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北京长安街上自行车如潮，一位金发高大的欧洲小伙子裹挟其中。他穿着笔挺的衬衫和西裤，蹬着一辆28寸自行车向西骑行，经过王府井和天安门后，把自行车停在民族饭店门口，这里是他每天上班的地方。他的座驾漆成显眼的绿色，以便他傍晚下班时能在众多自行车中一眼认出。

民族饭店的304、305、306房间，被这位小伙子的家族洋行租用作办公室。空间很紧张，其中两个房间的卫生间都用来办公，一个卫生间存放文件，另一个专门放置当时最重要的高科技办公设备——一台“雪花(Snowflake)”牌电传打字机。迥异于雪花的轻盈，这种打字机靠在纸带上啪啪打孔来记录接收到的信号，工作起来动静如此之大，员工们得把门紧紧关上。

2023年的一个春日，年近七旬的捷成汉（Hans Michael Jebsen）先生坐在香港铜锣湾一间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宽大办公室里，向我回忆起这段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那是捷成汉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在北京住了四个月。他来自丹麦的捷成（Jebsen）家族，时年20岁出头，就被父辈们派往中国了解家族生意。自他的祖父1895年与表亲在香港以航运和贸易起家，共同创立捷成洋行——也就是今天的捷成集团（Jebsen Group）以来，这个家族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市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创立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在离家七千公里的遥远东方，捷成经历一次次战争、内乱、瘟疫、禁运、海盗袭击、自然灾害、金融风暴、经济衰退，在当年林立于中国沿海的众多洋行中，它是至今仍在持续经营并在多元化发展的极少数之一。它目前代理着超过200个全球品牌在大中华地区的营销推广，包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保时捷跑车、卡西欧手表和戴森吹风机，同时涉足制造与投资，在走出新冠大流行低谷后，2022年营收额达到22亿美元。

对于近半个世纪前的北京生活，捷成汉的回忆充满细节。那时北京的外国人还十分稀少，常去的烤鸭店有三家，“分别靠近一家医院、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我们就打趣地叫它们病鸭子、油鸭子、钱鸭子！”他说，父辈们当时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让我去香港正式工作前，先接触中国大陆。”

这是捷成家族的惯例。在深耕中国的130年间，他们的业务曾广泛分布于中国大陆，尤其是沿海地区。大陆市场更为深广，但也更波诡云谲。时局好时，他们谨慎向内地扩张，时局变差，他们向南收缩，坚守香港，静待北边的广阔市场再度开启。

当捷成汉在1979年到达北京时，中国大陆正处于大开启的前夜，一道门缝已悄然裂开。捷成洋行在撤离大陆15年后被允许重返，为国营企业提供进出口服务，其中一项业务是为《中国建筑》杂志进口照相机，用于拍摄各地的学校、医院和工厂，作为中国的基建成果对外界展示。此后几十年间，中国的门越开越大，中外贸易的涓涓细流汇聚成足以左右世界经济的洪流，捷成洋行捷足先登，为坚守在中国身边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与捷成汉先生约访，我希望听他讲述捷成的故事：一家百年家族企业如何在时局、技术、市场、社会的剧烈变迁中，不断调整自我，适应时代？

我更想知道的是，眼下的新一轮技术突进和地缘紧张，是否对洋行这种最古老的“带货”模式构成了根本挑战？毕竟，数字浪潮让人们动动手指，无需中介，就能购买到世界几乎任何角落的商品；另一方面，脱钩论愈演愈烈，中国的大门或有再度关闭之虞。两者叠加，是否危及到了捷成的立身之本？

听罢我的问题，捷成汉微笑着指向办公桌后墙上的一幅大型油画。这是一幅抽象派画作，仿佛一个打翻的颜料盘，鲜艳浓烈的色块看似纷乱实则有序地排列叠加，从四周向中心汇聚。捷成汉说，它出自一位东德画家之手。“我喜欢它明亮的色彩，因为即使是在一个阴天，它也会告诉你两件事：一是做一个乐观主义者，二是现实总是多种色彩的混合，永远不会是单色调的。”

