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看，复兴国内经济背后主要是“支持经济恢复和保就业的政策力度够不够的问题”和“支持经济恢复和保就业的着力点选择问题”。

就前者而言，除了预期下行之外 延续至今的此次疫情波及面之广和可能延续时期之长是前所未有的。此次疫情造成的世界经济运行受限，对于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以改革开放获取自身快速发展这一全球化红利，也因此导致对世界经济运行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国而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作为产业链和供应链都深度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大型经济体，当外部需求因为抗疫和俄乌冲突、经贸关系而成为世界各国决策排序中的次要考虑因素时，且由此可能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这一不利后果时，中国支持经济恢复和保就业的政策力度需要多大才合适，目前出台的政策力度够不够，政策层面要不要留有足够的后手，这都是一个需要充分估量的问题。

就后者而言，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外需因潜在的经贸关系变动而下降、暂停、消失，乃至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引发的外需转移问题，这对于作为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十分严重的。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深刻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贸易繁荣的拉动，而疫情与国际关系变动引发的外需减少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需求转移，除了带来原有经济运行体系紊乱之外，还可能由此引发金融体系和就业稳定的问题。

因此，保内需，刺激与扩大内需才是避免外需减少与转移可能引发的产业与经济、金融、就业震荡风险的必然选择。恢复国内经济应以刺激消费为着力点，而不是新基建。这一点上，许小年教授也认为“新基建是画饼充饥”。关于新基建，许小年曾在演讲中接连发问，目前财政要减税，已经很紧张，银行贷款有债务风险，30万亿50万亿的钱从何而来？有钱为什么不直接给企业和老百姓，而去搞短期不见效益的项目？逻辑有问题。

所谓新基建，仙过海，前四仙“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北斗导航”，这需要多少投资、厂房、设备？全投资在智力上的，拉动不了需求和就业。上千万百万大学毕业生有几个能干这些活的？这些创造不了就业。除了北斗导航，其他不是政府干的事情。后四个，“5G、特高压、充电桩、高铁”都是老基建了。要脚踏实地一点，不要谈不着边的事情。

在外需不振且可能因国际经贸关系变动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恢复和重振国内经济只能依靠内需。内需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其中，前者在起始阶段更多的是对于资本品的需求，却会增加未来产能和供给。在目前总体需求不足、外需下降或转移的情况下，如果再进一步扩大产能与供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后果是，进一步扭曲未来的供需关系并带来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金融体系的坏账。

而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的扩大，自然会通过市场机制来带动和引发具有市场空间的投资需求。如果只是因为便于政府操作而更强烈地倾向于扩大投资需求来刺激经济恢复，那么在外部需求大大下降或者消失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超前的投资行为自然会很快形成超越市场需求的产能释放以及大规模的无收益或低收益基础设施的投用，导致短期内的投资收益难以覆盖成本而形成规模化的无效或低效资产，因而推高全社会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此次经济下行以及疫情引发的经济增长颓势，不同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那一次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但因为国际贸易关系和供应链并未受到影响，因此只要外需恢复或者得到提振，中国的产能自然就能得到市场承接。但是，此次经济下行是国际贸易关系和供应链被疫情与俄乌冲突所波及，甚至在疫情可能长期化与国际关系变动之下全球产业链和产业结构也可能会被迫重塑和重构，是短期刺激以及提振市场信心很难在短期内恢复的。

因此，在外需很难短期恢复而大规模的投资又会造成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振国内经济的恰当选择不是扩大投资和新基建，而是应该将着力点放在提振终端需求，也即扩大消费需求上，这是保就业的必然选择。再加上目前扩大基建的促增长效应已经大大下降，且当前的经济总量也大大超过了2008年，如果要以当年扩大基建的力度来保增长，一方面很难达到当年那样的效果，另一方面数十万亿的天量投资的筹措也是个巨大的难题。

就国内就业结构而言，第三产业以服务业、大消费为核心，是劳动密集性和中小企业集中的领域，是就业容量最大和对新增就业贡献最大的领域。而资本品和基础设施属于资本和资金密集型领域，因此扩大投资与基建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要大大小于扩大消费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再者，从投资启动到居民收入，再到终端消费的传导链条过长。在疫情延续至今且有常态化的可能之下，显然对于恢复经济活力是时不我待的。

此外，保就业在先后次序和重要程度上更应该优于保经济。因为保就业一方面是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疫情以及潜在国际经贸关系冲突带来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结构必要调整创造必须的时间窗口和弹性空间，是实现经济恢复和未来长期发展的必要之举。

目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与全国抗疫常态化过程中，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收缩开支和救企业。企业还在就有希望，一旦倒闭了就会很困难，财政政策在这点上要学习别的国家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占城镇就业80%，保住他们就是保住社会稳定。

就扩大消费的资金筹措和来源问题，可以将未开工而又不是十分迫切、或者可以暂停建设的续建类政府投资项目中止开工与续建，将计划中的投资规模转向居民消费领域；如此严重的保增长、稳就业压力之下，将政府和央企、国企的“三公”消费全部暂停，将其原有预算计划全部转向启动和刺激居民消费领域；将计划发行的特别国债全部投入居民消费领域；将扩大财政赤字的预算空间全部投入居民消费领域都是可选之策。

通过上述举措，可筹集到的资金规模应该不低于30万亿。按照14亿国民计算的话，人均可获得人民币现金超过2万元。如果这笔钱只发放给低收入国民的话，假设低收入国民占一半，则每人可以发放现金超过4万元。自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向国民发放的现金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每个美国国民超过1万美元，以我们国家的人民属性而言，直接的和大力度的发钱给低收入困难群体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不存在任何问题，更何况这还是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和提升发展质量，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最好契机。

就各种途径所筹集的预算资金向消费领域的投入方式方法及在国民间的分配，建议要在分配的公平性与对终端消费最大的拉动和刺激效果上做好平衡。鉴于消费意愿、储蓄偏好与个人可支配财富量有着直接的关联关系，且此次刺激消费也带有保民生的公平性质，因此应该重点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另外在发放和分配方式上，也可在直接发放现金的同时配发一定比例的消费抵用券，且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将现金与消费抵用券的比例进行适当的调整。

再者，此次直接发钱以刺激终端消费的资源投入可将社保体系、医保体系的完善和充实作为优先考虑范畴，以解除国民消费活动的后顾之忧，提升国民消费意愿。

如果能够解决好分配的相对公平问题和整体提升消费意愿，并配发一倍的有期限的消费抵用券的话，新增消费规模将在60万亿以上。加上消费乘数作用和产业传导效应，对于国内经济的尽快恢复和长期健康发展的效果，以及国民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转型的效果，将会远远优于和大于以新基建为核心的扩大投资的作用。（财富中文网）

作者柏文喜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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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