上场的。”

我在路易斯维尔采访的最后一位,是肯特的儿子马克斯。他今年26岁,从出生那一刻起,得克萨斯客栈就是他生活的轴心。大学毕业后,他在丹佛的一家餐饮初创公司做事,打算开创自己的事业。但在2018年,他的外祖父去世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经受亲人离世的打击。马克斯感到上天在召唤他重返肯塔基州。新冠疫情袭来时,他正等着领取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书。在新冠疫情期间,无事可做的马克斯开始在得克萨斯客栈的支持中心帮忙,做一些诸如协商租金延期、购买个人防护用品这类需要有人做的事情。这本该是一份临时工作,直到肯特告诉他,他需要马克斯加入得克萨斯客栈——这是他此前从未提过的要求。

这对父子一直住在路易斯维尔郊外的家庭农场。肯特搬进了他在那里建造的新房子,马克斯和几位朋友则住在旧农舍。在刚刚住进农场那几个月,父子俩每天都会围坐在户外一张桌子旁,讨论公司事务和世界时局。但这种后院讨论常常会转向他们将要分享的书——肯特偏爱商业,而马克斯则倾向于哲学。在肯特去世后,马克斯看到他的办公桌上还摆着一摞没有来得及送出的书。

马克斯告诉我,这本书触及了父亲在生命最后时刻不断演变的人生观。他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富足,即使在经历耳鸣折磨的时候,他也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他把自己写的书通读了一遍,然后大刀阔斧地删掉所有的负面内容,比如一些可能被误解的笑话,他第一次失败婚姻的细节,等等。书中丝毫没有提及他自己感染新冠病毒或者罹患耳鸣的遭遇。至少没有公开谈及。“恐惧是不可避免的,痛苦亦是如此。”他在结语中写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位没有在个人生活中克服过障碍或悲剧的成功人士。但我们每天都可以选择,要么听从周遭负面事件的摆布,做出情绪化的反应,要么绽开笑颜,努力成为房间里最积极向上的那个人。”

得克萨斯客栈是肯特的生命,是他的孩子。马克斯坦言,父亲这辈子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花在了这家公司上;有时候,这会成为他和家人难以承受之重。马克斯还上大学时,他父母的婚姻,也是肯特的第二次婚姻,就宣告破裂了。就在肯特去世前,他本打算退后一步,花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这确实是他的目标。”马克斯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你现在就应该抓紧时间陪伴家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还能够在这人世间驻留多少时日。”

结束与马克斯的对话,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分,我旋即订了第二天的返程机票。我原计划利用一上午的时间在路易斯维尔四处转转,更加深入地体验这座塑造了肯特·泰勒的城市。但这场对话让我感受到亲人离世带来的悲伤,留下的种种遗憾和未竟之事,也让我迫切地想要回到自己的亲人身旁。为了赶早班飞机,我凌晨4点就醒了。驱车经过得克萨斯客栈的总部和那张印有泰勒照片的巨大横幅时,我似乎感到,他正在上空俯视着我。

如何缓解工作场所的悲伤情绪

过去两年来,很多人都失去了亲人。仅在美国就有超过86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坠入无边悲痛的至爱亲朋估计多达770万之众。任何有此经历的人都会告诉你,悲伤情绪不会因为你去上班而戛然而止。

但美国工人并没有受联邦政府保护的法定丧假。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仅有56%的美国员工享有带薪丧假。

雇主不妨采用以下这些措施,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支持:

提供带薪丧假——多多益善。

寥寥数日,是很难让失去至亲的人走出悲痛的。“悲伤不是一种时断时续的情绪。它会像惊涛骇浪一样涌来。”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兹维尔分校(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dwardsville)专门研究悲伤情绪的教授乔斯林·德格鲁特说。

放宽对丧假资格的限制。

带薪丧假通常只限于直系亲属的死亡。那么如果你在哀悼一位密友或一位情同手足的表亲呢?

一些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延长了丧假时间。例如,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现在为失去直系亲属的员工提供20天的带薪丧假,给失去远亲的员工放5天假。

承认员工的悲痛——并且明白它还在持续。

雇主务必要感悟到员工的丧亲之痛,不要假装一切如常。“我们总是认为,只要给几天假期,悲伤就会散去。当然,悲伤是需要时间来缓解的。”对悲伤颇有研究、著作等身的Grief.com网站的创始人大卫·凯斯勒说,“但雇主也要在员工重返岗位后,适时地给予其抚慰。”——Maria Aspan(财富中文网)

译者:任文科

在肯特·泰勒溘然辞世前的那个12月,这位得克萨斯客栈牛排馆(Texas Roadhouse)的创始人开始向家人、朋友和员工分发一本书。泰勒酷爱读书是出了名的,他还喜欢把自己心仪的大部头著作馈赠给别人——通常会在书中附上一份个人感悟。

这本书对这位餐饮企业家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他平时主要阅读一些领导力和管理方面的经典著作,诸如《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和《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之类。泰勒之所以能够将他的公司打造成一家市值逾50亿美元的企业,或许正是这些书给予的灵感。

但近些时日,泰勒更耽于自省。2020年11月,他不幸感染新冠病毒,此后就患上了严重的耳鸣——这是大脑对听力受损做出的反应,通过产生声音来弥补耳朵不再处理的外界声响。病情逐渐恶化,听起来就像“一架喷气式飞机在你的耳边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频率轰鸣起飞。”他的儿子马克斯·泰勒说。就在他的痛苦似乎达到顶峰的时候,肯特开始翻阅这本谈论如何以冥想的方式寻找快乐的书籍。“挺管用的,从阅读中寻找快乐之道,有助于减轻他身体上的痛苦。”马克斯表示。

很少有人知道泰勒正在经受新冠后遗症的折磨。他对这番磨难守口如瓶,只告诉了最亲密的人。他不是一位纠结于挫折,无法自拔的人,很快就开始以他特有的坚韧去解决耳鸣问题——咨询世界各地的专家,拜访最好的医生,甚至资助相关研究项目。泰勒是一位斗士,而少数知晓内情的人都期望他最终会找到一种方法来战胜这种鲜为人知的疾病,就像他屡屡攻克生活中遇到的其他挑战一样。

他们错了。2021年3月18日,泰勒在他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郊外的农场自杀,终年65岁。

“9个月过去了,我还是尽量不去冥思苦想究竟是咋回事。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与他并肩工作16年的执行助理谢莉·麦高恩说。“因为他不想让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们任何人知道。”

这本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尽管新冠疫情让餐饮业哀鸿一片,但得克萨斯客栈已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比以往更加强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泰勒的领导才能。他准备退后一步,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马克斯、两个女儿和他的孙辈。此外,他此前完成的大作——泰勒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他是如何构筑起这个行业最具创新性的概念之一——也将在短短几个月后上架销售。