1．

捷成洋行的标志，是以花纹环饰的三条鲭鱼，在北欧文化中，无时无刻不在游动的鲭鱼是勇猛善战的象征。这也是捷成家族的故乡——丹麦小城奥本罗城（Aabenraa）的纹章，这个家族有着300年的航海历史。

早在1860年代，捷成洋行创立30年前，捷成汉的曾祖父就成为家族中到达中国的第一人。他驾驶贸易船只航行至海南岛，被这里的繁忙所吸引，最打动他的一个细节是，这里的人们做买卖不靠合同，一次握手就许下庄重的承诺。是他最早决定把业务做到中国来。

在1840年鸦片战争致使香港开埠后的几十年间，这里已经出现了数十间洋行，多为英资和美资，它们从事航运与贸易，令这个昔日渔村一跃成为远东的商贸重镇。1895年创立的捷成洋行是个晚到者，也因为不是英资，无法掌控金融、地产、电力这些关键资产。但它也会不失时机地提醒贸易伙伴，它从未涉猎过鸦片生意。

起初它为一家德国航运公司做货运代理，为需要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东南亚港口间运货的公司提供租船服务。很快它开始自己做贸易，最先赢得的一项代理业务是把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著名的人造靛蓝染料卖到中国。由于销售旺盛，接下来的15年间，捷成帮助巴斯夫在华销售额增长20倍，这段代理关系延续近一个世纪，直到1981年才宣告结束。

在捷成历史上，这样维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代理关系笔笔皆是。对所服务的品牌，捷成忠诚且勤勉，常常会在赢得一个代理权后成立一个全新部门来帮助对方拓展在华业务。

1956年，捷成成为德国汉莎航空的香港代理，按照合同要求，它必须开办一间旅行社，加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并为汉莎提供一间位于香港中环商务区的办事处。捷成一一做到后，在1961年促成汉莎航空的首个赴港航班。这段代理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汉莎建立自己的海外办事处网络之后。

另一段始于1955年的合作关系延续至今。那年，已经成功将第一批大众甲壳虫汽车引入香港的捷成希望再下一城，拿下保时捷的代理。保时捷家族当时的掌门人费利·保时捷最初认为自己设计的跑车在香港根本卖不动——这片弹丸之地道路总长度不超过170公里，时速大多被控制在50公里以下。但捷成说服了他，理由是香港有很多富有的汽车发烧友。这被证明极富先见。捷成在1955年将第一辆保时捷跑车引入香港，2001年又将第一辆保时捷引入中国大陆，当年全国共卖出22台。中国市场迸发的潜力超越了人们做出的最大胆的预测。2022年，保时捷在华销量达到9.3万台，占其全球销量近30%，而早已不是独家经销商的捷成卖掉了其中的1.1万台，连续8年蝉联中国经销商“卓越保时捷中心”排名榜首。

捷成始终保持着灵敏的嗅觉。从创立之初的巴斯夫靛蓝染料，20世纪初的蓝妹啤酒、1920年代的博世汽车设备，再到二战之后的西门子家电，50年代的大众甲壳虫、新世纪的戴森小家电，捷成总能在时局的变幻和消费口味的更迭中，找到最能打动消费者、又具有品牌溢价能力的消费品和工业品，把它们从世界各地带到中国。

它还有一种顺应时代、不断改变生意模式的柔韧。当我再次问到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对洋行模式的冲击时，捷成汉认真地回应道：“这无疑会是巨大的冲击，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捷成早已不是一间传统洋行。”

他说，130年历史上，捷成有过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从航运转向贸易；第二次，从简单贸易转向为所代理品牌在中国做推广和分销；第三次，在2017年创立捷成资本，开始股权投资。

