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能源转型进程也已棋至中盘。在双碳目标的带动下，光伏、风电和氢能等新能源的比重将会持续上升。与此同时，传统能源也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新老交替、融合共进的时刻，相关各方应该如何着眼于未来，进行能源的选择与布局？

2023年10月12日，在广州举办的《财富》世界500强峰会上，《财富》中国新媒体高级编辑刘兰香与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孙贤胜、新加坡能源集团中国区总裁钟志明、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胡泽义，从“能源更替：选择和布局”这一话题展开了对话。

以下为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刘兰香：我们先从最近关注度很高的一则消息说起。从10月1日起，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过渡期实施细则开始生效，一直持续到2025年底。按照计划，过渡期结束后，欧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始征收“碳关税”的经济体。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企业都在欧洲积极布局，欧盟“碳关税”对中国企业主要会有哪些影响？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请孙会长先来给我们讲讲。

孙贤胜：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这个事实际上已经讲了好几年，英文叫CBAM，从今年10月1日到2025年年底是过渡期，在此期间凡是出口到欧洲的企业都要填一个单子，注明其产品相关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给他们报备，但报备完以后，并不真正收税。相当于先统计，到2026年以后正式开始征这个税。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时间，从2026年开始要正式收税，两年多的过渡期，时间是比较紧的。对于中国来说，欧盟是中国第二大出口体，征税以后，按照有关智库目前的推算，出口到欧盟的企业在相关成本上要增加26%的税，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如此征税后，有可能中国对欧盟出口的数量会减少21%，相当于1/5出口量，这对企业和我们的出口形势来说都是很严峻的。还有征收的对象，目前是六大类，主要还是对一些碳排放比较大的领域，比如钢铁、水泥、铝、玻璃、建材、化工品、塑料等。

个人觉得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如果从积极主动的角度来看，就要把这种压力变成动力，企业现在就要按照尽可能零碳的目标来反推时间，给自己做相关的准备工作，包括建立系统、改善工艺以及整个供应链各个环节等。但这也不仅仅是一家企业自己能做到的，因为碳追溯涉及到跨境的碳税核算，所以我们国家也要尽快完善自己碳税的体系和市场。

另外，CBAM也还在谈判过程中，不仅中国，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也在提不同的意见，因为各国发展的程度不一样，欧盟此举对发展中国家是很大的负担。

刘兰香：总结下来，一是企业做准备已经是时不我待，二是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虽然CBAM对很多企业是挑战，但是看起来对光伏行业还是偏利好的，甚至说得上是一个机遇。对协鑫来说，会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局面？

胡泽义：低碳零碳时代已然来临，这是不争的事实。很显然，低碳足迹产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正在逐步演变为全球贸易体系不可或缺的“硬通货”，并或将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关商品的准入门槛，谁拿到了“绿卡”，谁就拥有畅通世界的“门票”。作为光伏原材料研发与制造的领跑企业，协鑫科技已经研发出硅烷流化床法颗粒硅，不仅成本低、工艺优、品质高，而且对比原有工艺最低的碳排放数据每公斤仍低20公斤二氧化碳，取得了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颁发的全球硅料最低碳足迹认证，可以说是为中国光伏企业拿到了全球光伏行业唯一的“绿卡”。以2022年全球光伏组件总产量347.4GW计算，如果全部使用颗粒硅生产，将为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37万吨，减碳价值超117亿元。

刘兰香：显然，光伏市场还有巨大的潜力。我们也注意到新加坡能源集团近期宣布，从今年起，每年你们会在光伏板块投资1.2GW，这相当于2022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的1.37%，你们计划怎么样去达成这个目标？

钟志明：新加坡能源是新加坡的国家电网，也是淡马锡旗下的企业。新加坡能源在能源转型方面明确的战略是，发展以光伏为主的可再生能源，为用户提供绿色可持续的能源。在中国，我们希望实现这个目标，因为首先我们有着明确的发展可再生能源战略，这和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政府倡导绿色可持续能源的“3060计划”是不谋而合，同时作为一个稳健的战略投资者，我们的财务表现也相对稳健，从投资能力来说，我们具有广泛合作的空间。同时，中国目前在整个产业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用能需求这方面，尤其是绿色用能需求这方面，我们相信长远前景是可观的，我们有信心跟着这些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共同发展，寻求共赢。

刘兰香：说到上下游，其实在整个能源转型推进过程中，储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现在新型储能行业迎来了万亿级的市场机会，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市场过热的苗头，所以想请孙会长谈一谈，您怎么看待储能市场的机遇和挑战？