但现在,这家公司突然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天大的课题:在痛失了一位打破传统、与公司身份休戚与共的创始人之后,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如何继续经营下去?“我不能被压垮,这家公司也不能就此垮掉。”杰里·摩根说。他在2020年被任命为总裁,并在泰勒去世后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要是公司垮了,我们如何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得克萨斯客栈准备举办一场追悼会,设立每年一度的创始人日,还打算建造一尊雕像和一家博物馆。但不管怎样,应该做的工作还得做:全球630家餐厅需要每天下午4点准时开业。“我翻来覆去地想,在缅怀方面花多少心思是适宜的,又应该分配多少精力来筹划未来、继续前行?”前首席运营官史蒂夫·奥尔蒂斯这样说道。他不仅是泰勒的密友,也是得克萨斯客栈的特许经营人。

诚哉斯言。所有这些大惊小怪肯定会让泰勒无比尴尬。在世的时候,性格内向到极致,不得不摆出姿态来扮演首席执行官角色的泰勒,也从来不想被人膜拜。他会仿照扑克牌友威利·纳尔逊的模样,戴上所谓的“威利辫子”(一种把纱线缝在头巾上的装扮),然后把这些辫子像名片一样分发出去——这种滑稽的行为掩饰了他非凡的纪律性。公司的头衔和等级制度让他很恼火。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泰勒一直在竭力避免这两样东西所带来的种种虚饰。在路易斯维尔总部,没有高管专享停车位,遑论以势压人。在一个生意繁忙的周六,泰勒像其他人一样在得克萨斯客栈餐厅排了一个小时队才等到一张餐桌。

泰勒向来都很低调。和大多数人一样,3月看到他的讣告时,我对这位企业家知之甚少。这则讣告读起来就像是新冠悲剧的一个缩影。是啊,病毒是不会怜悯任何人的。但在泰勒和他的公司身上,我发现的远不止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从这位创始人身上,以及他执拗地坚持走自己的路,并最终收获巨大成功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教益。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得克萨斯客栈让我们见证了坚持不懈,怀揣悲痛继续前行的力量。是的,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故事,但它同样是一个洋溢着希望光辉的故事。甚或,正如泰勒的文学灵感所暗示的那样,这也是一个关乎快乐的故事。

在得克萨斯客栈的创业神话中,失败是非常醒目的一部分。做了多年餐馆经理的泰勒相继被100多名投资者拒绝。后来,三位当地的心内科医生决定支持他创办自己的连锁店。1993年,第一家得克萨斯客栈在印第安纳州的克拉克斯维尔开业。不到6年,这家初创牛排连锁店就因为选址不当,不得不关闭最初5家餐厅中的3家餐厅。泰勒一直在办公室里保存着这些失败店面的纪念品:两条制成标本的鱼和一个牛头骨。在他的余生中,每家店面的选址都是他亲自考察,亲自拍板的。对泰勒来说,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谦逊态度,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素养。即使在最辉煌的时刻,他也不希望这家公司表现得好像已经抵达成功彼岸似的。

泰勒鼓励最早加入的员工与他联手,共同赌一把得克萨斯客栈的未来。店长需要预付2.5万美元,并签署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但在工资之外,他们还能够得到餐厅利润的10%。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安排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泰勒确实需要钱,但它也激发了创业精神。“主人翁意识渗透到了公司的各个部门,大家都抱有一种‘这家店是我的,我们就是店主’的心态。”奥尔蒂斯说。他和泰勒相识于丹佛的连锁餐厅Bennigan’s,两人当时都在那里打工。这个模式甚至带来了更好的食物。较低的员工离职率意味着餐厅可以制作更加复杂的菜品,比如从头开始烤的面包或需要三天时间烹制的排骨。

得克萨斯客栈往往选择在人们驾驶皮卡、听乡村音乐、爱喝百威(Budweiser)而不是喜力啤酒(Heineken)的区域开设店面。奥尔蒂斯说:“对于餐厅的定位,我们毫无疑虑,也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带。肯特从不让我们分神。”有一次,公司将鲶鱼列入菜单,一位新员工随即提议称,一整块鲶鱼看起来要比四小块酷得多。泰勒的第一反应是:你是无法用手拿起一整条鱼的。他知道,得克萨斯客栈的顾客想用手指拿起食物。

泰勒也有非常偏执的一面。住进一间沉闷的酒店客房,他会给墙上挂一条壁毯,换个灯泡,并安装上扬声器。在自家餐厅,他会亲自把挂在墙上的动物头下移四分之一英寸。在得克萨斯客栈创办早期,现任首席学习和文化官的吉娜·托宾负责经营该公司在路易斯维尔开设的第一家分店,泰勒经常在周日携家人来店就餐。起身离座之际,他会塞给她一张纸,上面是他用微笑或悲伤表情对用餐体验的每个环节(牛排、菜肴、服务员、气氛等等)进行的郑重评价。

他从不想跟法律和人力资源扯上任何关系。在泰勒眼中,这些部门代表着森严的规则,动辄就对人说“不”的习惯,而这些都是他深恶痛绝的事情。该公司的前法律顾问西莉亚·卡特利特指出:“在得克萨斯客栈,‘公司’是一个令人不齿的脏字。”在上市后的17年中,这家公司只办过一次分析师沟通会。泰勒每年都会抽出三个月的时间去滑雪,有一次临行前还给董事长格雷格·摩尔的语音信箱留了一份接班计划,以防他的直升机滑雪之旅遭遇不测。泰勒的座右铭之一是:“蜜獾狗屁都不在乎。”他指的是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这种狂傲不羁的小动物与毒蛇干了一架,并一头扎进蜇人的蜂巢。泰勒还特意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只蜜獾标本,以求更加形象地向来访者传达这个讯息。

2019年,泰勒决定亲自写一本商业书。没错,这是一件很有首席执行官范儿的事情,但他做事的方式非常不像首席执行官。他用手写,把每一页的照片发给编辑(经常不按顺序,而且是在大半夜)。他希望这本书读起来像出自他口。“我对他说:‘肯特,我觉得‘滚远点’这个词使用过度了。’”该书的编辑阿德里安·戈斯蒂克告诉我。“但他回答说:‘我平常就是这么说话的。’”泰勒拒绝给他的书后缀一个索引表。要是有人想知道这本书是否提到自己,泰勒就会告诉他们,你必须得通读一遍“这该死的玩意”。

2020年2月下旬,泰勒约了几位好友参加每年一度的滑雪之旅。度假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得克萨斯客栈增势迅猛,有望迎来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年。每家门店每周的平均销售额达到10.5万美元,同比增长4.5%。在Applebee’s和Olive Garden等业内同行陷入困境,门可罗雀之际,得克萨斯客栈的客流量却在不断增长,成为休闲餐饮业迄今为止表现最好的公司。

