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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冲击隐患仍存,欧美应如何未雨绸缪下次通胀?

随着气候变化、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未来的价格冲击更有可能类似于过去几年通胀起估计,而不是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是由需求过剩而引起的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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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IA GDOVSKAIA VIA GETTY

最近一年,欧美国家的通胀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只有政客们还在把它当作一个选举议题来操弄。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对于选民以及国民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通胀调节工具来说,已经到了亟需改革的地步了。

在欧洲和美国,通胀和高生活成本一直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执政者一旦放任它们发生,就很有可能被选民选下去。所以不管多数国家的通胀率是否已经恢复正常了,也不管控制物价是不是央行的职责,对于需要直面选民不满情绪的政客来说,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货币政策上,政府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反正物价只要出了问题,背锅的就是政府,那么政府为什么不主动争取在货币政策上的更大话语权呢?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扬言要“炸掉”央行,当然,他真的当上总统以后并没有这么干。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也表示,他希望对利率的走向“至少有一定的话语权”,并表示他更懂怎样操纵利率。但是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它有可能会给投资者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美联储会变得更加政治化,对通胀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宽松。这将导致的美国的债务风险进一步上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率可能会变得更高,而不是更低。

但是,特朗普今年夏天也曾向中《彭博商业周刊》表示,他有一个降低生活成本的计划。因为“如果你能降低成本,你就能降低利率。”在这一点上,他是有一定道理的。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供给侧的价格冲击,因为在欧美国家,将来这种供给侧冲击可能还会经常发生,而欧美国家目前的应对方法远远不够理想。

目前,气候变化、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未来的物价冲击也更有可能类似过去几年的情况,而不是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是单纯由需求过快上涨而引起的通胀。所以,如果单纯依靠利率工具来应对这种“冲击式通胀”,不仅在政治上有害,而且代价也是高昂的。这意味着一个市场冲击就会推高整个经济的物价。更有害的是,近期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文件指出,如果长期保持高利率,这会提高长期投资成本,哪怕这些投资本来可以降低未来产生价格冲击的可能性(比如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

尽管紧缩货币政策从来都不受欢迎,但当通胀受到过度需求推动时,利率上涨至少会在一段时间的收入增长之后才出现。而相比之下,一国央行如果在供应侧冲击出现后立即加息——比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则无异于让老百姓感到雪上加霜。因为这时不光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了,连房贷也在上涨。这就是为什么2021年和2022年,各国央行都在加息这条路上行走得很缓慢。供给侧冲击还意味着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能会朝着不同的方向拉扯。一方面是央行通过高利率拼命挤压家庭支出,另一方面,则是政府耗费巨资搞一些项目,以便缓冲生活成本过高带来的风险隐患。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的恶性通胀,有可能只是历史上的一次例外事件——毕竟我们还可以把锅扣到全球疫情和俄乌战争头上。不过随着气候变化愈演愈烈,加之全球都在搞能源转型,能源和食品恰恰有可能成为出问题的行业。另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分裂,也意味着供应链有可能出现更频繁、更不可预测的断供。而且近年来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央行不能将由此产生的通胀视为“暂时性”的。

对于每个政府来说,他们都应该考虑下一次出现这种问题时如何能做得更好。目前,我们手中的工具还不充分,各国的最佳政策选择也各有不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三条法则可供提早着手。

首先,要防止通胀冲击的蔓延,就意味政府要进行更多干预。这一点可能与我们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课上学到的有所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价格信号。比如2022年,面对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很多市场派政客认为应该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己去操控,然后再看看老百姓到底需要多少帮助。但是这种态度却导致了问题的恶化。从2021年初到2022年年中,欧元区的通胀上涨有一半以上是能源问题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它让一群未受影响的天然气生产商获得了暴利,放大了价格冲击,从而进一步升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法国等其他一些国家最终采用的另一种方法是,阻止能源公司将天然气批发价格的上涨转嫁给消费者。这既保护了普通老百姓,也限制了能源通胀向整体通胀的蔓延。但这种做法对缓解能源短缺本身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动力去减少天然气的消费。它也不能避免能源生产商的暴利。虽然后来他们赚的一些差价被以暴利税的形式追回了。

