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因为新冠疫情而被颠覆的前一个月,作家和辩护律师伊芙·罗德斯基出席了达沃斯的座谈会,她讲的一番话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由于无薪劳动,美国“正在面临一场危机,那就是可能失去女性劳动者30年至40年的经济参与。”
罗德斯基根据自己的研究、调查和对1000多名女性有关儿童护理问题的访谈得出了这个结论。对于大多数妈妈来说,家中看护子女的紧急需求意味着她们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大军。
在罗德斯基发表讲话一个月后,全球疫情爆发,学校停课,女性发现她们正在面临一场真实的灾难。她们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和照顾子女的责任,同时还要从事有薪酬发放的工作,让自己精疲力尽。结果有数百万女性选择退出了劳动力队伍,两年后这些人并没有全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这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对未来数十年的美国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甚至其影响可能持续几代人。女性失去了工资,失去了退休储蓄,也失去了机会。
但如果能够用某种方式来体现无薪工作的价值呢?如果我们计算出儿童看护工作的货币价值,或者将其纳入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计算呢?女性使用自己时间的结构、对这些时间的价值评估以及我们对于国家整体经济健康的看法,就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
罗德斯基认为,更正规的衡量无薪工作的系统将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契约,改变整个社会对这种关键劳动力的看法和价值评价。这个理论的提出成为一场运动的起点,使这种理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就是“2030年前无薪工作纳入GDP”项目(Unpaid Work in the GDP by 2030),该项目于4月28日晚上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妇女政策研究所权力+峰会(IWPR Power+ Summit)上正式启动。
对于关注女性和职场问题的任何人来说,4月28日晚上召开的首次线下会议的与会者,都是护理经济领域的意见领袖,包括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IWPR)的首席执行官C·尼科尔·梅森、她创造了“女性衰退”这个词;全美家政工人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的联合创始人蒲艾真(Ai-jen Poo);以及马歇尔母亲计划(Marshall Plan for Moms)的发起者拉什玛·萨贾尼等。美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参与了该项目,包括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的米斯蒂·海格尼斯和南加州大学(USC)的达比·萨克斯比。4月的会议结束之后,该项工作将于2022年9月29日至30日在洛杉矶正式启动,针对无薪劳动问题召开全天跨学科会议。
在4月27日的晚宴上,罗德斯基介绍了一家私人基金会公平政策研究所(Fair Play Policy Institute),该基金会致力于研究和政策工作,旨在让更多人意识到尊重无薪劳动的重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改变美国人的价值主张,对在儿科诊所陪孩子的时间与在董事会会议室里的相同时间赋予同样的价值。
美国的许多社会福利都与就业挂钩,包括带薪休假、退休储蓄和医疗保险等,这让无薪劳动者处于严重的劣势。与此同时,如果没有数百万人花费数百万小时照顾老幼,美国就将陷入瘫痪。这些工作虽然没有薪酬,但却有重要的价值: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评估显示,在疫情初期将家庭生产添加到GDP,将使GDP增长率提高三个百分点。
这种工作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最开始被排除在GDP以外呢?