身处犹如世外桃源的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由于当地新闻是德语,泰勒对铺天盖地的新冠疫情早期报道全不知情,还在优哉游哉。但在他3月9日重返办公室那一刻,泰勒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随着新冠疫情持续加剧,每家门店每周的平均销售额骤降至2.9万美元,创下历史新低。公司每周要“烧掉”500万美元的现金——这不免让人回想起泰勒在创业早期不得不放弃兑现自己的支票来发工资的情形。现在,为了按时支付一线员工的奖金,他不再领取薪水,还额外拿出500万美元充实公司的员工救助基金。事实上,2020年的大部分奖金都是他自己掏腰包,泰勒还要求少数知情者不要把此事张扬出去。

受困于极端匮乏,不断变化的运营情报,管理团队一时无从着手。于是,泰勒建立了一个决策流程,他要求所有议题都必须进行深入彻底的讨论,但务必要在24小时内作出决定。这项策略在个人防护设备(PPE)方面得到了回报。大多数高管相信,如果员工都戴上口罩,顾客势必会感到恐慌。但经过与运营四家餐厅的中国台湾团队沟通后,泰勒断言,过不了多久,食客反倒会因为服务生不戴口罩而感到不安。最终,采购团队购入大批口罩,避免了随后爆发的“口罩荒”给其他企业带来的窘境。

泰勒始终坚称,得克萨斯客栈独有的氛围——轻快的乡村音乐,地板上的花生壳——不能被令人悲伤地包裹在一个湿漉漉的外卖盒中。该公司拒绝提供外卖配送服务,其自取业务仅占总销售额的7%,为行业最低。但随着新冠疫情给喧闹的聚会场景按下暂停键,是时候重新评估这种做法了。那么,他们如何以得克萨斯客栈的方式做外卖呢?

泰勒开始召集“疯子”出点子。“疯子”是他对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门店经营者的昵称。在其他任何公司,这些人都会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事实上,在泰勒成为自己的老板之前,这也是同事们对他的一贯看法。

尼尔·尼克劳斯是其中最疯狂的一位。工龄长达26年的他现在掌管123家门店。加入得克萨斯客栈之前,他曾经在现已倒闭的美国墨西哥连锁餐厅Chi-Chi’s工作了十余年。有一次参加迪士尼巡游活动时,看到每个人都跟随着经典乡村歌曲《Cotton Eye Joe》的节拍,与唐老鸭和米老鼠一起舞动,尼克劳斯突然萌生了让食客在他管理的一家餐厅跳排排舞的念头。获悉这家餐厅的每周销售额飙涨了5000美元,泰勒打电话给他,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很快,每位得克萨斯客栈的员工都知道如何侧并步和侧交叉步。

考虑到如今的情势,点子自然是越疯狂越好,而尼克劳斯再次不负所托。一位员工问他可否从自家餐厅买一罐青豆,因为超市的货架早已空空如也。尼克劳斯随即决定廉价出售部分库存。不过,当一家餐厅开始向顾客出售生牛排时,就连他也觉得太过火了。尼克劳斯带着歉意给老板打了一通电话,但泰勒却出人意料地肯定了这种做法,为什么不呢?随后,尼克劳斯安排两位经理与当地一家农产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一个临时农贸市场,并由此创下每日销售纪录。一些顾客甚至在餐厅外办起了车尾派对。收到尼克劳斯的报告后,泰勒让大家备好野餐桌,在停车场大张旗鼓地开派对。

每每身处险境,泰勒总能展现其不落窠臼的领导才能。那一年的诸多变数最终让得克萨斯客栈焕然一新。这家公司跃入电子商务领域,推出了一家在线肉店,寻求与Omaha Steaks一决高下。由于电视不再播放体育赛事,得克萨斯客栈还推出了一个乡村音乐视频站。不动产团队购买了多个储存仓,用印有公司专属标识的塑料包裹起来,并将其用作配送中心。外卖业务现在占据公司营收的五分之一,创下休闲餐饮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外卖收入的最大涨幅。根据得克萨斯客栈在上季度公布的财报,总体销售额比新冠疫情前高出20%。

泰勒这辈子从来没有怕过什么,但他一直害怕感染新冠病毒。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他逃到自己的农场,等到领导团队再次进行面对面磋商时,他会戴着双层口罩和手套现身会场。鉴于如此多员工仰仗他的领导,他实在生不起病。无论如何,泰勒总是有点洁癖的——如果你要清嗓子或咳嗽,最好不要在他面前做。

因此,当泰勒在2020年11月患上新冠肺炎时,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感染的。“我有点震惊,搞不懂这究竟是咋回事。”麦高恩告诉我。他的症状还算轻微,但没有过多久,耳鸣就轰然而至。

耳鸣是一种孤独的症状。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ical School)专门研究耳鸣的教授休伯特·利姆解释说,它几乎就像是一个幻肢。外人都听不到患者感受到的嗡嗡声,所以很难评估。泰勒所患的衰弱性耳鸣是最严重的一种,困扰着大约1%的人,它可能会严重影响睡眠。肯特·泰勒的父亲鲍威尔·泰勒告诉我,他的儿子把这种痛楚隐瞒了好几个月,不想让别人为他难过。

目前还没有治疗耳鸣的方法,但马克斯说,父亲只要醒着,就会想方设法地寻找治病良策。在翻阅了休伯特·利姆的研究成果,并在播客上听完他的演讲后,泰勒主动联系了这位耳鸣专家,并最终为他的研究捐赠了50万美元。利姆告诉我,耳鸣病例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所增加。但目前要判断耳鸣是否由新冠病毒或新冠疫苗引起,还为时过早。过去两年出现了太多其他的混淆因素,例如压力、隔离、更安静的环境等等。

2020年12月,泰勒像往年一样飞赴佛罗里达,陪伴年迈的父母过圣诞,但最终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因为他发现,他已经无法忍受高空飞行的痛苦。那一年,泰勒没有去滑雪,没有喝咖啡(这会引发耳鸣),也不再听他心爱的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

3月初,前首席运营官奥尔蒂斯飞往佛罗里达,准备跟泰勒和其他几位朋友进行为期一周的乘船旅行。一看到老友突然衰老了很多的面容,奥尔蒂斯大惊失色。泰勒告诉他,最近好一阵子,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但他看上去也像是一位为未来做打算的人。泰勒刚刚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买了一艘船和一栋房子。在旅行的每一天,他都显得放松自如,病情似乎日渐好转。

就在这次乘船旅行结束后,泰勒前往爱尔兰进行了一项实验性治疗。这似乎对一只耳朵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给奥尔蒂斯发了一个语音信息,说治疗很顺利,他很乐观。泰勒甚至对现在担任公司董事长的摩尔说,他正在考虑去滑雪。