德国则可能找到了一种更好的办法。德国在2022年底实施了“天然气价格刹车”机制。政府对普通家庭80%的天然气消费设置了远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帽。超过80%的部分则必须按市价支付,所以老百姓有动力去节约用气。这件事给我们的经验是,面对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要限制冲击的规模,但要保持价格上涨的信号能力。

第二条规则是:政府必须预料到,有的企业会以价格冲击为借口提高利润,特别是在一个行业由少数企业主导的情况下。比如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2022年欧元区国家的物价上涨,有55%的国内因素是由于企业提高了利润所致。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显示,总体来看,在美国,企业趁机提高利润对通胀的影响不如欧洲那么大。但是从2020年年中到2022年年中,美国国内物价水平上涨约14%,企业因素也在其中占据了9个百分点。

作为民主党的喉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曾誓言要禁止“哄抬物价”,但企业之所以能趁通胀之机抬高利润,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集中度的升高为这种做法创造了条件。所以说逆转市场集中度的升高,不仅能促进长期增长和生产率,还有利于降低下次供给侧冲击给老百姓生活造成的影响。

第三条法则:如果你想解决通胀问题,就要避免出台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政策。据《彭博经济学》估算,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计划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对其他国家加征20%的关税,那么这将使美国经济3年内缩水0.9%,并将物价抬高4.4%。那么到2025年,美联储又得为了将通胀目标降至3.7%而努力奋斗。而且如果相关国家对此做出反应,则造成的实际损害还要大得多。

特朗普还建议,这笔关税收入可以用来减轻老百姓在儿童保育等领域的负担。很难想象,美国政府如何能够一边多征收数万亿美元的关税,一边还能促进就业和国内竞争企业的收入。总之不管怎样,高关税都不可能降低生活成本。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曾建议降低住房成本,包括对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的购房补贴,这个计划也有可能掉入一个类似的陷阱。就该计划本身而言,它通过刺激需求,给租金和房价带来了上行压力。但是自2020年以来,美国通胀有三分之一的上行压力是租金和住房成本导致的。哈里斯还计划花费400亿美元用于直接激励,以增加房地产建设和新房供给。不过哈里斯的顾问最近明智地建议道,在为购房者提供额外帮助之前,必须先增加房屋建设。

总之,面临由疫情和战争等因素引发的通胀激增,各国央行反应得太晚了,使用的响应工具也不是最优的。选民们想要有人为此负责任,而政客们也忙着找人背锅。但作为政策制定者来说,我们应该寻找更明智的方法,从源头上解决这些冲击。(财富中文网)

本专栏不代表彭博社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译者:朴成奎

最近一年,欧美国家的通胀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只有政客们还在把它当作一个选举议题来操弄。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对于选民以及国民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通胀调节工具来说,已经到了亟需改革的地步了。

在欧洲和美国,通胀和高生活成本一直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执政者一旦放任它们发生,就很有可能被选民选下去。所以不管多数国家的通胀率是否已经恢复正常了,也不管控制物价是不是央行的职责,对于需要直面选民不满情绪的政客来说,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货币政策上,政府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反正物价只要出了问题,背锅的就是政府,那么政府为什么不主动争取在货币政策上的更大话语权呢?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扬言要“炸掉”央行,当然,他真的当上总统以后并没有这么干。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也表示,他希望对利率的走向“至少有一定的话语权”,并表示他更懂怎样操纵利率。但是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它有可能会给投资者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美联储会变得更加政治化,对通胀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宽松。这将导致的美国的债务风险进一步上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率可能会变得更高,而不是更低。