八十年前,英国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和理查德·斯通设计了一种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并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术语,用于衡量购买和出售的商品与服务价值。像现在一样,当时就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声音,认为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排除无薪劳动,是严重的计算错误。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们认为,无薪劳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捡柴火和打清水,还是所有国家的养儿育女,都是国家经济成功从根本上必不可少的。
米德和斯通的研究助理菲利斯·迪恩曾经主张有必要在GDP中包含无薪家庭劳动。但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对她的建议置若罔闻。1953年,联合国(United Nation)创建了第一个用于核算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其中完全忽视了无薪家庭劳动。该体系之后一直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判断经济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
当前的GDP核算没有将无薪劳动计算在内,给数以百万计的无薪劳动者造成了一种隐藏税,她们主要是照料家庭的女性、居家的母亲和女儿,为了照顾子女或父母,她们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彻底离职。有一项估算显示,家庭照料者的终生收入减少了30万美元,这笔损失会使社会保险供款、养老金、稳定退休金等福利减少。
位于美国纽约州奥伊斯特湾的职业治疗助理法伊思·拉希德曾经习惯了长时间照顾他人,而这些工作大都没有报酬。多年来,她会通勤30分钟前往康复中心,帮助患者重新学习走路、穿袜子到使用马桶等基本技能。下班回家后,她要开始“第二次轮班”,照顾年迈的父亲,他患有四期转移性肺癌。但这一切在新冠疫情期间戛然而止,因为为了确保家人不会感染新冠病毒,她辞去了有报酬的工作。
与美国数百万女性和越来越多需要照顾年迈父母的男性一样,照顾父亲的重担落在了拉希德的身上,得不到任何报酬或经济支持。她之前的有偿工作和照顾父亲的工作内容完全一样。但目前的GDP模型却只计算了她提供有偿护理的价值。
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修改是否可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首席经济学家、主要从事护理经济研究的米斯蒂·海格尼斯说:“这是完全可行的。问题是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美国目前确实已经有一个系统开始衡量无薪劳动:美国经济分析局。该部门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合作衡量人口增长与趋势。经济学家们可以通过《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的数据来分析人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从而能够同时跟踪有偿工作和无薪劳动。
海格尼斯解释说:“这被称为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家庭生产核算。核算所生成的替代GDP测量结果中包含了家庭生产。家庭经济学和护理经济学的部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强大的系统性衡量家庭活动的传统方法。”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的经济学荣誉教授南希·弗波莱称,经济学研究注重使用GDP等一致的指标,让各国可以跟踪经济随着时间推移出现的变化。弗波莱主张,没有必要调整GDP的组成部分,更谨慎的做法是使用《美国时间使用调查》的数据,创建一个扩大指标,将无薪工作的价值考虑在内。“扩大GDP”为衡量国家健康状况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指标,也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全社会的表现。
弗波莱表示,这个指标将展示“无薪工作对我们的生活标准和家庭成员的重要性,例如我们的受抚养人、子女、病人或残疾人等。”
将无薪劳动纳入GDP面临的一些问题
但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知名教授、从事女性劳动力参与研究的索纳尔德·德赛认为,在将无薪劳动纳入GDP时,考虑到人们取代政府提供的便利服务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德赛提到了发展中国家没有自来水或稳定燃料来源的例子。如果男性和女性要步行数英里获得清水或拾取柴火,将这部分无薪劳动添加到GDP,可能让这个国家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富有,但这并不准确。再比如,在美国,家长下班后会帮助孩子补课,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德赛说:“这些时间是有价值的,但如果将这些价值添加到GDP当中,就会产生一种国家的生产总值更高的表象,但实际上掩盖了国家未能提供优质学校的事实。”
德赛建议,不需要修改现有的GDP,而是可以通过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时间使用调查》的卫星账户,更好地了解总体经济健康状况。索拉尔表示,可以对卫星账户指定一个数值,使无薪劳动者能够对社保和退休基金作出贡献,或者休带薪事假。难度较大的部分在于如何结合市场成本和无薪劳动者的经验与教育水平,为无薪劳动确定恰当的工资。确定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护理工作的价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至今依旧没有解决。这些工作主要由有色人种女性从事,工资较低。