但在3月中旬,泰勒回到路易斯维尔接种新冠疫苗时,耳鸣又卷土重来。两天后,他离开公司,开车去了郊外的农场,然后开枪自杀。泰勒的一位朋友说,他从来都不喜欢枪,但在路易斯维尔爆发因为警察杀害布伦娜·泰勒而引发的抗议活动期间,作为执法部门支持者的得克萨斯客栈屡屡受到威胁,泰勒随即买了一把枪。鲍威尔·泰勒告诉我,他儿子给他最看重的人逐一留下遗言。“他原以为他能够像攻克其他难关一样,最终迈过这道坎。”鲍威尔说,“但这一次,他算是棋逢对手了。”

我来到路易斯维尔那天,距泰勒离世几乎刚好过了九个月。在公司支持中心,人们仍然在寻找个性化的悼念方式。在得克萨斯客栈工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首席学习和文化官托宾,在口袋里揣着一把吉他饰品,上面刻着泰勒的一句口头禅:摇滚吧!她会时不时地擦擦它,希望从中汲取灵感。

泰勒最亲密的心腹都在为如何应对这些更加公开的纪念活动而苦恼。在路易斯维尔的第二家得克萨斯客栈门店,员工在入口处摆放了一支蜡烛和照片。主管沟通和公共事务的副总裁特拉维斯·多斯特有些日子不去那里了。在他看来,如果泰勒在天有灵,这个临时搭建的神龛会让他发疯的。但他不想要求员工把它拆掉。在公司总部,一个印有泰勒照片的巨大横幅装饰在大楼的一侧。“他肯定不喜欢这样。”长期担任泰勒助理的麦高恩说。

任何形式的吹捧都会让泰勒感到不舒服。他很内向,聪明但不善社交。奥尔蒂斯告诉我,他或许更愿意让别人来做所有这一切的代言人。为了克服对聚光灯的极度不适,泰勒创造了另一个自我:布巴(Bubba)。每当他迫于无奈之下登上舞台,他就会扮演起这个看上去喧闹无比的角色。泰勒所穿的服装和他所戴的假发,其实是一种策略,意在帮助他扮演一些让他感到局促的角色。哪怕进入首席执行官模式,他那一身牛仔裤和牛仔帽行头,也是表演的一部分。“我至少跟他一同外出一千次了,从未见过他戴牛仔帽。他甚至不听乡村音乐。”奥尔蒂斯说。

与泰勒交往最深的人,最不可能对他膜拜有加。我采访了多位泰勒的心腹,他们真正了解隐藏在这些服装道具背后那个真实的泰勒。这个核心圈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经挑战过他。“我对他向来都是有啥说啥,绝无半句虚言。”麦高恩说,“他喜欢别人反驳他——但这样做的人并不多。”

麦高恩从2005年开始担任泰勒的助理,有效地掌管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做行政工作的,总会遇到自己仰慕的老板。”她解释说,“没错,他就是我有幸遇到的那一位。”两人会乏味地仔细查看他放在后兜的日程安排表,麦高恩时刻不忘备好他标志性的蓝色可擦除笔和方格纸。但当泰勒的孙子出生时,她也在医院忙前忙后,还参与策划了他女儿的婚礼。就像我交谈过的很多人一样,她一直是泰勒及其家人的坚定保护者。“我现在仍然是。”她告诉我。我明白,这是一个友好的警告。

泰勒放弃他的薪水后,麦高恩有点担心,问他在经济方面是否会有问题。“我觉得自己真的看不穿他有多少财富。”她说,“在我看来,他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泰勒最后一次买车,也是她第一次可以说服老板买辆新车,再不要买二手车。他此前的座驾一直是雪佛兰(Chevy)的Suburban越野车,里面总是堆满了垃圾,麦高恩称之为“滚动的垃圾桶”。

我是在泰勒的办公室,与麦高恩和多斯特交谈的。各种假植物环绕在我们四周,都是他喜欢的类型。“这些都是我在家得宝(Home Depot)买的。”麦高恩说。书架上摆放着泰勒的孩子和孙辈的照片,一如他在三个家中所展示的那样。

泰勒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几个月才搬到这间办公室,此举是为了让麦高恩的办公桌靠近窗户。时至今日,这位多年的助手还是很难走进老板的农场住所,但她还没有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这里的气息不像他。”她说。等到泰勒的孩子整理好心绪,他们会拿走他最后的私人物品,然后这间屋子就会用作他途。泰勒不会希望他的员工把这里变成一处圣地。

多斯特和麦高恩是泰勒自杀当天最后见到他的两个人,也是最早知道这起惨剧的人。麦高恩揣测,这一切都是他事先计划好的,“他知道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事发当天,两人设法确保在消息传出之前让他的家人先知道此事。“回想起来,他其实早就培训过我们,让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在他去世的那天,泰勒在办公桌上留下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的心愿。其中包含一片横格纸,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字:杰里·摩根,首席执行官,2021年3月18日。麦高恩把这张纸条裱起来送给了摩根。这位新任首席执行官把它摆放在办公室醒目处,时刻提醒自己这份工作的分量。

在那之前,摩根始终期待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接班方式。在2020年12月被提拔为公司总裁之前,他一直泰勒麾下的众多“疯子”之一,在14个州经营着120多家餐厅。泰勒没有确定退休时间表,也没有给任何承诺——摩根对此并无异议。“肯特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摩根说。多斯特曾经尝试着帮助两人做好交接准备,安排他们阅读《老爸的生意》(My Father’s Business)一书。这本书记录了Dollar Genera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代际交接过程。但大家心知肚明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泰勒都将在公司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相较于他现在的境遇,摩根对这一幕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他告诉泰勒不要插手他的事务。去年8月,出于对新冠疫情的担忧,他打电话取消了公司的年度会议。在那一刻,摩根突然萌生了一种格外强烈的冲动,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拿起电话,与泰勒沟通此事。但斯人已逝。让他稍感慰藉的是,他知道泰勒会说什么:不用做一只被压扁的松树——冒冒失失地跑到公路上,优柔寡断,然后被车辗过。无论如何,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从来都不是泰勒的风格。他更喜欢训练人们如何思考。“进入我的大脑。”他会这样说。

摩根已经在公司工作了25年,是一位久负盛名的运营者。作为餐厅经理,他每天都会花两个小时称量当晚要供应的所有牛排,并亲自品尝菜单上的每一道菜。“这样做确实很蠢。”他说。和泰勒一样,他是一位注重细节的人,但他更喜欢与人打交道,不喜欢搞花架子。他无法忍受只有三四个人参与,“看上去糟糕无比的排排舞。”他说,“如果你打算草草了事,干脆就别做。”要是他再重40磅,再高4英寸,摩根可能会在高中毕业后继续他的橄榄球生涯。他说话的口气更像是一位主教练,而不是一位首席执行官。事实上,他也经常以教练自诩。

