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像风暴一样席卷全球，言必称ESG成为大企业领导者们的日常表现。如何避免ESG议题成为包装噱头，如何在企业运营中真正践行ESG原则和规范，而不只是将其作为标签？

2023年10月12日，在广州举办的《财富》世界500强峰会上，《财富》主编尚艾俪（Alyson Shontell）与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和陶氏公司大中华区总裁朱成怡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

以下为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尚艾俪：2020年，中国提出了ESG相应的承诺，也就是“3060”双碳目标，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想知道，这个目标对公司开展业务有何影响？

余锋：这个目标对霍尼韦尔公司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无论是对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还是对创新和研发的积极投入，都坚定了我们多年来践行ESG的信念。我们很多年以前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方面，更提醒我们不仅要帮助中国的客户在“双碳”、气候变化、ESG等方面进一步降低碳排放、提高能效等，实际上，在我们自己的基地里面，包括生产、运营、仓储等环节以及办公室，我们也要求这么做。所以对于中国的“双碳”目标，我们非常欢迎，也感到非常鼓舞。

朱成怡：陶氏作为一家材料科学公司，我们关注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有三个，分别是气候保护、循环经济和更安全的材料。根据陶氏已经公布的计划，到2030年，我们会每年减少500万吨碳净排放量，相当于在2020年的基础上减少15%，到2050年达到碳中和。陶氏的全球目标与中国的“双碳”目标是完全吻合的。中国是陶氏最大的海外市场，也是我们第二大国际市场，要达成我们全球的减碳目标，一定要实现在中国的目标，因此我们很欢迎。

中国经济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开始向新能源、绿色高质量的、可持续的一些行业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在材料方面。现在中国出口的新三样，包括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其中很多都采用了陶氏材料的解决方案。

尚艾俪：我想谈谈这些ESG承诺所带来的挑战，因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从长期的财务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据我所知，霍尼韦尔创建了一个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跟踪700家公司在减轻气候影响方面取得的进展。你是否能与我们分享一些相关的经验？

余 锋：到目前为止，霍尼韦尔近60%的销售收入来自帮助客户在节能环保降碳方面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全球近两万名研发人员在开发的新产品当中，近60%与可持续发展有关。在多年研发工作的实践中，我们也接触了大量的客户。去年10月，霍尼韦尔创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季度性指数，这可能是同类指数当中第一个由企业来组织、编辑和发布的。

我们最近发布的一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当中有四个重要的发现，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我们跟踪的企业75%以上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公司工作的重点。第二，80%以上的能源企业和制造企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公司工作的首要任务，比公司改善利润、提高质量看得更重要。第三，亚洲的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上比其他区域更关注、更投入。最后，几年前，很多企业更多在流程的改进上、效率的提高上来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耕耘、投资和发展。最近，越来越多的企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进行流程的改进，一方面加强技术的创新，以此推动他们所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尚艾俪：非常高兴看到亚洲的公司都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作为跨国公司，你们在中国本土的ESG目标和你们全球的ESG目标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余 锋：霍尼韦尔在中国已经有近90年的历史，中国是我们全球重要的市场。作为在纽交所上市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公司全球的战略方针，我们在2021年4月份就提出，到2035年，公司在全球的所有业务运营和设施，包括工厂、运营基地、办公室等都要做到碳中和。我们遵循全球各地的政策和要求，每年、每个季度、每个月都要检视这些数字的变化、业绩的提高和项目的进程。同时，霍尼韦尔在中国有超过8000名员工、20多间工厂、50多家公司，我们一直积极关注中国出台的各项规定和方针政策，比如刚才提到的“3060”目标，严格了解、认真关注中国政府和中国客户的要求，并在中国执行。

国家工信部在几年前推动绿色工厂认证。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工厂拿到了工信部的认证；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中国实现的销售收入当中，有一半以上来自被国家或者省一级政府认定的绿色工厂。简单来讲，既要根据公司总部的要求和安排，同时又要符合中国的国情。除了公司的内部管理，我们更应该在产品的开发上，配合中国政策和中国客户的要求，积极调整研发战略和销售策略。

朱成怡：在陶氏，我们认为，要实现社会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包括企业、供应商、政府、社区等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和利益相关方的通力合作，共同分担可能增加的成本才有机会实现。

中国政府对ESG目标的决心可能会帮助我们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特别是中国近年来新能源、绿色可持续行业的快速发展，为陶氏实现如绿色能源的供应等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陶氏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进实现碳中和，包括循环经济。我们认为中国乃至亚洲，在塑料废弃物的回收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在积极布局，思考在中国，如何将这个领域做得比较出色，帮助陶氏在全球实现变废为宝和循环经济的大目标。