海格尼斯表示:“对于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所有无形工作,美国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充分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今天遭遇到的任何阻力,多半是由于那些掌权者历史上因为这些无形的工作获得了好处,他们依旧低估了这些工作对经济健康稳健发展的真正贡献。”
罗德斯基认为,使用一个主要由女性参与创建的更好的系统,评估无薪劳动的价值,将为女性带来更好的结果。她说:“为什么知识不能变成力量?我无法告诉你当[无薪劳动]被纳入国民收入核算后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但我可以告诉你当它被忽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生育权受到抑制。没有带薪休假。没有儿童护理选择。这些工作不被纳入GDP,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吗?我们倒不如尝试一些新的做法。”(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瑞贝卡·加莱(Rebecca Gale)是新美国美好生活实验室(Better Life Lab at New America)的记者,本篇报道得到了美好生活实验室的支持。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2020年2月,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因为新冠疫情而被颠覆的前一个月,作家和辩护律师伊芙·罗德斯基出席了达沃斯的座谈会,她讲的一番话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由于无薪劳动,美国“正在面临一场危机,那就是可能失去女性劳动者30年至40年的经济参与。”
罗德斯基根据自己的研究、调查和对1000多名女性有关儿童护理问题的访谈得出了这个结论。对于大多数妈妈来说,家中看护子女的紧急需求意味着她们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大军。
在罗德斯基发表讲话一个月后,全球疫情爆发,学校停课,女性发现她们正在面临一场真实的灾难。她们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和照顾子女的责任,同时还要从事有薪酬发放的工作,让自己精疲力尽。结果有数百万女性选择退出了劳动力队伍,两年后这些人并没有全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这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对未来数十年的美国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甚至其影响可能持续几代人。女性失去了工资,失去了退休储蓄,也失去了机会。
但如果能够用某种方式来体现无薪工作的价值呢?如果我们计算出儿童看护工作的货币价值,或者将其纳入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计算呢?女性使用自己时间的结构、对这些时间的价值评估以及我们对于国家整体经济健康的看法,就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
罗德斯基认为,更正规的衡量无薪工作的系统将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契约,改变整个社会对这种关键劳动力的看法和价值评价。这个理论的提出成为一场运动的起点,使这种理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就是“2030年前无薪工作纳入GDP”项目(Unpaid Work in the GDP by 2030),该项目于4月28日晚上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妇女政策研究所权力+峰会(IWPR Power+ Summit)上正式启动。
对于关注女性和职场问题的任何人来说,4月28日晚上召开的首次线下会议的与会者,都是护理经济领域的意见领袖,包括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IWPR)的首席执行官C·尼科尔·梅森、她创造了“女性衰退”这个词;全美家政工人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的联合创始人蒲艾真(Ai-jen Poo);以及马歇尔母亲计划(Marshall Plan for Moms)的发起者拉什玛·萨贾尼等。美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参与了该项目,包括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的米斯蒂·海格尼斯和南加州大学(USC)的达比·萨克斯比。4月的会议结束之后,该项工作将于2022年9月29日至30日在洛杉矶正式启动,针对无薪劳动问题召开全天跨学科会议。
在4月27日的晚宴上,罗德斯基介绍了一家私人基金会公平政策研究所(Fair Play Policy Institute),该基金会致力于研究和政策工作,旨在让更多人意识到尊重无薪劳动的重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改变美国人的价值主张,对在儿科诊所陪孩子的时间与在董事会会议室里的相同时间赋予同样的价值。
美国的许多社会福利都与就业挂钩,包括带薪休假、退休储蓄和医疗保险等,这让无薪劳动者处于严重的劣势。与此同时,如果没有数百万人花费数百万小时照顾老幼,美国就将陷入瘫痪。这些工作虽然没有薪酬,但却有重要的价值: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评估显示,在疫情初期将家庭生产添加到GDP,将使GDP增长率提高三个百分点。
这种工作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最开始被排除在GDP以外呢?