现在,摩根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公司尽快走出悲痛。在最初那几个月,他不得不进行深呼吸,出去散步。他坐在妻子面前,恳求她施以援手。他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在团队面前情绪崩溃。“太沉重了。”摩根说,“最最要紧的是,他把这副担子交给了我。是他让我上场的。”

我在路易斯维尔采访的最后一位,是肯特的儿子马克斯。他今年26岁,从出生那一刻起,得克萨斯客栈就是他生活的轴心。大学毕业后,他在丹佛的一家餐饮初创公司做事,打算开创自己的事业。但在2018年,他的外祖父去世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经受亲人离世的打击。马克斯感到上天在召唤他重返肯塔基州。新冠疫情袭来时,他正等着领取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书。在新冠疫情期间,无事可做的马克斯开始在得克萨斯客栈的支持中心帮忙,做一些诸如协商租金延期、购买个人防护用品这类需要有人做的事情。这本该是一份临时工作,直到肯特告诉他,他需要马克斯加入得克萨斯客栈——这是他此前从未提过的要求。

这对父子一直住在路易斯维尔郊外的家庭农场。肯特搬进了他在那里建造的新房子,马克斯和几位朋友则住在旧农舍。在刚刚住进农场那几个月,父子俩每天都会围坐在户外一张桌子旁,讨论公司事务和世界时局。但这种后院讨论常常会转向他们将要分享的书——肯特偏爱商业,而马克斯则倾向于哲学。在肯特去世后,马克斯看到他的办公桌上还摆着一摞没有来得及送出的书。

马克斯告诉我,这本书触及了父亲在生命最后时刻不断演变的人生观。他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富足,即使在经历耳鸣折磨的时候,他也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他把自己写的书通读了一遍,然后大刀阔斧地删掉所有的负面内容,比如一些可能被误解的笑话,他第一次失败婚姻的细节,等等。书中丝毫没有提及他自己感染新冠病毒或者罹患耳鸣的遭遇。至少没有公开谈及。“恐惧是不可避免的,痛苦亦是如此。”他在结语中写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位没有在个人生活中克服过障碍或悲剧的成功人士。但我们每天都可以选择,要么听从周遭负面事件的摆布,做出情绪化的反应,要么绽开笑颜,努力成为房间里最积极向上的那个人。”

得克萨斯客栈是肯特的生命,是他的孩子。马克斯坦言,父亲这辈子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花在了这家公司上;有时候,这会成为他和家人难以承受之重。马克斯还上大学时,他父母的婚姻,也是肯特的第二次婚姻,就宣告破裂了。就在肯特去世前,他本打算退后一步,花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这确实是他的目标。”马克斯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你现在就应该抓紧时间陪伴家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还能够在这人世间驻留多少时日。”

结束与马克斯的对话,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分,我旋即订了第二天的返程机票。我原计划利用一上午的时间在路易斯维尔四处转转,更加深入地体验这座塑造了肯特·泰勒的城市。但这场对话让我感受到亲人离世带来的悲伤,留下的种种遗憾和未竟之事,也让我迫切地想要回到自己的亲人身旁。为了赶早班飞机,我凌晨4点就醒了。驱车经过得克萨斯客栈的总部和那张印有泰勒照片的巨大横幅时,我似乎感到,他正在上空俯视着我。

如何缓解工作场所的悲伤情绪

过去两年来,很多人都失去了亲人。仅在美国就有超过86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坠入无边悲痛的至爱亲朋估计多达770万之众。任何有此经历的人都会告诉你,悲伤情绪不会因为你去上班而戛然而止。

但美国工人并没有受联邦政府保护的法定丧假。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仅有56%的美国员工享有带薪丧假。

雇主不妨采用以下这些措施,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支持:

提供带薪丧假——多多益善。

寥寥数日,是很难让失去至亲的人走出悲痛的。“悲伤不是一种时断时续的情绪。它会像惊涛骇浪一样涌来。”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兹维尔分校(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dwardsville)专门研究悲伤情绪的教授乔斯林·德格鲁特说。

放宽对丧假资格的限制。

带薪丧假通常只限于直系亲属的死亡。那么如果你在哀悼一位密友或一位情同手足的表亲呢?

一些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延长了丧假时间。例如,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现在为失去直系亲属的员工提供20天的带薪丧假,给失去远亲的员工放5天假。

承认员工的悲痛——并且明白它还在持续。

雇主务必要感悟到员工的丧亲之痛,不要假装一切如常。“我们总是认为,只要给几天假期,悲伤就会散去。当然,悲伤是需要时间来缓解的。”对悲伤颇有研究、著作等身的Grief.com网站的创始人大卫·凯斯勒说,“但雇主也要在员工重返岗位后,适时地给予其抚慰。”——Maria Aspan(财富中文网)

译者:任文科

The December before Kent Taylor died, the Texas Roadhouse founder started handing out copies of a book to family, friends, and employees. Taylor, an avid reader, was known for giving away his favorite tomes—often including a personal note inside.

The book was a departure for the restaurant entrepreneur. He’d mostly leaned toward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classics—Built to Last,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that he had read for inspiration as he built his company into an enterprise valued at more than $5 billion.

But Taylor had been feeling more introspective of late. In November 2020 he had contracted COVID and since then had suffered from severe tinnitus, a condition in which the brain responds to hearing loss by generating sounds to compensate for the ones the ear is no longer processing. The tinnitus had progressively worsened to the point that it sounded like “a jet airplane taking off in your ear 24 hours a day, seven days a week,” says his son, Max Taylor. Kent had turned to the book—a meditation on how to find joy—when he’d been at what appeared to be the pinnacle of his suffering. “It was helpful for him, through his pain, to read about how you can be happy,” Max says.

Few people knew about Taylor’s struggle post-COVID. He’d kept his ordeal close, telling only his inner circle. He wasn’t one to dwell on setbacks, and he went about tackling his tinnitus with his signature doggedness— consulting with specialists around the world, visiting the best doctors, even funding research on the little-understood condition. He was a fighter, and those few who knew expected he’d find a way to beat it, just as he had every other challenge that had arisen in his life.

They were wrong. On March 18, 2021, Taylor killed himself at his farm outside Louisville, Ky. He was 65 years old.

“Nine months in, I still try not to go down that rabbit hole of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How did I not know?” says Shelly McGowen, his executive assistant of 16 years. “Because he didn’t want me to know. He didn’t want any of us to know.”

It should have been a celebratory time. While the pandemic devastated the restaurant sector, Roadhouse had come through the worst of it even stronger than before—thanks in large part to Taylor’s leadership. He was preparing to take a step back, plann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Max and his two daughters and grandchildren. A book he had written detailing how he’d built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concepts in the industry was due to hit shelves in just a few months.