但是,特朗普今年夏天也曾向中《彭博商业周刊》表示,他有一个降低生活成本的计划。因为“如果你能降低成本,你就能降低利率。”在这一点上,他是有一定道理的。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供给侧的价格冲击,因为在欧美国家,将来这种供给侧冲击可能还会经常发生,而欧美国家目前的应对方法远远不够理想。

目前,气候变化、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未来的物价冲击也更有可能类似过去几年的情况,而不是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是单纯由需求过快上涨而引起的通胀。所以,如果单纯依靠利率工具来应对这种“冲击式通胀”,不仅在政治上有害,而且代价也是高昂的。这意味着一个市场冲击就会推高整个经济的物价。更有害的是,近期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文件指出,如果长期保持高利率,这会提高长期投资成本,哪怕这些投资本来可以降低未来产生价格冲击的可能性(比如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

尽管紧缩货币政策从来都不受欢迎,但当通胀受到过度需求推动时,利率上涨至少会在一段时间的收入增长之后才出现。而相比之下,一国央行如果在供应侧冲击出现后立即加息——比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则无异于让老百姓感到雪上加霜。因为这时不光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了,连房贷也在上涨。这就是为什么2021年和2022年,各国央行都在加息这条路上行走得很缓慢。供给侧冲击还意味着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能会朝着不同的方向拉扯。一方面是央行通过高利率拼命挤压家庭支出,另一方面,则是政府耗费巨资搞一些项目,以便缓冲生活成本过高带来的风险隐患。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的恶性通胀,有可能只是历史上的一次例外事件——毕竟我们还可以把锅扣到全球疫情和俄乌战争头上。不过随着气候变化愈演愈烈,加之全球都在搞能源转型,能源和食品恰恰有可能成为出问题的行业。另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分裂,也意味着供应链有可能出现更频繁、更不可预测的断供。而且近年来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央行不能将由此产生的通胀视为“暂时性”的。

对于每个政府来说,他们都应该考虑下一次出现这种问题时如何能做得更好。目前,我们手中的工具还不充分,各国的最佳政策选择也各有不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三条法则可供提早着手。

首先,要防止通胀冲击的蔓延,就意味政府要进行更多干预。这一点可能与我们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课上学到的有所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价格信号。比如2022年,面对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很多市场派政客认为应该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己去操控,然后再看看老百姓到底需要多少帮助。但是这种态度却导致了问题的恶化。从2021年初到2022年年中,欧元区的通胀上涨有一半以上是能源问题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它让一群未受影响的天然气生产商获得了暴利,放大了价格冲击,从而进一步升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法国等其他一些国家最终采用的另一种方法是,阻止能源公司将天然气批发价格的上涨转嫁给消费者。这既保护了普通老百姓,也限制了能源通胀向整体通胀的蔓延。但这种做法对缓解能源短缺本身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动力去减少天然气的消费。它也不能避免能源生产商的暴利。虽然后来他们赚的一些差价被以暴利税的形式追回了。

德国则可能找到了一种更好的办法。德国在2022年底实施了“天然气价格刹车”机制。政府对普通家庭80%的天然气消费设置了远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帽。超过80%的部分则必须按市价支付,所以老百姓有动力去节约用气。这件事给我们的经验是,面对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要限制冲击的规模,但要保持价格上涨的信号能力。

第二条规则是:政府必须预料到,有的企业会以价格冲击为借口提高利润,特别是在一个行业由少数企业主导的情况下。比如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2022年欧元区国家的物价上涨,有55%的国内因素是由于企业提高了利润所致。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显示,总体来看,在美国,企业趁机提高利润对通胀的影响不如欧洲那么大。但是从2020年年中到2022年年中,美国国内物价水平上涨约14%,企业因素也在其中占据了9个百分点。