八十年前,英国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和理查德·斯通设计了一种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并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术语,用于衡量购买和出售的商品与服务价值。像现在一样,当时就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声音,认为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排除无薪劳动,是严重的计算错误。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们认为,无薪劳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捡柴火和打清水,还是所有国家的养儿育女,都是国家经济成功从根本上必不可少的。
米德和斯通的研究助理菲利斯·迪恩曾经主张有必要在GDP中包含无薪家庭劳动。但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对她的建议置若罔闻。1953年,联合国(United Nation)创建了第一个用于核算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其中完全忽视了无薪家庭劳动。该体系之后一直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判断经济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之一。
当前的GDP核算没有将无薪劳动计算在内,给数以百万计的无薪劳动者造成了一种隐藏税,她们主要是照料家庭的女性、居家的母亲和女儿,为了照顾子女或父母,她们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彻底离职。有一项估算显示,家庭照料者的终生收入减少了30万美元,这笔损失会使社会保险供款、养老金、稳定退休金等福利减少。
位于美国纽约州奥伊斯特湾的职业治疗助理法伊思·拉希德曾经习惯了长时间照顾他人,而这些工作大都没有报酬。多年来,她会通勤30分钟前往康复中心,帮助患者重新学习走路、穿袜子到使用马桶等基本技能。下班回家后,她要开始“第二次轮班”,照顾年迈的父亲,他患有四期转移性肺癌。但这一切在新冠疫情期间戛然而止,因为为了确保家人不会感染新冠病毒,她辞去了有报酬的工作。
与美国数百万女性和越来越多需要照顾年迈父母的男性一样,照顾父亲的重担落在了拉希德的身上,得不到任何报酬或经济支持。她之前的有偿工作和照顾父亲的工作内容完全一样。但目前的GDP模型却只计算了她提供有偿护理的价值。
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修改是否可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首席经济学家、主要从事护理经济研究的米斯蒂·海格尼斯说:“这是完全可行的。问题是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美国目前确实已经有一个系统开始衡量无薪劳动:美国经济分析局。该部门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合作衡量人口增长与趋势。经济学家们可以通过《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的数据来分析人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从而能够同时跟踪有偿工作和无薪劳动。
海格尼斯解释说:“这被称为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家庭生产核算。核算所生成的替代GDP测量结果中包含了家庭生产。家庭经济学和护理经济学的部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强大的系统性衡量家庭活动的传统方法。”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的经济学荣誉教授南希·弗波莱称,经济学研究注重使用GDP等一致的指标,让各国可以跟踪经济随着时间推移出现的变化。弗波莱主张,没有必要调整GDP的组成部分,更谨慎的做法是使用《美国时间使用调查》的数据,创建一个扩大指标,将无薪工作的价值考虑在内。“扩大GDP”为衡量国家健康状况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指标,也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全社会的表现。
弗波莱表示,这个指标将展示“无薪工作对我们的生活标准和家庭成员的重要性,例如我们的受抚养人、子女、病人或残疾人等。”
将无薪劳动纳入GDP面临的一些问题
但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知名教授、从事女性劳动力参与研究的索纳尔德·德赛认为,在将无薪劳动纳入GDP时,考虑到人们取代政府提供的便利服务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德赛提到了发展中国家没有自来水或稳定燃料来源的例子。如果男性和女性要步行数英里获得清水或拾取柴火,将这部分无薪劳动添加到GDP,可能让这个国家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富有,但这并不准确。再比如,在美国,家长下班后会帮助孩子补课,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德赛说:“这些时间是有价值的,但如果将这些价值添加到GDP当中,就会产生一种国家的生产总值更高的表象,但实际上掩盖了国家未能提供优质学校的事实。”
德赛建议,不需要修改现有的GDP,而是可以通过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时间使用调查》的卫星账户,更好地了解总体经济健康状况。索拉尔表示,可以对卫星账户指定一个数值,使无薪劳动者能够对社保和退休基金作出贡献,或者休带薪事假。难度较大的部分在于如何结合市场成本和无薪劳动者的经验与教育水平,为无薪劳动确定恰当的工资。确定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护理工作的价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至今依旧没有解决。这些工作主要由有色人种女性从事,工资较低。
海格尼斯表示:“对于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所有无形工作,美国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充分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今天遭遇到的任何阻力,多半是由于那些掌权者历史上因为这些无形的工作获得了好处,他们依旧低估了这些工作对经济健康稳健发展的真正贡献。”
罗德斯基认为,使用一个主要由女性参与创建的更好的系统,评估无薪劳动的价值,将为女性带来更好的结果。她说:“为什么知识不能变成力量?我无法告诉你当[无薪劳动]被纳入国民收入核算后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但我可以告诉你当它被忽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生育权受到抑制。没有带薪休假。没有儿童护理选择。这些工作不被纳入GDP,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吗?我们倒不如尝试一些新的做法。”(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瑞贝卡·加莱(Rebecca Gale)是新美国美好生活实验室(Better Life Lab at New America)的记者,本篇报道得到了美好生活实验室的支持。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In February 2020, about one month before the pandemic turned our family and work lives upside down, author and advocate Eve Rodsky sat on a panel at Davos and made an eerily prescient proclamation: Because of unpaid labor, our country was “one crisis away from losing 30 to 40 years of women’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force.”