Instead, the company suddenly found itself wrestling with how to go on after the loss of an iconoclastic founder who was so intertwined with its very identity. “It couldn’t cripple me, it couldn’t cripple this company,” says Jerry Morgan, who’d been named president in 2020 and stepped into the CEO role after Taylor’s death. “We would have not served him right to let it do that.” There would be a memorial servi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nnual founder’s day, a statue, and a museum. But still somehow the work needed to get done: 630 restaurants around the globe that needed to open every day at 4 p.m. “I turn that over in my head— how much of it is healthy that we pay tribute, and how much of it is we have to move on?” says former COO Steve Ortiz, a close friend and Roadhouse franchisee.

It’s true: Taylor would have been embarrassed by all the fuss. A closet introvert who adopted a larger-than-life persona to perform the role of CEO had never wanted to be put on a pedestal when he was alive either. He’d dress up in “Willie braids,” yarn sewn into a bandanna, à la his poker buddy Willie Nelson, and hand them out like his calling card—the type of antics that masked his extraordinary discipline. Corporate titles and hierarchy irritated him, and he’d battled to keep the trappings of both out of his company as it got bigger. There was no executive parking at the Louisville headquarters, no pulling rank. Taylor waited an hour for a table at Roadhouse on a busy Saturday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Taylor had always kept a low profile, and, like most people, I knew little about him when I saw his obituary in March. It read like a microcosm of the pain COVID has inflicted, sparing no one. But what I discovered in Taylor and his company is much more than a story of loss. There are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founder and the success he discovered in stubbornly insisting on following his own path. In Roadhouse, there’s a case study in the power of perseverance and moving forward through grief. What I found is a sad story, yes, but also one of hope, and even, as Taylor’s literary inspiration suggests, of joy.

*****

FAILURE IS PART of the Roadhouse mythology. Taylor, who’d spent years as a restaurant manager, got turned down by more than 100 investors before three local cardiologists decided to back him to start his own. The first Texas Roadhouse opened in Clarksville, Ind., in 1993. Within six years, the young steak house chain had to close three of its first five restaurants owing to bad site selection. Taylor kept mementos from each of those duds in his office—two mounted fish and a cow skull—an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personally visited and approved every location. For Taylor, the humility to learn from mistakes was key. Even at its most successful, he never wanted the company to behave as though it had arrived.

Taylor got his earliest employees to take a chance on him and Roadhouse with its partnership model. Store managers are required to pay $25,000 upfront and sign a five-year contract, but they then get 10% of the restaurant’s bottom line on top of their salary. The structure was created partly out of necessity—Taylor needed the money—but it also attracts entrepreneurs. “It permeates through all parts of the organization where people have that mentality that ‘I own this, we own this,’ ” says Ortiz, who met Taylor when they both worked for Bennigan’s in Denver. The model even led to better food. The low staff turnover meant the restaurants could take on more complex menu items like bread baked from scratch or ribs that took three days to cook.

Texas Roadhouse would land where people drove trucks, listened to country music, and opted for Budweiser over Heineken, says Ortiz: “There was no doubt or gray area about who we were. Kent never let us get off focus.” When the company put catfish on the menu, a new hire suggested it would look cooler as one big piece rather than four smaller ones. Taylor’s immediate reaction: You can’t pick up a whole fish with your hands. He knew Roadhouse customers would want to get in there with their fingers.

Taylor could be fanatical. In a dull hotel room, he’d put a tapestry on the wall, change the light bulbs, and set up a speaker. At the restaurants, he’d personally move an animal head a quarter of an inch down the wall. In the early days of Roadhouse when Gina Tobin, now chief learning and culture officer, was running the company’s first Louisville location, Taylor would come by on Sundays for dinner with his family. On his way out, he’d slip her a piece of paper that rated every component of the experience with a smiley or sad face—steak, sides, servers, atmosphere, etc.

He wanted nothing to do with legal and HR. Those departments represented rules and telling people no— things he hated. “ ‘Corporate’ was like the dirty word of Texas Roadhouse,” says Celia Catlett, the company’s former general counsel. In its 17-year history as a public company, Roadhouse has held only a single analyst day. Taylor took off three months each year to go skiing, and once he left his succession plan on chairman Greg Moore’s voicemail, just in case his heli-skiing trip went awry. One of his mottoes was, “Honey badger don’t give a shit,” a reference to the viral video where the uninhibited creature takes on venomous snakes and plunges into hives of stinging bees; Taylor kept a taxidermic honey badger in his office just to make sure you got the point.

Even in 2019 when Taylor decided to write his own business book—a very CEO thing to do—he went about it in a very un-CEO way. He wrote by hand, texting photos of each page to his editors (often out of order, 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He wanted it to sound like him. “I’d say, ‘Kent, I think you’re overusing ‘Kiss my grits,’ ” editor Adrian Gostick told me. “But he would say, ‘That’s how I talk.’ ” Taylor refused to include an index. If someone wanted to know if they were in the book, he’d tell them they’d have to read the “whole effing thing.”

*****

IN LATE FEBRUARY 2020, Taylor hit the slopes with some of his buddies for their annual ski trip. The timing couldn’t have been better for a vacation. Roadhouse was zipping along, on track to net its most successful year on record. Average weekly sales per restaurant were $105,000, up 4.5%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nd while the rest of the casual dining industry—think Applebee’s and Olive Garden—was struggling, traffic kept jumping at Roadhouse. It was by far the best performer in the sector.

In the haven of the Austrian Alps, where the local news was in German, Taylor had been blissfully unaware of the early reports of COVID. But his return to the office, on March 9, put an end to that. As the pandemic gathered force, average weekly sales plummeted to $29,000 per restaurant, the lowest in Roadhouse’s history. The company was burning through $5 million in cash a week— reminiscent of the early days when Taylor often had to skip cashing his own check to make payroll. Now he gave up his salary to cover bonuses for his restaurant workers, and threw in another $5 million for the company’s employee assistance fund; a chunk of 2020 bonuses came out of his own pocket. The few who knew about it were instructed to keep their mouths shut.

As the management team struggled to operate with little or changing intel, Taylor established a process for making decisions. All issues would be thoroughly debated but decided within 24 hours. It paid off when it came to PPE. Most executives were convinced that masked employees would panic customers. But Taylor was in touch with the team in Taiwan, where the company has four restaurants, and argued that diners would soon be alarmed by servers who went without them. The sourcing team ultimately loaded up on masks, avoiding the shortages that would come soon after.

Taylor had always insisted that the Roadhouse vibe—toe-tapping country music, the peanut shells on the floor—could not be wrapped up in a sad, soggy to-go box. The company refused to do delivery, and its pickup business, at 7% of total sales, was the lowest in the industry. But with COVID shutting down the party, it was time to reevaluate. How could they do takeout the Roadhouse way?

Taylor started calling up his “crazies”—his fond label for the operators he considered out-of-the-box thinkers. At any other company, they would have been branded troublemakers, much like Taylor had always been before he became his own boss.

