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GDP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77.1%。按照线性趋势外推，2030年中国GDP将会超过美国，届时中美GDP将分别约为32万亿与31万亿美元。但是，今年以来的疫情演进与经济预期变化却可能扰动了这一过程，中国GDP超过美国不仅时间延后了，确定性也降低了。

汇率波动带来估值缩水

要比较GDP规模，需要先统一衡量单位，影响GDP规模之差的第一个因素便是汇率。2005年末至2015年初的这10年，中美GDP规模之差快速收敛，除中国经济增速平均高出美国6个百分点这一基本因素之外，人民币的升值也是重要原因，其约使得中国GDP估值高出了1/3。同样的理由，2015年的“汇改”之后人民币出现贬值，这使得当年中国GDP占美国的比值下降，绝对规模之差也由此扩大。

当前人民币正在经历一轮新的贬值过程。若假设2022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能够稳定在1：7，相比于去年，美元计价的中国GDP就将缩水8%；若平均汇率贬值至7.2，则缩水9%。这意味着，只要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没有超过8%，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值就将出现退步。如果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则需要4至5年的时间，才能弥补这一次汇率贬值带来的缺口。

预测汇率的短期走势往往是无效的，因为调控政策可以改变其短期走向。但汇率长期走势却有迹可循，即依赖于潜在经济增长与资本流动。目前美国的通胀压力，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皆非短期因素，其中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或因对抗通胀而保持较高位置，若中美利差倒挂短期内无法缓解，则美国的股票、债券等资产在估值上就会更为便宜，因而资本选择持有美元的动机会很强，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许并非是短期的。

中美长期增速之差收窄

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其实也是潜在经济增速的映照。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增速在2005至2015年间平均高于美国6个百分点以上，2015年至2021年却降至2.2个百分点左右。当前，随着中外之间对于疫情防控的政策落差逐步扩大，IMF等海外机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趋于悲观，其中世行甚至宣称将把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调至2.8%，低于IMF对美国今年经济增速3.3%的预测。

近3年来的疫情蔓延以及疫情防控对于正常生产生活的干扰，或许已经使得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变量出现消极变化。

比如，中国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大约有40万家，疫情之前大约平均每月有5万家企业处于亏损状态，2020年2月疫情冲击之下使得该数字上升至7.8万家，2022年3月则进一步上升至9.3万家。虽然疫情逐步缓解之下，月度亏损的私营工业企业家数已回落至7.4万家左右，但相距疫情之前的正常状态依然较远。更不用说规模以下的小微企业，以及受疫情冲击更严重的服务业，需要更多的时间以休养生息。

再比如，当前16至24岁年轻群体的调查失业率依然接近19%。即便假设这一状况在未来一两个季度之内就能有所缓解，但短暂的失业经历带来的“疤痕效应”却将是长期的，即有过短期失业经历的人群再就业之后的收入也更低，再次失业的概率也更大，这将使得该群体或在长期内对消费及投资保持消极看法。

如此种种的不利因素，都有可能使得中美之间的长期增速差值缩小。当然，宏观刺激政策有可能使得经济增速短期内提高，但仍无法以“外力”长期支撑增长。粗略估计，假设在此之后的30年间，中国经济增速仍能持续超过美国1.5个百分点，那么中国GDP规模超过美国的时点将会从此前的2030年，延后到2050年左右，而这差不多是一代人的时间。

修昔底德陷阱下的不确定性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GDP规模长期大幅超过其他经济体。在中国之前，与其最为接近的是1995年的日本，当时日本GDP占美国GDP之比约达到71%，当然这也离不开1985年之后日元的升值。当前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7%，如果能在某个时点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然会是了不起的成就，每个中国人都翘首以盼。

这里面的问题是，中国能否以一个自然的过程在经济规模上接近并超过美国？当前美国对于中国的遏制是一个“阳谋”，加上疫情使得全球贸易一体化再度陷入低潮，俄乌冲突则进一步加剧了“选边站”的地缘政治对立，如果冷战大幕果真猝不及防地重新拉开，当前关于经济规模的线性推演就将变得毫无意义，届时经济运行的逻辑恐怕要推倒重来。

换句话说，当2018年美国将中国列为头号竞争对手之时，中国能否成长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一，就已取决于两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所有的危机都会带来结构性的调整。2008年时，为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中国的逆周期政策扩大了国有经济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这为10年后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埋下了伏笔，对方认为这是中国对市场经济道路的某种修正。同样的逻辑，在应对当前的疫情冲击过程中，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基建投资再次成为了稳定宏观经济的主要力量。这种经济结构上的变化，以及抗疫道路上的不同取向，将会让中美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增加，而非相反。

GDP规模超过美国并非是痴人说梦，但我国应当提前建立起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开放心态，尽可能掌控分歧消除分歧，以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平顺，这中间恐怕需要无数的磨合、沟通与调整。

增长的最终目标

即使在中国GDP规模超过美国那一刻，中国的人均GDP可能依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不及2.5万美元，约相当于现在的捷克或葡萄牙，还依然赶不上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中美两国之间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可能依然面临着较大的差距。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自然不是统计数字上的胜利。生活中能够感到获得感、资本无论大小皆能获得收益、普通人取得收入后能够获得闲暇，有时并不会直接显示在GDP统计当中，而琐碎之小事却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核心。正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竞争之结局，并没有反映在宏伟的太空竞赛之中，却隐藏在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的那场“厨房辩论”之中。

即便从功利的角度看，中国政策的当务之急，依然是让生活回到其原有的轨道上来。当前美国因加息而面临一定衰退风险，给中国留下了短暂而难得的调整窗口。中国需要尽快走出一步，提前半个身位回到疫情之前的增长趋势线中来。（财富中文网）

作者张林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评级机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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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