作为民主党的喉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曾誓言要禁止“哄抬物价”,但企业之所以能趁通胀之机抬高利润,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集中度的升高为这种做法创造了条件。所以说逆转市场集中度的升高,不仅能促进长期增长和生产率,还有利于降低下次供给侧冲击给老百姓生活造成的影响。

第三条法则:如果你想解决通胀问题,就要避免出台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政策。据《彭博经济学》估算,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计划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对其他国家加征20%的关税,那么这将使美国经济3年内缩水0.9%,并将物价抬高4.4%。那么到2025年,美联储又得为了将通胀目标降至3.7%而努力奋斗。而且如果相关国家对此做出反应,则造成的实际损害还要大得多。

特朗普还建议,这笔关税收入可以用来减轻老百姓在儿童保育等领域的负担。很难想象,美国政府如何能够一边多征收数万亿美元的关税,一边还能促进就业和国内竞争企业的收入。总之不管怎样,高关税都不可能降低生活成本。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曾建议降低住房成本,包括对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的购房补贴,这个计划也有可能掉入一个类似的陷阱。就该计划本身而言,它通过刺激需求,给租金和房价带来了上行压力。但是自2020年以来,美国通胀有三分之一的上行压力是租金和住房成本导致的。哈里斯还计划花费400亿美元用于直接激励,以增加房地产建设和新房供给。不过哈里斯的顾问最近明智地建议道,在为购房者提供额外帮助之前,必须先增加房屋建设。

总之,面临由疫情和战争等因素引发的通胀激增,各国央行反应得太晚了,使用的响应工具也不是最优的。选民们想要有人为此负责任,而政客们也忙着找人背锅。但作为政策制定者来说,我们应该寻找更明智的方法,从源头上解决这些冲击。(财富中文网)

本专栏不代表彭博社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译者:朴成奎

Inflation has been defeated virtually everywhere except at the ballot box. That’s one lesson of a year of hard-fought elect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Here’s another: Our standard toolkit for responding to big swings in the prices that matter most to voters, and the economy, needs an overhaul.

In Europe and the US, inflation and the high cost of living have been top concerns for voters who’ve been eager to punish incumbents for letting them happen. No matter that the headline rate of inflation in most countries is now back to normal or that controlling prices is supposed to be the central banks’ job. For politicians at the sharp end of this discontent, it’s tempting to conclude that when it comes to monetary policy, elected governments need more of a say. Why not, if they’re going to be blamed when it goes wrong?

Argentine President Javier Milei famously promised on the campaign trail to “blow up” the central bank, though he hasn’t shown any sign of doing so since taking office.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Republican nominee for the White House, wants to “have at least a say” in where interest rates go and thinks he’d do a better job in steering them. Diluting the Federal Reserve’s independence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sending a signal to investors that the central bank would be more political and potentially more relaxed about inflation. That would translate into an increased risk premium on US debt and probably higher—not lower—interest rates over time.

But Trump also told Bloomberg Businessweek this summer that he had a plan to lower costs, “because if you could lower costs, you could then lower interest rates.” Here he has a point. Governments can and should be doing more to tackle supply-side price shocks, because we’re going to see plenty more of them and the current approach is far from i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trade wars and geopolitical conflict all on the rise, the price shocks of the future are more likely to resemble the inflationary ups and downs of the past few years than the bouts of inflation in the 1980s and ’90s that were caused by excess demand. Relying solely on interest rates to tackle this kind of “shockflation” isn’t just politically corrosive, it’s costly. It means waiting until a shock in one market has pushed up prices across the economy. Worse, as a recent paper f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pointed out, by keeping interest rates higher, it becomes even more expensive to make long-term investments—in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for example—that would make future price shocks less likely.

While tightening monetary policy is never popular, when inflation is fed by excessive demand, those higher rates at least happen after a period of rising incomes. By contrast, a central bank that raises interest rates after a supply-side shock, such a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kicks people when they’re down. Mortgage payments rise just as energy and food bills are also going through the roof. No wonder central banks in 2021 and 2022 were slow to get started on that path. Supply shocks also mean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are likely to be pull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central bank ends up squeezing household spending with higher rates just as governments are spending billions on programs to cushion the cost-of-living crisis.