One of the craziest was Neal Niklaus, who had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26 years and now oversaw 123 restaurants. He’d joined Roadhouse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working at a now-defunct U.S. Mexican-food chain called Chi-Chi’s. Niklaus had come up with the idea to try line dancing in one of his restaurants while on a Disney cruise when everyone hit the floor with Minnie, Mickey, and Donald to “Cotton Eye Joe.” When his store’s weekly sales jumped $5,000, Taylor called him up to find out how he’d done it. Soon every Roadie knew how to step-touch and grapevine.

Now, the crazier the idea the better, and Niklaus delivered. After an employee asked him if he could buy a can of green beans from the restaurant since the supermarket shelves were empty, Niklaus decided to sell off some of his languishing inventory. He did think one of the restaurants might have taken it too far when customers started buying raw steaks. Niklaus called up the boss with a mea culpa, but Taylor gave him only a sure, why not? Two of Niklaus’s managers set daily sales records when they partnered with a local produce company to create a makeshift farmers’ market. After Niklaus reported that some customers were tailgating outside the restaurants, Taylor told everyone to set up picnic tables and have a party in the parking lot.

Taylor was often at his best during a crisis, and that one-year period ended up transforming Roadhouse. The company jumped into e-commerce, launching an online butcher shop to compete with Omaha Steaks. With no sports to stream on its TVs, Roadhouse rolled out a country music video station. The real estate team bought storage pods, wrapped them in plastic printed with the Roadhouse logo, and used them as to-go hubs; pickup now makes up a fifth of the business—the biggest leap in volume among any of its competitors during COVID. When the company reported its earnings last quarter, overall sales came in at 20% over pre-pandemic levels.

*****

TAYLOR NEVER SEEMED like he was afraid of much in life, but he’d been terrified of getting COVID. In the early months of the pandemic, he decamped to his farm and would show up double masked and gloved when the leadership team started convening again in person. With so many Roadies relying on him, he couldn’t afford to get sick. Taylor had always been a bit of a germophobe anyway—if you had to clear your throat or cough, you didn’t do it in front of him.

So when Taylor came down with COVID in November 2020, no one could figure out quite how it happened. “I was kind of shocked,” McGowen told me. “I’m like, How in the world?” The case had been a relatively mild one, but soon after the tinnitus had taken hold.

Tinnitus is a lonely condition. Hubert Lim, a professor specializing in tinn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ical School, explained that it is almost like a phantom limb. Since no one else can hear the buzzing, it’s hard to assess. The type of debilitating tinnitus Taylor suffered from is the most severe kind, which afflicts about 1% of the population and can lead to serious challenges sleeping. Taylor’s dad, Powell, told me his son camouflaged the pain for months, not wanting anyone to feel sorry for him.

There’s currently no cure for tinnitus, but Max said his dad had spent every waking hour trying to find one. Taylor reached out to Lim after reading about his research and hearing him on a podcast, and ended up donating $500,000 to his research. Lim told me that there’s been an increase in reported cases of tinnitus during the pandemic, but it’s too early to know if COVID or vaccines are playing a role. There are too many other confounding factor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stress, isolation, quieter environments.

Taylor took his annual Christmas trip to Florida in December 2020 to spend the holiday with his parents and ended up staying for a few months when he found that altitude made it too painful to fly. There would be no skiing that year, no caffeine (it triggered his tinnitus), no listening to his beloved Rolling Stones.

Ortiz, the former COO, flew down to Florida in early March to take a weeklong boat trip with Taylor and some others. He was struck by how much his friend had aged. Taylor told him he hadn’t been sleeping more than three hours at a stretch. But he also seemed like a man planning for his future. He had just bought the boat and a house down in Naples, Fla. Every day on the trip, Taylor loosened up and seemed like he was doing better.

Right after Ortiz’s visit, Taylor traveled to Ireland to try an experimental treatment, which immediately seemed to improve the ringing in one of his ears. He left Ortiz a voicemail saying the trip had gone well, and he was optimistic. He even told Moore, now Roadhouse chairman, he was thinking about going skiing.

But in mid-March, back in Louisville, Taylor went to get his COVID vaccine and the tinnitus came roaring back. Two days later he left work, drove out to the farm, and shot himself. One of Taylor’s friends said he’d never liked guns, but he’d bought one after Roadhouse, a law enforcement booster, had received threats during the Louisville protests over the police killing of Breonna Taylor. Powell Taylor told me that his son left notes for all the important people in his life. “He thought he could plow through that the same as he did everything else,” Powell said, “and he just met his match.”

*****

I TRAVELED down to Louisville almost exactly nine months to the day after Taylor died. At the support center, people were still finding their own personal ways to mourn. Chief learning and culture officer Tobin, who’d worked at Roadhouse for a quarter-century, kept a guitar trinket in her pocket. It was inscribed with one of Taylor’s catchphrases—Rock on!—and she would rub it every now and then for inspiration.

Taylor’s closest confidants struggled with how to handle the more public memorials. At the company’s second Louisville store, employees set up a candle and photo in the entryway. Travis Doster, VP of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stopped going there for a while. He thought the makeshift shrine would have driven Taylor crazy, but he didn’t want to tell the staff to take it down. At headquarters, a massive banner with Taylor’s photo now decorated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He would have hated that,” said McGowen, his longtime assistant.

Any sort of lionizing had always made Taylor uncomfortable. He was really an introvert, brilliant but socially awkward. Ortiz told me he probably would have preferred someone else be the face of it all. Taylor had gotten around his discomfort with the spotlight by creating an alter ego of sorts: Bubba, a boisterous character he played when he had to get up onstage. The costumes and wigs he wore were a strategy for taking on a role he felt some uneasiness playing. Even the cowboy hat and jeans he put on when he was in CEO mode were part of the performance. “I’ve been out with him a thousand times. Never did he wear a cowboy hat. He didn’t even listen to country music,” said Ortiz.

The people Taylor connected with the most were the least likely to idolize him. Everyone I talked to in Taylor’s inner circle, those who had really known the man behind the costumes, had one thing in common—they had challenged him. “I got to be where I was very honest with him,” said McGowen. “He liked it when people pushed back on him—and not many people did.”

McGowen had been Taylor’s assistant since 2005 and effectively ran his life. “In your admin career, you always have that one,” she explained. “Well, he was my one.” The two would tediously go over the day planner he carried around in his back pocket, and she kept him stocked in his signature blue erasable pens and graph paper. But she had also been at the hospital when his grandchildren were born and helped plan his daughters’ weddings. Like a lot of the people I spoke to, she had been a fierce protector of Taylor and his family. “I still am,” she told me—a friendly warning.

When Taylor had given up his salary, McGowen asked him if he was going to be okay financially. “I don’t think I really grasped his wealth,” she says. “He was so normal to me.” When he bought his last car—he always drove Chevy Suburbans—it was the first time she’d been able to talk him into buying new rather than used. It was always so full of junk that she’d called it the rolling trash can.