涉足投资，正是因为捷成早已明白代理模式的困境：做得不好要被品牌抛弃，做得太好则可能被品牌“过河拆桥”。从代理变身为股东，就能实现深度绑定，同进同退。用捷成资本股权投资总经理刘亦然的话说：“品牌方不用担心我们急功近利把他的品牌给做坏了，我们也不用担心品牌方挤压我们的利润空间，过两年再弃我们而去。”

刘亦然说，捷成主要投资于两类企业，一类是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品牌。对这类品牌，捷成不仅可以做代理，利用它的中国经验提供从市场调研到线下开店的一揽子服务，即使不做代理，它作为股东还能从品牌成长中获得投资回报。第二类是精于数字营销的中国企业，它们能帮助捷成迅速跟上数字经济的潮流。比如捷成最近入股的一家品牌服务商，主要业务是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运营天猫或京东店铺，它的线上优势可以与捷成的线下专长形成协同。因为用的是自有资金，捷成的投资风格十分灵活，“投资额度偏大或偏小，投资阶段偏早或偏晚，都可以做。”

对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拥抱，令捷成有别于其他一些亦是从洋行起家、仍在持续经营的商贸巨头，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和太古集团（Swire Group）。以体量作比，怡和与太古要大得多，2022年营收分别是捷成的约16倍和5倍，它们的业务遍布香港和内地的地产、航空、餐饮、零售等传统行业，但参与数字经济的步伐显得保守迟滞。

在捷成，成立仅6年的捷成资本所管理的资产，已占到集团总资产的一半以上。捷成资本对前沿技术也十分敏感，在2019年时就参与了德国生物技术公司BioNTech的B轮融资，这家公司一年后因新冠疫苗研发而声名鹊起。

不过，贸易代理仍然深植于捷成的基因中，直到今天它的团队还在世界各地搜寻可能会让中国中产家庭乐于买单的饮料、玩具和家电。但是，这种消除产品与市场之间信息差的能力，在数字时代是否正变得不再重要？

“捷成能存续一百年以上，能力可远远不止消除信息差这么简单，”澳洲昆士兰大学商学院教授、常年研究亚洲家族企业的范博宏说，“他们最大的力气用在长久以来积累的买卖双方的信任上，这是建立一个商业网络最重要的投入。”

他说，家族代理的国际贸易中，一笔生意能否做成，除了价格还有很多影响因素，比如供应链混乱中能否按时到货？出货时价格变化了谁来忍受差价？如果事事诉诸法律，代价太大，更多是靠信任来编织最重要的那张保护网。“谁忍就是牺牲谁，就是在双方的关系上面做投资。你投入越多，时间越长，积累就越大。”

2.

捷成汉面色红润，步履轻快地带我在办公室里穿行，这间新冠疫情期间装修一新的办公室占据了铜锣湾闹市希慎广场的整三层。他穿一件藏蓝双排扣的西装，有一种在香港闷湿的酷暑中也会穿戴得一丝不苟的老式做派。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正是一百年前他祖父船队停靠的地方，那时的祖父会被称作“大班”。

办公室内用灰砖、木饰、黑钢、皮椅营造出摩登工业风，显示“老钱”的活力。捷成汉不仅能演奏小提琴，还是活跃的艺术赞助人，办公室中点缀着多幅当代艺术画作。穿插其中的是传承了多代的家族老物件，比如一块挂在1920年代香港办公室门外的铭牌、一个来自家族早期船队的船头盾。还有一张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巨幅地图，是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1674年绘制的《坤舆全图》的复制品。

在捷成汉的私人办公室里，他小心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两个巴掌大、散发着淡淡檀香的书册向我展示，这是1793年首次带领英国使团访华的马嘎尔尼的行记——就是那位著名的拒绝向乾隆行磕头礼的英国使者，多少后世历史因他而改变。

捷成汉不疾不徐地向我讲述家族故事，这是一个跨越东西、交织历史与当下的故事。这个家族熟稔从西欧到远东的各大港口——从曼彻斯特、汉堡、曼谷到青岛、上海、海参崴，亲历过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时点——从义和团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到香港回归。时空的厚度，给了他一种更为抽离的视角，这让他很少渲染一时一刻的悲喜，而对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总是抱持乐观。