If we’re lucky, the recent period—with a global pandemic and a European war—will turn out to have been exceptional. But energy and food are precisely the sector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in the context of both climate change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transition away from carbon. A more geopolitically fragmented world is also likely to mean more frequent and unpredictable disruptions in supply chains. And recent history has taught us that central banks can’t afford to dismiss the resulting inflation as “transitory.”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every government ought to be thinking about how to do better the next time. We don’t have a full toolkit yet, and the best mix of policies will vary by country. But here are three early rules of the road.

First, preventing shocks from spreading means more intervention than we were taught in neoliberal Economics 101. But don’t turn off price signals altogether. In response to the jump in European gas prices in 2022, the early instinct of many market-¬oriented politicians was to let prices find their level and then see how much help households needed. This ended up generalizing the problem: Energy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rise in euro zone inflation from the start of 2021 to mid-2022. Another snag was it let a bunch of unaffected producers earn windfall profits, amplifying the shock and making help for households yet more expensive.

Another approach, which France and some others ultimately followed, was to prevent energy companies from passing on the increase in wholesale gas prices to customers. This shielded households and limited the pass-through to overall inflation. But it did nothing to ease the energy shortage itself, since households had little incentive to cut consumption. Nor did it avoid windfall profits for energy producers, who were compensated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ket price and the household cap. (Some of those were later clawed back through windfall taxes.)

Germany may have found a better way with its “gas price brake” in late 2022. This involved the government setting a price cap on energy well below the market level on 80% of the average household’s gas consumption of the previous year. Consumption above 80% had to be paid at full market prices, providing an incentive to conserve. The takeaway: Faced with a major change in market conditions, limit the size of the shock but keep the signaling power of higher prices in place.

A second rule: Governments must expect companies to use price shocks as an excuse to raise margins, especially if a few dominate an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55% of the rise in domestic prices in the euro zone in 2022 was due to firms raising their markups. In the US, higher corporate profits played a smaller role overall, but accounted for 9 percentage points of the roughly 14% increase in the domestic price level from mid-2020 to mid-2022,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the Democratic standard bearer, has vowed to ban “price gouging,” but the root problem is the increased market concentration that allows it. Reversing this would not only boost long-term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it should also make the next supply shock less expensive for voters.

The third rule: If you want to tackle high costs for consumers, avoid policies that make the problem worse. Bloomberg Economics estimates that Trump’s plan to impose 60% tariffs on China and 20% tariffs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ould shrink the US economy by 0.9% and push up prices by 4.4% over three years, propelling the Fed’s target measure of inflation back up to 3.7% in 2025. If other markets react, the damage would be that much greater.

The former president has suggested the revenue could be used to ease the burden on households in other areas such as child care. It’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e government could raise trillions of dollars from tariffs while also boosting employment and revenue for import-competing businesses. But whatever happens, these higher tariffs aren’t going to lower costs.

Harris risks falling into a similar trap with her plan to reduce housing costs, which leads with a promise of $25,000 in down -payment support for first-time homebuyers. On its own, by stimulating demand, this would add to the upward pressure on rent and housing costs that has accounted for a third of the rise in US inflation since 2020. The rest of her plan would spend $40 billion on direct incentives to increase homebuilding and new home supply. Wisely, her advisers have recently suggested the extra building would have to come before the extra help for buyers.

Faced with a sharp spike in inflation induced by Covid-19 and war, central banks responded too late, and then with ¬second-best, reactive tools. Voters want someone to blame for their higher bills, and so do politicians. What policymakers should be looking for instead are smarter ways to tackle these shocks at source.

This column doesn’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pinion of Bloomberg LP and its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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