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恶意”这个定义性词汇被随意使用之后，它已经可以和各种名词组合起来，不断创造出不同应用场景了。

以前出现过“恶意上访”；去年春节前有地方官劝告民众不要“恶意返乡”；言论管控收紧之下有朋友提醒大家切勿“恶意点赞”；近期河南省有关方面给村镇银行储户和烂尾楼维权者 “恶意赋红码”而接连受到处罚；《每日经济新闻》昨天又报道了合肥17家品牌开发商联名给政府部门打报告，要求坚决遏制购房者的“恶意维权”和专业房闹机构。

这真是一个以“恶意”不断创造历史和续写历史的时代。

究竟购房者的“恶意维权”从何而来，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就房地产行业的各方参与者而言，只有购房者是无组织的散户，而政府、开发商、贷款银行等都高度组织化，而且政府还有法律赋予的强制性行政权力，所以在历来的关系冲突与利益平衡中，最弱势的只能是组织程度最差的购房者那一方。这也是过往的预售制下，行政监管和商业监管方总是将监管虚置而把行业高周转玩到极致，在行业急剧扩张中各得其所而唯独将大量的烂尾楼问题和大量的纠纷甩给购房者的主要原因。

以烂尾楼业主“抱团停贷”事件为代表，分散的购房者在官方组成的利益联盟面前，只能通过各种看起来有些过分的维权手段把事情搞大，以及制造群体事件来给官方施压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否则，官方怎么可能真正理会分散的维权业主的诉求呢？

因此，如果说不久前给新房和期房市场造成重大打击，以至于楼市维稳首次上升至政治局关注领域的烂尾楼业主“抱团停贷”事件，是被现实所逼迫而造成的话，那么购房户的房闹式维权，乃至专业维权机构的出现，同样也是当前的行业关系失衡，市场的力量重新平衡的产物。因此，如果非要说购房者的抱团维权以及专业房闹机构的参与是“恶意维权”的话，那也是被行业环境本身利益格局长期失衡逼迫而出的。

试想一下，如果开发商能够完全信守购房合同的各项约定，还会有购房者不辞辛苦去售楼部维权上访，甚至成为所谓的房闹吗？也正是因为在这些完全有利于开发商和银行的格式合同面前，在本应中立并承担着行业监管责任的官方面前，购房者根本无法顺利维护合同约定的自身权益，才会有各种看起来比较过分的维权行为以及专业“房闹机构”出现。

其实正是因为在机构化、专业化且带有一定行政强制权力的官方面前，购房者根本无法顺利维护和主张自身合同内的应有权益，才给了专业性房闹机构提供了得以生存的市场空间。

所谓的专业性房闹机构，不就是对房地产行业的各项法规政策比较了解，且具有一定的交涉与沟通经验，受托服务于购房者的辅助维权人士或者组织吗？如果把以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当事人和委托人的人士或组织说成是“房闹机构”，那么专门帮人打官司、做法律咨询的律师事务所不就是专业的“法闹机构”了？那些咨询服务机构，岂不都成了应该予以打击和关停的各种专业闹事机构了？

如果开发商和银行各方都能信守合同与承诺，勤勉尽责，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购房纠纷和烂尾楼呢？如果官方在出了问题和纠纷之后能够平等协商，协商不成依约走司法程序解决问题的话，即使按照显然不利于购房者的那些格式合同来执行，购房者会成为房闹吗？

不过话说回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之前在房地产行业大发展时期，相关各方构成的利益同盟各自都赚的盆满钵满，一同分食行业蛋糕并欺辱着中国房地产棋局中最为弱势的购房者。现如今居民失去加杠杆能力，楼市在信心久未回暖之下而无法获取更多增量市场时，利益同盟也就面临着关系调整的内卷问题了。因此，无论是之前西安政府对银行在资金监管失责的指责，还是郑州某银行对于政府资金监管失责的“揭发”，还是目前合肥17家品牌房企对地方政府的“联合施压”，不过都是行业格局变动之下利益关系重塑和行业格局再平衡的产物。

只不过合肥这一次，是以房企联名要求维护行业发展环境和营商环境，以呼吁政府坚决遏制专业房闹及“恶意维权”为名，实则以土地财政为筹码，借着“保交楼，稳行业”的东风，对地方政府的顺势胁迫罢了。希望合肥政府能够明辨是非，以塑造公平和健康发展的行业环境为出发点，切实维护涉房各方的合法权益和应有权利，作好发展环境建设与维护的同时，尽到行业监管者应有的责任。（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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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