当我问道，新冠疫情三年重创全球贸易，对捷成而言是否也是一段至暗时刻，他回答：哦，我们经历过比这糟得多的。

捷成的家族资产曾经两次几近清零。第一次发生在一战时，当时故乡小城还属于德国领土，捷成汉的祖父持有德国护照，香港殖民地政府不仅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捷成还被强制歇业。到了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捷成洋行在广州的分行也被勒令关闭，它在中国多个沿海城市的地产被作为敌产悉数没收。第二次，二战结束时，整个家族的资产只剩下了一条叫“美上美号”的船，这艘商船在二战中被英国政府征用去运送物资，战争结束时被返还给捷成家族，令原本以为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家族惊喜万分。

“什么是真正的危机？战争，饥荒，”捷成汉说。“如果你的生意跌掉10%或20%，那不算是。疫情期间，我的员工没有病重的，没有去世的，这是我所在意的。”

疫情加剧了世界的割裂，逆全球化抬头，他是否担心中国与外部世界再度脱钩？他答：“那只是一种修辞，不会发生，也无法发生（will not happen and will not work）。”

这显然是因为他对贸易的力量和商人们的灵敏深信不疑，毕竟捷成曾经在最割裂的局面中做成生意。就在捷成汉首次来到北京的上世纪70年代，公司的一项业务是帮助中国进口用于基建的零配件。中国闭国已久，急缺这类零配件，但当时还在冷战期间，出口这类产品的西德遵循所谓“赫尔斯坦主义”, 禁止与承认东德的社会主义国家做买卖。这没有难倒捷成。它发现货物可以通过瑞士转口，于是在瑞士伯尔尼开设分部，巧妙地在两个对立阵营间打通了贸易通道。

捷成汉不相信中国的大门会再度关闭，或会失去过去四十年它在全球贸易中积攒的核心优势，原因有些令人意外——他认为中国人有着超乎寻常的对高质量的追求。他举例说，捷成一度也销售过丹麦生产的运动服饰，但市场反应很差，因为质量不好。“丹麦人不会在意一根松掉的线头，但在中国呢，质量烙在人们的脑子里。看看今天中国产的电动汽车，它代表了中国制造所到达的高度。”

如果说全球贸易的未来和中国在其中的位置都不让他担心，那么离他更近的香港呢？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陆港之间政治气候的变化就让外界担忧香港会失去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三年疫情让香港又失掉不少外资和人才，竞争优势似有旁落，在国内正在被吸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外则有新加坡、东京急于取而代之。这颗东方明珠是否正在失去光泽？

这成了整个采访中，最让捷成汉滔滔不绝的一个问题，他努力想要说服我，这个早已被他视作家的城市依然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生命力。

在1979年体验了短暂的北京生活后，捷成汉回到欧洲生活了几年，完成学业，1981年搬到香港，从此没再离开过。1987年，他将新婚的太太带到香港，当飞机舱门在启德机场打开的那一刻，她闻到与家乡巴西里约热内卢同样湿热的空气，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1997年，与香港交接同年，41岁的捷成汉正式从叔叔手中接班，完成了捷成洋行的代际传承。他活跃在这个城市的社会事务中，是亚洲协会香港董事会成员、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受托人，最近还出任香港-欧洲商业委员会香港分会主席。他的五个孩子尽管都曾回到欧洲求学，但若问起他们哪里是家，答案必然是香港。

捷成汉对香港的认同，不仅因为生活和生意都在这里，更是因为他与这座城市共同经历了回归前的焦虑与资本撤离、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2003年的SARS、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香港一次次挺过困境的，他认为，是香港人的两种特质：首先是他们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和永不言败的韧劲，第二是集体为上的思维方式。“很难在任何一种其他文化中，看到人们如此乐于为一个集体的成功而努力。当你把这两者相加，这个人群就很难失败。”