Rodsky came to this conclusion based on years of her own research, survey and interviews with over 1,000 women about childcare. For most mothers, a caregiving emergency at home meant they would have to exit the workforce.
Just a month after Rodsky’s speech, when the global pandemic hit and schools closed, women found themselves facing a real-life catastrophe. They were disproportionately picking up more of the housework and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 while burning out trying to also do their wage-earning jobs. As a result, millions chose to leave the workforce altogether, and two years later, they have not fully returned.
This has created an unprecedented economic crisis that will likely have reverberations on society—and the economy—for decades, if not generations. Lost wages, lost retirement savings, lost opportunity.
But what if all that unpaid work counted for something? What if we assigned some monetary value to the caregiving work, or even included it as an input to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ow would that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how women spend their time, how that time is valued, and how we view the country’s overall economic health?
Rodsky believes a more formal system of measuring unpaid work would lead to a different social contract, changing how we as a larger society see and value this crucial labor. This theory became the beginning of a campaign to bring this concept to the forefront—Unpaid Work in the GDP by 2030, which formally kicked off on April 28 night at the IWPR Power+ Summit in San Francisco.
For anyone following issues of women and the workplace, the attendees of the first in-person meeting reads like who’s who of care economy thought leadership: C. Nicole Mason, CEO of IWPR, who coined the term “she-cession,” Ai-jen Poo, co-founder of the 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 Reshma Saujani, who crafted the Marshall Plan for Moms. Domestic economists and psychologists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including Misty Heggeness from the U.S. Census and Darby Saxbe from USC. Following the April meeting, the official kickoff for the effort will be September 29-30, 2022 in Los Angeles, with an all-day multi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unpaid labor.
At the dinner on April 27 night in San Francisco, Rodsky announced the Fair Play Policy Institute, a private foundation focused on research and policy work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valuing unpaid labor. The goal is to take meaningful action to change the value proposition in this country, to equate the time spent with a child in the pediatrician’s office with equal worth to time spent in a boardroom.
In the U.S. many social benefits are tied to employment, including paid time off, retirement savings, and healthcare coverage, and that puts those who perform unpaid labor at a significant disadvantage.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untry couldn’t function without millions of people putting in millions of hours to care for children and elderly. Even if it’s unpaid, this work has value: Estimates from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shows that adding household production to the GDP during the onset of COVID would increase GDP growth rate by three percentage points.
So why is such vital work excluded from the GDP in the first place?
Just eighty years ago, British economists James Meade and Richard Stone devised a method of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and created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 way to measure goods and services bought and sold. Even then—as now—there were vocal critics who argued that excluding unpaid labor from this measurement was a grave miscalculation. Econom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argued that unpaid labor, whether it be collecting firewood and hauling clean wate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birthing and caring for children in literally every country, was fundamentally necessary to a nation’s economic success.
Phyllis Deane, Meade and Stone’s research assistant, argued for the need to include unpaid household labor in the GDP. Neither economist would heed her advice. In 1953, the United Nation’s first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for calculating GDP was created, a system that entirely ignored unpaid household labor. And ever since, it’s been one of the main indicators that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use to judge the health of the economy.