孙贤胜：储能很热，主要原因是我们国家新能源发展速度非常快，而新能源本身供应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会带来一些问题。按照一般国际上的规律，如果新能源占整个发电的30%以上，就到了一个临界点，比如由于天气等原因突然把电停了，同时又没有储能承接这个用电需求，很有可能造成大问题。这就产生储能的需求，必须要让它有连续性。

2021年，能源局出了一些指导意见，要求每100个小时的发电能力要有15个小时储能的配套，而且必须达到4个小时储能的延续时间。2022年又有新的规定，如果储能建设超过20%的能力，优先配套上网，这也是一种鼓励。当然15%-20%的储能配套，对新能源建设方来说，也是一种压力。这方面的发展，既有政策上的引导，也有需求推动的因素。

刘兰香：储能市场的发展看来还是面临一些挑战。新加坡能源集团除了在光伏板块有布局，也在敏锐地捕捉储能方面的需求，对于储能市场，你们会怎么样去切入？

钟志明：作为新加坡的国家电网，我们对整个能源系统、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我们认为，随着新能源的发展，储能在未来的电网中是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包括传统的抽水蓄能以及电池化学等新型储能，尤其是新型储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灵活、成熟的储能手段，可以在电网导向之下，为用户带来稳定、可靠、经济的用能，同时也能平滑电网系统由于峰谷错配、由于资源、时间、空间等方面的错配带来的对电网的冲击，应该是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布局储能，同时关注电网整体的储能的发展。

刘兰香：生态圈的共赢确实对新能源市场的发展很重要，不过现在市场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想问一下胡总，协鑫会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并且推动整个行业的创新发展？

胡泽义：协鑫从传统能源即火力发电开始起家，到现在成为大型的新能源企业，经历了33年的时间。就储能赛道来讲，我们是从储能的原材料的研发、制造到应用全覆盖。我们集团的战略构想是，从原来传统能源的To B到To G的生意，变成一门To C的生意，实现路径就需要储能来加持。我们从移动能源包括快速充电桩等布局，都是逐步按照战略部署在进行。

另外在光伏制造领域，近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围绕着大的降碳减排的趋势在做研发工作。在2020年四季度、2021年初的时候，我们摈弃了原来的老工艺，进入新的工艺研发，围绕着整个能源供应的低成本、高效率这两个方向着重去推进，整个过程中研发投入超过百亿。

刘兰香：协鑫是下一盘大棋，您刚刚有提到两个方面，一是储能，二是生产制造的一些突破。那么出海这方面，你们的发展策略是什么样的？

胡泽义：光伏行业的出海其实是大势所趋。整个光伏制造，大概85%的产能集中在中国，但整个应用场景大概只有30%-40%集中在中国，剩下的60%都是出口。同时协鑫科技的研发中心已经遍布全球，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等，我们目前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产能也开始去海外落地，目前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正在做一些考察和落地的准备工作。其实整个光伏行业的出海也是中国从制造强国走到智造强国的一个过程。

刘兰香：协鑫是走出去，新加坡能源则是走进来。与其他外资企业相比，新加坡能源在中国的市场可能相对是一名“新兵”，你们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或者打法？

钟志明：相对于中国一些时间较长的能源企业来说，我们在中国比较新的，但是新加坡能源集团在整个亚太地区都是非常活跃且注重长期战略投资的投资者。首先，新加坡能源集团在能源的生态链里面、能源的整个系统里面有比较全面的关联，包括我们在中国市场布局，不管是产品，还是和电网、和上下游兄弟企业的合作，都是站在整个系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同时，也是得益于新加坡能源这么多年在新加坡积累的电网、用电、储能，包括能源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技术，我们希望将这些带到中国来，在中国的市场中体现我们一些差异化的优势，为用户提供更加独特的解决方案。

刘兰香：最近我看到一个令我比较意外的数据，因为新能源电力调峰成本其实是要在各个主体间分摊的，国家也在推动增加分摊主体，但截至目前，电力市场上的电力调峰，60%的费用仍是由火电集团出，为此这些电力集团每年要输血上百亿。为什么会这样？有何破解之道？

钟志明：因为我们是做电力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电力系统能够合理公平地分摊成本，是促进整个系统健康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这离不开政府对于总体能源的规划，包括哪个节点、哪个时期，容量是多少，需求大概是多少，我们去怎么样配，这需要总体战略的规划。在此基础上，我们怎么公平承担调峰的费用等方面，市场化可能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在用电高峰的时候，电力比较紧张，就是需求比较旺盛，这时如果通过价格的竞争，允许电力价格往上，顶上去调峰的这些火电就能拿到比较高的收益，这是比较公平的，如果低的时候就相反。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市场手段去进行调节。

刘兰香：是的，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去解决产业链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整个能源转型正在接近深水区，未来新能源赛道可能也会变得更卷，但只有不断地卷，才能最终完成能源转型的使命。（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