在他看来，香港有一种自我筛选的机制。这个城市被1970年代的一本英文畅销书称作“借来的地方”，过着“借来的时间”，虽然被来来往往的人当作中转站，但总是会吸引下一批心态最积极、最敢放手一搏的人。它有一种无可取代的国际大都会气质，住在这里的人可以来自中国大陆，来自东南亚，来自北美，但都会迅速被它的气质同化，这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

他尤其着迷于香港人的一种特质，那就是他们对世间好物的追求。“他们痴迷于最好的红酒、跑车、腕表和生活方式，他们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好奇，一切都必须是最新的，我的这款比你的那款还要新。这其实是件很好的事。”

3.

从务实的角度看，捷成汉认为，香港的营商环境远远没有一些媒体上说的那么悲观。

“政策并没有变化，司法正常运作，边境正在重新开放，我们可以投资，可以贸易，可以从大陆汇出资金——我觉得人们有时候会忘记，我们生活在运转多么良好的社会中，”他说。

捷成汉的乐观和笃定，在很大程度上与捷成洋行规模相对较小、也未上市有关。体量更大的同行们往往更难转身、风险敞口也更大。同样是洋行起家、有着百年历史的香港商贸老字号利丰集团（Li & Fung），在电商兴起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业绩和股价连年滑坡，2020年从香港股市退市。

更为庞大的太古与怡和，则因对香港经济与社会的深度介入，在近年的政治气候下，常常发现自己处境微妙。比如，以在中国一线城市经营高端商业地产知名的太古集团，旗下资产众多，而其中真正的“皇冠上的明珠”其实是它控股45%的香港国泰航空。国泰航空先是在2019年卷入香港“反送中”风暴，最近又因为一位空姐的“歧视内地乘客言论”事件登上热搜，不少媒体在报道中用上了“深挖”“起底”这样的字眼，矛头直指“藏在背后的英资太古家族”。产业遍及零售、金融、地产的怡和洋行公众形象更为低调，但也动辄要被提及从鸦片贸易起家的原罪。

“像太古与怡和这样的大型企业，很多事情没有政治背景做不了，当然一定要投资于政治。但像捷成这样，普通做生意，不需要那么多政治资本，也不需要在政治里面选边，可以闷声发财，这是它们的优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家族企业学者郑宏泰说。

昆士兰大学的范博宏教授则认为，越是中国与外部关系紧张之际，捷成这样政治中立、身段灵活的家族企业，就越为中国所需要。“因为他们扮演了中国的窗口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国对外贸易往来不是很顺畅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商业网络灵活绕过。”

不论规模大小，既然是家族生意，都面对同一个问题：谁来接班。郑宏泰说，一家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时，常常面对多种周期的叠加：除了生命的周期，还有生意的周期、行业的周期、社会气氛的周期。“很多时候，接班的那一代会发现，太危险了，还是不要接了，就把生意结束掉了。捷成洋行延续百年以上，说明它很好地平衡了各种风险。”

在捷成汉这里，这个问题也不需多费思量——五个孩子中，恰巧是长子对经商有兴趣，拿到了MBA学位，也已在多家金融机构历练过。今年，他会带着新婚妻子从欧洲搬回中国，与父亲一样，第一站将是中国大陆。计划是，他将先加入捷成的上海办公室，学习普通话，几年之后再加入香港总部。

眼下，捷成汉还精神奕奕，并无退意。我问他，在中国经商几十年，最深的体会是什么？他告诉我，在他被第一次送往中国时，家中长辈告诉他三条在中国做事的经验，他无法总结得更好：“第一，不要自视过高，你没有那么重要。第二，你是个客人，要表现得像个客人。第三，平等对待所有人。”

在他祖父家中的楹柱上，分左右写了两行字，和中国的对联一样，左边是“四海之内”，右边是“皆兄弟也”。“这很好地概括了一切，”捷成汉说。（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