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从最炎热的夏天到最寒冷的冬天，气候危机从未感觉如此迫近。本月在阿联酋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传出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即便各国政府完全实现在本届大会上所做的所有承诺，也只能达到将地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这一目标所需减排的约30%。

对此，商业世界在做出哪些努力？又在应对气候危机的进程中看到了哪些商业机会？在12月8日于上海召开的《财富》MPW峰会上，五位来自制造业、零售业、金融业、评级机构的代表汇聚一堂，分享了各自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以下为编辑后的讨论实录。

宜家：把外卖餐盒变成地毯

王昉：每一件家具从设计、生产、制造，一直到运输、门店销售，链条非常之长。对宜家来说，减碳的最大难点在哪里？

陈慧：宜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怎么样为大众提供健康且可持续的生活；二是业务增长必须要符合循环经济的逻辑，同时气候友好；三是通过生态链努力实现公平和平等。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时全价值链实现减排50%，最晚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家具所使用的材料是最大难点，占到全价值链碳排放的52%。而中国又是宜家的最大采购国，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我们每天都在思考怎么减少材料的排放，怎么用可再生、可回收的材料替代原生料。为此我们也指定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时，我们的产品使用的材料100%实现可回收、可再生。截止目前，我们60%的产品已经使用了可再生材料。

王昉：我听说你们正在把外卖的塑料餐盒做成地毯。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陈慧：宜家门店卖的地毯，大部分是用一种材料做成的，那就是丙纶，每年我们卖掉的地毯要使用3万吨丙纶，相当于12万吨的原油。让这种材料循环起来刻不容缓，我们责无旁贷。但是丙纶的使用场景非常窄，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大部分是涤纶，所以循环难度非常大。

在一次偶然的跨小组交流中，我们发现，我们平常吃外卖时用的外卖餐盒，是用一种叫作聚丙烯的材料做的，而聚丙烯和丙纶其实是一回事，是同一个材料的不同形态，这个发现让我们十分兴奋。仅在上海一个城市，每周外卖的餐盒使用量就达到300-500吨，很惊人，到了全国维度，每年外卖餐盒的使用量是百万吨级。外卖餐盒是可以回收的，但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回收之后不能再重新做成食品包装，一般情况下，要么降级做注塑产品，大部分情况下则是填埋了，是很可惜的事情。于是我们想：为什么不把它用来做地毯？

我们现在已经为“餐盒变地毯”做了战略性布局，首先会通过新品来替代。用再生丙纶做成的地毯会在明年4月份上市。透露一下，性价比非常好。

王昉：这能让我们在点外卖时，减少一些负疚感。对宜家来说，这样做会增加成本吗？

陈慧：大家都知道，用符合标准的再生料来做产品，一般比用原生料成本更高，比如再生涤纶一般贵20%-50%。但在地毯项目中，我们通过创新，实现了用再生丙纶生产的产品和原生丙纶同等价格。这种高性价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凭借这样的性价比，中国可以成为再生地毯原料的输出国，出口到土耳其、比利时等地毯生产国，从而赋能宜家的全球产业链。

王昉：这很有意思。考虑到中国是这样一个消费大国，会产生大量的塑料废弃物，又有技术，也有完整的产业链，所以中国可以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切入，重写全球供应链。

陶氏：以科技助力循环经济

王昉：陶氏恰是一家材料科学公司，是如何通过更有科技含量的材料来助力可持续发展的？

朱成怡：陶氏的材料广泛应用于包装、建筑、汽车、消费电子等各行各业当中。陶氏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之一，至今已在中国经营44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服务网络、世界级的生产基地和创新中心。

近几年来中国一些新兴行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包括光伏、新能源汽车、风电等等。陶氏的很多材料广泛应用在这些行业中，比如说，我们的有机硅导热材料可以用在新能源电池中，聚烯烃封装薄膜用在光伏中。这些材料很多就是我们的上海创新中心研发的。

每年，我们会举行30场以上的头脑风暴，我们与价值链上的上下游企业和客户一起探索，如何用我们的材料助力循环经济的实现，比如，如何从源头上提高塑料的可利用性，以及塑料废弃物的再利用性。

举两个我们在中国的真实案例。一个是我们跟蒙牛合作，推出全聚乙烯酸奶包装，让通常很难回收的食品包装袋实现了回收再利用。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与立白合作，用双向拉伸聚乙烯树脂这种材料，做出了完全可回收的洗衣珠的包装材料。

陶氏计划到2030年时，在全球市场降低500万吨的碳净排放额，相较2020年减少15%，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这个目标非常艰巨，而中国又是我们最大的国际市场，因此我们中国团队将积极探索如何帮助公司在全球达到这个目标。

TCL：把环保、人才教育融为一体

王昉：TCL最近承诺“2030年碳达峰，2050年碳中和”，在减碳上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魏雪：TCL成立42年了，已经成长为横跨半导体显示、半导体材料、智能终端以及新能源光伏等多领域的综合产业集团。2020年我们进入新能源光伏产业，这也是我们向绿色转型跨出的坚实的一步。随着TCL绿色金融资本的投入，我们已建成13个国际级和国家级的绿色工厂，发行了15亿的绿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绿色工厂的建设，预期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52万吨。

