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划分大小便于中央政府资源调配与管控，比如城市达到一定人口规模，修建地铁的投入产出会比较合理、修建高铁和空港则利用率更高，相应的配套设施、大型物流与文体设施也都可以根据城市规模给予匹配。中央考虑的资源效率，在城市之间则演化为资源争夺以及权力分配。

城市规模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城区人口数量，千万以上算超大，之下是特大。武汉城区总人口995万，差一点成为超大城市，东莞紧随武汉之后，杭州勉强在列特大城市，国民生产总值更高的苏州则连特大城市都排不上号。这些也从侧面说明了此划分，更多是基于中央管理的需要，与城市实际发展水平并不完全匹配。

计划还是市场，东西方都在走相结合的道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高速发展让中央得以绝对控制地方财税，也给资源再分配提供了依据。出发点和目标明确，行动之路却未必顺畅。以城市人口定大小的标准，驱动着城市间以各种方式吸引落户；而城市发展质量、城市发展配套是否匹配就都先放一边了。把城市人口催大再考虑发展，也就成为了基本操作。

大城市病伴随城市规模增大而放大，通勤时间过长、教育和医疗优质资源稀缺、生活成本增高、竞争压力加大都是较为普遍的情况，这也是逃离北上广的理由。快城市病则是大城市病的高配版本，深圳从渔村到近2000万的人口不过30多年，学校和医院实在来不及发展，只能靠钱去挖欠发达地区的优质资源和吸引新进人才市场的高知人群双管齐下。由此带来的，是有点能力的都向东南飞去、北清的博士去深圳做了老师，广大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只能接受的现实是：仅有的人才流失、少量高素质的毕业生不愿回到家乡。

城市发展的马太效应，伴随着以人口定级的资源调配有加速的趋势。这样的情形，在二元的乡村与城市竞争中已经极度鲜明的显现了。当很多村镇的年轻人都去了城市，村镇的凋敝已无抑制的可能。小城市的发展困境随着资源再分配的过程，也可能越来越明显；东北与西北整体面临的困境也可能会愈发显现。也许我们需要更多重视乡镇发展、东北与西北的发展，而不是只把那些地方当成是大城市发展的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