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央行决定自2022年4月2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1%。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5300亿元。这是为应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内宏观经济预期下行的适时举措。

目前国内宏观经济走弱，预期下行，消费不振，出口又面临国际经贸关系和疫情变化等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美元进入加息通道也对国内经济运行造成了更加不利的外部氛围，而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能源危机对本已高企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继续推高也导致了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因此旨在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就成为当前宏观管理的必然选择。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支点，以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实施适度宽松，来释放相对充裕的流动性就成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日前国常会提到的“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就是以数量工具来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的针对性决策，而央行这一决定就是对这一决策的具体实施。此次全面降准直接释放的长期资金，再经过商业银行的货币与信用创造，将会向市场注入数以万亿计规模的流动性。

至于央行此次为何不动用价格工具来降息，或者配合降准这一数量工具来同时进行降准降息而仅仅只是采取了降准措施，这其实也与央行目前能够运用的政策操作空间相对有限有关。中国作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发展程度、市场环境方面依然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有着较大的差距，而保持适度的利差，是维持国内流动性平衡和人民币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目前美元在通胀压力下的加息取向与美联储的持续缩表，与人民币在国内宏观经济下行之下的降息和宽松取向形成了相对而行的趋势，且近期出现了美元和人民币长期国债利率倒挂的现象。由此一来，也就导致了人民币的宽松措施很难运用价格工具来在降准的同时实施降息，另外也迫使未来中国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只能更加依赖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

此次全面降准将会直接和间接向市场释放规模化的流动性，大大改善市场主体和实体经济所面临的流动性压力，降低它们的融资难度和综合融资成本，对于提升企业经营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而本次降准将对房地产行业的回暖和流动性改善意义重大，同样市场流动性的宽松对于股市而言也是十分利好的。

另外，此次在全面降准的同时，对于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农商行还额外多降了0.25个百分点。对这两类金融机构的这一特别性的差别化对待，也是旨在对其以小微企业和“三农”业务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定向“滴灌”，体现了货币政策在全面宽松的同时，还包含了特定的政策指向性和对特定领域与行业的特别支持。

虽然逆周期调节的货币政策因掣肘于价格工具的运用而无法降息或者配合降息，而作为数量工具的降准措施当然也不可能无限操作下去，所以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出台则是逆周期调节中顺理成章的事情和题中应有之意。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本已放缓且预期下行，增长乏力，而疫情导致的财政增支减收因素突出，在房地产行业尚待回暖，整体财力捉襟见肘之时土地财政对可支配财力增长也失去了加持作用，因此发债和增加财政赤字也就成为逆周期调节政策工具箱中不得不倚重的选择。

但是发债在将社会资源转化为公共财力的同时，也是对社会总需求的等量汲取和财力资源的代际转移，而过大规模的发债在加大政府负债的同时，由于政府体系的天然低效而未必能够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从而可能导致经济运行质量的总体性下降。另外，就扩大财政赤字而言，在经济增速本已下行且通胀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扩大财赤有进一步加剧滞涨的风险，且这一点又与走出滞涨必须依靠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削减财政支出和放松管制以增强企业活力是相矛盾的。

因此，在央行推出降准措施之后，下一步旨在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到底怎么走，会出现什么样的政策组合，除了需要足够的前瞻性，还需要综合考量和整体平衡。日前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是审时度势适时推出的关于推进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提升与完善，着眼于制度层面的破立结合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以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和提升内循环层次与整体水平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意见》的真正贯彻落实和取得预期实效，同样也有赖于与逆周期调节的相关宏观政策的综合考量和配套实施。 （财富中文网）

作者柏文喜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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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