McGowen, Doster, and I talked in Taylor’s office surrounded by fake plants—his preferred variety. “I would go to Home Depot and buy them out,” McGowen said. On the bookshelves sat the same photos of his kids and grandchildren that he also displayed in his three homes.

Taylor had relocated to this office just a few months before the pandemic, making the move so that McGowen could have a window by her desk. It was still hard for her to go inside his house at the farm, but she hadn’t yet become attached to this space. “This doesn’t smell like him,” she said. When his kids were ready, they would take the last of his personal effects, and the office would go to some other use. Taylor would not have wanted his Roadies to turn it into a shrine.

Doster and McGowen were the last two people who saw Taylor on the day he died, and the first to find out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McGowen thinks he planned it that way. “He knew we’d protect him at all costs,” she said. They made sure the family knew before the news got out. “Looking back,” Doster told me, “he trained us to know what to do and how to do it.”

*****

ON THE DAY THAT HE DIED, Taylor left an envelope in his desk that contained his wishes. The contents included a scrap of lined paper where he’d simply scrawled: Jerry Morgan, CEO, March 18, 2021. McGowen framed the note for Morgan, who keeps it on display in his office—a reminder of the weight of the job.

Up until then, Morgan had anticipated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transition. He’d been one of Taylor’s crazies, running more than 120 restaurants in 14 states, when Taylor tapped him as president in December 2020. There was no timeline for Taylor’s retirement, no promises made— and Morgan was okay with that. “Kent could have never been completely out of it,” Morgan says. Doster had tried to help the pair prepare, assigning them reading from My Father’s Business, which chronicles the generational CEO handoff at Dollar General. But everyone knew Taylor would always have some hand in the company.

Morgan had been more primed for that scenario—and telling Taylor to stay out of his business—than the one he found himself in now. He’d like to be able to pick up the phone, something he felt acutely when he made the call to cancel the company’s annual conference in August because of COVID concerns. He found some solace in knowing what Taylor would have said: Don’t be the flat squirrel—the one that runs out into the road, is indecisive, and gets run over. It had never been Taylor’s style anyway to tell people what to do. He preferred to train people how to think. “Get inside my head,” he would say.

Morgan has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25 years and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s an operator. Every day as a restaurant manager he would spend two hours weighing all the steaks he would serve that night and tasting every menu item. “I was just nutty about it,” he says. He’s a details guy, like Taylor, but more of a people person and less into the gimmicks. He can’t stand “a line dance gone bad” when only three or four people are on the floor. “If you’re going to go half-assed,” he says, “then don’t do it.” Morgan, who if he’d been 40 pounds heavier and four inches taller might have continued his football career past high school, has a tendency to sound less like a CEO than a head coach—which he prefers to call himself anyway.

Now, Morgan’s top job is to help the company heal. In those early months, he would have to take deep breaths and go for walks. He sat down with his wife and told her he’d need her help. He’s come to accept that, every once in a while, he’ll break down in front of his team. “It’s heavy,” he says. “The magnitude of the situation is, he’s put me in charge. He’s put me in.”

*****

THE LAST PERSON I sat down with in Louisville was Kent’s son, Max. The 26-year-old had been around Roadhouse his entire life. After college, he had done his own thing, working for a food and beverage startup in Denver. But when in 2018 his maternal grandfather died, the first big loss of his life, Max felt a calling to come back to Kentucky. He’d been waiting on his real estate license when the pandemic hit and started helping out at the company’s support center, negotiating rent deferrals, purchasing PPE, whatever needed to be done. The gig was supposed to be temporary, until his dad told him he needed him at Roadhouse—something he’d never asked of him before.

The father and son had been living out at the family farm just outside Louisville—Kent in the new house he’d built on the property, Max staying with some of his friends in the old farmhouse. During those first months, every day the two would meet outside at a table between the buildings to talk about the company a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 But often that backyard discussion would turn to the books that the two would share—Kent with his preference for business, Max with his bent toward philosophy. When he went up to Kent’s desk after everything had happened, Max found a stack of copies that Kent hadn’t gotten around to giving away yet.

Max told me that the book tapped into his dad’s changing outlook at the end of his life. He was more spiritually aware, and positivity was at the top of his mind even as he took on his tinnitus. He’d gone through his own book and gutted it of anything negative—jokes that could be misconstrued, details about his first marriage. There’s not a single mention of his own bout with COVID, or of tinnitus. At least not overtly. “Fear is inevitable, as is pain,” he wrote in his conclusion. “I’ve never met a successful person who did not overcome some personal hurdle or tragedy. But we can make a choice each and every day to either listen to the negative around us and react emotionally, or we can smile and try to be the most positive person in the room.”

Roadhouse had been Kent’s life, his baby, and Max was honest that all the time his dad had poured into the company had sometimes been hard on him and the family. His parents’ marriage, Kent’s second, had dissolved when Max was in college. Just before Kent died, he’d been preparing to step back and spend more time with his family. “That was really his goal,” Max said. “It’s a good lesson for all of us that you should take that time now because you never know how much time you have left.”

Max and I wrapped our conversation in the late afternoon, and I had a flight booked for the next day. I planned to spend the morning tooling around Louisville, trying to get a better feel for the city that had shaped Kent Taylor. But talking about grief and loss and what’s left behind made me desperately want to get back to my own family. I woke up at 4 a.m. to catch an early flight home, driving by headquarters and the banner with Taylor’s face looking down on me.

*****

Easing Grief in the Workplace

Loss has touched many in the past two years. More than 860,000 people have died in the U.S. from COVID-19 alone, leaving an estimated 7.7 million or more mourners behind. As anyone who has experienced it will tell you, grief doesn’t stop when you’re at work.

Yet there’s no federally guaranteed bereavement leave for U.S. workers, and just 56% of U.S. employees get any paid time off for funerals, according to the BLS.

There are steps employers can take to be more supportive:

Provide paid bereavement leave—a lot of it.

A few days is hardly enough time to recover from the death of a loved one. “Grief is not a start-and-stop situation. It comes in waves,” says Jocelyn DeGroot, a professor who studies grief at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dwardsville.

Loosen restrictions on which deaths qualify.

Bereavement time is often restricted to the death of immediate relatives. But what if you’re mourning a close friend or a beloved cousin?

Some companies have expanded leave during the pandemic. Goldman Sachs, for example, now grants employees 20 days off for the loss of an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and five for the loss of more distant kin.

Acknowledge your employees’ grief—and that it’s ongoing.

It’s important for employers to engage with loss and not pretend it’s business as usual. “We always think grief is all about time off—and of course it is about time off,” says David Kessler, founder of Grief.com and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on the subject. “But it’s also about how you handle their time back in the office.”—Maria Aspan

财富中文网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财富媒体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及/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0条Plus
精彩评论
评论

撰写或查看更多评论

请打开财富Plus APP

前往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