余 锋：我想再举个例子，就是霍尼韦尔怎么根据中国的国情把我们的先进技术应用到中国本土。今年5月份，我和公司业务部门的同事在四川成都参加了一个签字仪式，四川人很喜欢吃火锅，尽管我是江浙一带人，我也很喜欢吃火锅。火锅里面有很多油，吃完火锅以后，里面的油就浪费了，如果直接排放火锅油，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特别是四川还有中国的国宝熊猫，所以对整个环境的保护有很高要求。霍尼韦尔看到了这个重大的需求，我们找了一家收集火锅油等餐饮废油的企业合作，霍尼韦尔提供技术，他们去建厂，于是就这样签订了协议。不久的将来，在四川这个有大熊猫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火锅的地方，有年产量30万吨的火锅油变成生物航空煤油，可以让飞机飞行的碳排放减少80%以上。

尚艾俪：真不容易。为了使过程变得可持续，必须花费大量预算，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很好奇，在商业运营过程中，如何在实现ESG承诺和控制成本之间平衡？

朱成怡：化工材料公司是长周期重投资在前，所以在这个部分确实有很多考虑，也存在很多风险，但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事关我们未来有没有机会继续在市场上生产和运营的权利，所以从一开始，不管是做投资还是研发，我们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级别最高的优先项来考虑。举个例子，陶氏现在所有的研发项目中，87%都与可持续相关，我们的目标是做到100%与可持续相关。

我们的CEO一直在强调，未来一定要做变革性的投资，但这并不容易，我们内部也有很多讨论。这些投资可能投入巨大，比如我们在加拿大正在建设和推进一个零碳项目，可能需要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投入，耗时七八年才能建成，但是该项目建成后可以为全球20%的乙烯脱碳，同时提高15%的产能。所以尽管这是个巨大的赌注，但是我们非常坚决，认为那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在中国，我们也是一样，比如在一些新的工艺上蒸馏塔技术，降低碳排放，包括尝试一些生物基的锅炉来实现碳减排。

余 锋：我想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角度来讲。节能环保、绿色、可持续发展有些是短期的，比如在一栋楼里的无人区域，通过传感器、感应器可以把空调、灯光关掉；或者办公室里有自动热水器，周末的时候没有人，通过开关有序的控制可以自动关闭。这些投资回报都在12个月内，比较简单，各个业务部门、各个企业都可以做，很多人都愿意做，既省钱又环保。

有一些项目需要中期的、三年以上的投资回报，有些企业可能就不怎么考虑了，对于这种情况，霍尼韦尔在总部专门组建了一个基金，各个业务部门只要有项目在正常范围内，是三年的、四年的、五年的，你可能拿不到预算、得不到批准，这个基金就可以提供支持。从2004年开始,霍尼韦尔已经在全球执行了6000多个这种中期项目，到现在为止，因为这些项目的实施，每年真金白银帮我们节省了1亿美元成本，而且每年还在继续。

同时，我们要考虑企业和社会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比如，霍尼韦尔一个重要的业务和陶瓷化学有关，我们通过一系列核心技术可以把原油变成柴油、汽油等各种化学产品。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在从燃油车加速向电动汽车转型，若干年以后，柴油、汽油的需求会急剧下降。所以霍尼韦尔在几年前就做了一个调整，我们要考虑业务转型，不仅要把原油变成柴油、汽油、乙烯、丙烯这些化学产品，更应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我们做了大量的投资，比如前面提到的地沟油或废旧塑料怎么变成可持续的原材料，这需要更长期的投资，投资金额很大，投资周期也很长，但是为了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继续投入。

目前我们还是很有收获的，根据我现在看到的数据，全世界现在生产生物航油的企业，70%以上是利用霍尼韦尔的核心技术来生产的，所以我们希望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我们仍然会继续做长期投资。

尚艾俪：在ESG方面，你对“S”（社会）方面的关注点是怎样的？

朱成怡：我们提倡包容性、多元性和公平性的工作文化，我们在全球有10个ERG（employment resource group）员工资源小组，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背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小组互相帮助，在大中华区有74%的员工至少有参加一个员工资源小组，人力主管是100%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为员工提供平台，让他们在工作当中和工作以外，有机会和一些并非直接领导，但有共同背景的同事互相有交流的渠道，让他们在这个部分感到有归属感、有包容性。我们有一个员工资源小组已经存在30多年了，为我们年轻的女性员工在公司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工作之余让他们知道有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利用，更好地帮助其发展。（财富中文网）

编辑：魏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