By failing to count unpaid work, the current GDP calculation creates a hidden tax on millions of unpaid workers—primarily caregiving women, the stay-at-home mothers and daughters who are forced to reduce hours or leave jobs to care for children or parents. One estimate shows family caregivers lose $300,000 in lifetime earnings, which cuts into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pensions, stable retirements, and other benefits.
Faith Rashid, an occupational therapy assistant in Oyster Bay, N.Y., was used to long days of caregiving—much of it unpaid. For years, she commuted 30 minutes each way to the rehabilitation center where she worked with patients, helping them to relearn basic tasks from walking to putting on socks to using the toilet. Back home after work, she began her “second shift” caring for her elderly father who has stage four metastatic lung cancer. All of this ground to a halt during the pandemic, though, when she quit her paying job to make sure her household stayed COVID-free.
Like millions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increasingly men with aging parents—the burden of her father’s care fell to Rashid—with no remuneration or economic support to show for it. She was performing the exact same work for both her paid job and for caring for her father. But our current model of GDP only counts her day of paid caregiving as valuable.
But is making such a major change to the national accounting system even plausible? “This is totally feasible,” says Misty Heggeness, principal economist for the U.S. Census who studies the care economy. “The problem is that we’ve never historically prioritized it.”
There is a current U.S. system that does measure unpaid labor already: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agency that works alongside the U.S. Census to measure population growth and trends. Data from th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informs economists of how people spend their time, so it’s possible to track unpaid labor alongside paid work.
“It's called Accounting for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the National Accounts,” Heggeness explains. “They essentially generate these alternative GDP measures that incorporate household production. Part of the problem of household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care is that we don’t have a strong traditional method of systemically measuring activity in a household.”
The study of economics values using consistent measures like GDP, which allow countries to track changes over time, explains Nancy Folbre, professor emerita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 Instead of adjusting the components of the GDP, Folbre argues that it would be more prudent to create an expanded measurement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value of unpaid work, using th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data. This “Expanded GDP” would give a better measure of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country, and a more accurate measure of how society is faring.
This would show “how important unpaid work is to our living standard and for our family members who are dependent, children, sick, or experiencing disability,” says Folbre.
There are some issues to including unpaid labor in the GDP
But there can be unintended drawbacks to including unpaid labor in the GDP when it takes into account work that people are doing in place of government-provided amenities, argues Sonalde Desai,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o studies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sai cites the exampl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out piped water or stable fuel sources. If the unpaid labor required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walk miles for clean water or to collect firewood were added to GDP, it would show a richer nation than is accurate. An exam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the work a parent does after hours to help a child make up for a failing school. “That time has a value, but if that value is added on to GDP that would create an image that it is producing a lot more, when it’s actually failing in providing good quality schools,” said Desai.
Instead of modifying the existing GDP, Desai recommends looking at the satellite accounts kept through BEA and the ATUS to get a better picture of overall economic health. These satellite accounts, says Solar, can be assigned a value so that unpaid laborers would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Social Security and retirement, or take paid family leave. The hard part would be coming up with an appropriate wage for the unpaid work,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arket cost and the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of the person doing the work. And valuing the care work that is done predominantly by women, often women of color who are paid low wages, is a complicated issue that the larger economy is still struggling with.
“Society has never actually fully valued all the invisible work women disproportionately engage in,” says Heggeness. “Any pushback today is probably due to those in power, who historically are advantaged by this invisible work, continuing to undervalue its real contributions to a healthy and robust economy.”
Rodsky believes that a better system to value unpaid work, predominantly done by women, will lead to better outcomes for women. “How can knowledge not be power?” she says. “I can’t tell you what it will look like when [unpaid labor] is measured, but I can tell you what it looks like when it’s not. Reproductive rights held back. No paid leave. Zero childcare options. What did it do for us not to have it in the GDP? Could it really get worse? We might as well try something new.”
Rebecca Gale is a reporting fellow with Better Life Lab at New America, from which support was provided for this repor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