绿色转型的路上，我们有一点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三个原则。第一，要有全面定制化的应对策略。TCL已经将ESG管理评价体系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所有相关部门和产业链条都要在其管理之下。我们制定了一个五年审视周期，以此确保我们2050年能够达到碳中和目标。

第二，要与各个利益相关方形成合作伙伴的关系，不仅自身投入绿色行动，还要推动科研院所、民间组织或者公民个人，特别是青少年加入到绿色行动当中。举个例子，今年9月份我去了内蒙的呼和浩特一中，我们为这所学校建设了低碳光伏校园，不仅在学校的屋顶、公共区域建设了光伏发电系统，也为同学们设计了光伏互动课堂，在学校走廊里搭建了新能源光伏互动知识角。

第三，要整合资源，促进合作，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专业知识和网络共同实现绿色发展。目前TCL已经在12个行业帮助50多家工厂实现了能源系统的智能化管理，累计降碳约15万吨。

王昉：您在TCL负责很多公益项目，尤其关注乡村教育。为什么执着于这件事？这对TCL的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助益？

魏雪：无论我们谈的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气候变化，最终都要落到人的身上。有一句话说，“最大的公平是教育的公平”，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比较关注如何把环保、人才教育融为一体，希望把青少年培养成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领军者。

比如说，过去十几年，我们做过关注高中生培养的项目、关注乡村教师的项目、智慧教室的项目。通过智慧教室，我们邀请城市中的名师，让乡村孩子和城市的孩子共上一堂课。再比如我们最近在全国推广光伏低碳校园，它们既能给学校带来一些收益，同时又能让孩子们在身边就能感受光伏技术，近距离地看到新能源给我们人类、我们的家乡带来的积极改变。

渣打银行：以外资银行优势助力产业向绿

王昉：能否通过一两个案例告诉我们，渣打银行在中国是怎么做可持续金融的？

张晓蕾：首先，在集团层面，我们设定了几个量化的目标：到2025年之前，集团可持续金融收入达到10亿美元，到2030年时调动3000亿美金可持续金融的发展。

在中国，我们的可持续金融业务主要分两块，一块针对“纯绿”产业，一块做转型金融。

“纯绿”指的是，在中国出口的“”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板——领域，我们做了全产业链布局，发挥我们作为外资银行的优势，用境外的网络为中资企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服务。一个最近的案例是，一家中国的风电公司要在阿根廷设立5家风电发电厂，我们联络了很多国际金融机构，牵头为它成立了一个2.7亿美元的银团，这也是中国阿根廷贸易走廊当中第一笔可持续绿色金融。

在另一个案例中，我们联合7家国际金融机构，在阿联酋的迪拜做了一个很有标杆性的太阳能发电项目，给当地提供清洁能源。这个项目由上海电气总包，有多家来自全球各地的供应链厂商参与，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二块是转型金融，也就是在高排放、碳密度比较高的行业逐渐转绿的过程中，为它们提供金融服务。我们在2021年推出了转型金融的总体框架以及相对应的产品，这几年发展得不错。

举例来说，我们给一家欧洲排名前三的可再生能源贸易商提供了一笔可持续的跨境贸易融资，专门用于收购中国符合国际标准的可持续能源产品。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向河钢集团下属的河钢供应链提供了首笔转型融资贷款，用于收购废钢，为这家传统大型钢铁企业转型提供助力。

王昉：不管是“纯绿”还是转型金融，你们在寻找投资标的时是怎么做尽调的？怎么确保它们没有“漂绿”？

张晓蕾：大型企业通常都有完备的转型发展路径图，可量化的战略，也发布相应的ESG报告。我们只要把它们跟我们的可转型金融框架做一个匹配，看看吻合程度怎么样，如果量化方面可执行、程度上有匹配度，就可以往前走。

中小型企业难度比较大一些。大部分中小型企业没有ESG报告，在对它们做尽调时，我们要更多依赖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由这些核心企业制定标准，由第三方评级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评级，评级越高，我们向它们发放贷款的利率越低，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引导。

标普：一些中国企业ESG评分已超过欧美同业

王昉：标普每年发布知名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年鉴》，已经连续发布16年，2023年首次推出了它的中国版。能不能讲一讲此举背后的考量？

黄直：中国版的出现有三个原因。第一，目前参加年鉴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在全球共13,000家企业中，占比非常的可观。第二，因为很多供应链主对下游的要求，以及国际投资机构对ESG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更加重视ESG，得分有大幅提升，这种进步值得肯定和表彰。第三，《全球可持续发展年鉴》依据的是一个全球框架，其中一些问题对中国企业不是特别适用，所以我们想出一个专门的中国版，让中国企业更好地对标。

王昉：中国企业在年鉴中的整体表现如何？

黄直：我们为企业做可持续发展评估，不仅仅是给它们打分，也帮助它们梳理内部的ESG要求，每一个问题对标到一个国际标准，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ESG绩效。其实很多中资企业在得分上已经超过了欧美的同业，比如说宝钢股份、宁德时代，在我们的评估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分数。在制药业、生物科技领域，中国企业整体进步很快，今年药明生物还获得了全球生物行业的最高分。（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