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央行召开的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恒大集团总负债中金融负债不到三分之一，债权人也比较分散，且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敞口不大，因此总体上看对金融行业的外溢性是可控的。

这一发言，可看作是金融监管当局对恒大风险严重程度的判断与表态。

邹司长对恒大集团负债结构中金融负债的相关陈述与风险判断，事实清晰且逻辑严谨，因此他从涉事金融机构离散度与风险敞口角度所给出的风险外溢性可控的结论，也是合理的。而且，他的这番表态有稳定金融行业情绪，以及防止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目前较为严重且呈扩大化的流动性困境反应过激的用意。

可是但凡正确的表达与结论，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语境、环境与前提条件，如果将其所面对的范围稍加扩大，之前的结论就不一定适用了。也就是说，单从恒大集团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与风险外溢的角度而言，邹司长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若扩大到对境内外资本市场、对产业上下游生态圈以及对非正式金融领域和买房群体的影响与可能的风险而言，则未必就那么稀松平常了。

如果恒大集团的连续违约对房企外债和美元债的影响不足挂齿，那还值得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苏黎世与杨洁篪国务委员会晤时专门提出这一问题吗？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对中国哪家具体房企的美元债如此关切过吗？

恒大的外债总额超过300亿美元，且目前已有三笔未能按时付息而违约，花样年与当代置业等房企也有数亿美元的多笔美元债违约，其他大批内地房企美元债可能的违约还正在路上。所以沙利文的关切不是无病呻吟，而央行昨日敦促房企美元债发行人妥善处理自身债务、积极履行法定偿债义务的表态，也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如果恒大地产的停工停建对于八十万买了预售房的人无足轻重，那还值得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亲自表态要创造一切条件尽快全面复工和保交房吗？如果恒大财富400多亿的暴雷也无所谓，那还值得“许教授”亲自出面与苦主们对话而挨骂吗？如果恒大地产超过2000亿的未兑付商票因为不属于金融负债、不直接涉及金融机构而无所谓金融风险外溢，那恒大为何不能继续赊账建房卖房，却出现流动性危机和暴雷了呢？如果恒大欠缴的土地出让金、挪用的预售房资金以及其他欠款都无所谓，那么最高法何必要指定广州中院集中管辖涉及恒大的诉讼案件呢？

因此，切不可因为涉及恒大集团的仅限于内地的金融风险有限和外溢性可控，就可以对恒大集团流动性危机可能引发的连带风险掉以轻心甚至视而不见了。当然，一些媒体将恒大暴雷称之为中国版的雷曼时刻，确实言过其实，但是恒大暴雷问题的严重性不容低估和无视。

因此，15日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答记者问中，在强调央行房地产金融工作将长期遵循中央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战略和方针，坚持“房住不炒”总基调，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加快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同时，也特别指出部分金融机构对于30家试点房企“三线四档”融资管理规则存在一些误解，对要求“红档”企业有息负债余额不得新增，误解为银行不得新发放开发贷款，企业销售回款偿还贷款后，原本应该合理支持的新开工项目得不到贷款，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企业资金链紧绷。

这也说明央行对恒大集团暴雷可能引发的行业风险，及除了金融外溢风险之外的其他综合性风险是有着充分认知和全面估计的。所以邹司长在讲话中还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按照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依法依规开展风险处置化解工作，督促恒大集团加大资产处置力度，加快恢复项目建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而在此过程中金融部门将配合住房建设部门和地方政府做好项目复工的金融支持。

这才是全面和正确理解央行处置恒大风险的恰当角度。

目前，在第二轮土地集中出让中出现了52%的宗地流拍与零溢价，拍地企业也由国央企房地产企业扮演主角，民营房企大多集体“躺平”。而地方财政负债率超过100%的城市超过20个（其中超过500%的城市也不在少数），多家房企发生了公开市场连续暴雷的问题。

这都说明房地产领域的问题，已不仅仅限于房企和土地财政本身了，“救行业而不救房企”已逐步成为行业与监管部门的共识。

日前，哈尔滨市打响了“救市”第一枪，从项目预售资格条件、首套房购房补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二手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与房龄等方面放宽了相应标准，而银保监会国庆前夕允许银行将明年的涉房贷款额度提前至今年使用的微调措施，也是提升调控柔性以保护行业流动性与提升行业韧性意图的必要体现。

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和风险，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我国特定发展环境与发展模式下长期累积而来的。这些问题已和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运行高度捆绑与高度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些问题和风险的去化与解决同样也需要较长的时间，绝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用药过猛往往会死人。中国内地房地产行业及其相关领域的问题，同样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