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中国

    2010年初，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余波仍未完全消散的时候，喜达屋宣布未来三年将在全球新开300家酒店，而其中的100家被锁定在中国——这是喜达屋全球新增酒店计划中美国以外酒店发展的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本土。年末，喜达屋对外透露，陈盛福计划在2011年6月至7月间将中国上海作为“全球总部”一个月，也就是说包括陈盛福本人在内的喜达屋全球最高管理层团队将全部从美国纽约移师中国办公一个月。陈盛福此次3天的西藏之旅，正是这个“总部移师”办公计划中短暂的私人旅行。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这2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喜达屋来说，中国的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陈盛福激情澎湃地说。他毫不避讳自己的中国情结，并透露在他的儿子麦克斯（Max）选择第二外语时，他坚决支持他选汉语，而非法语。“这次在中国，麦克斯已经可以帮我们在购物时用中文讨价还价了，他现在是我的汉语老师。”陈盛福微笑着说。

    事实上，陈盛福让高管在上海办公一个月的想法得到了喜达屋高层管理团队几乎一致的赞同——这是一支有着丰富国际化背景经验的高管团队，中国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陌生，而他们无一不认同中国的巨大变化可能会给喜达屋带来的发展机遇。“1992年我初次来到上海时，外滩对面的浦东还一片荒芜。现在的浦东俨然是一个更为摩登的纽约曼哈顿。”喜达屋集团副主席、首席财务官温森浦（Vasant Prabhu）回忆说。“1992年的深圳和现在大不相同，那时，这个刚刚准备开放的特区城市可能更像一个小渔村，而现在这里已经是个高楼林立、交通发达，拥有一流规划的现代化城市。”喜达屋执行副总裁、首席品牌官麦凯威（Phil McAveety）说。1992年至1997年间，他曾在香港生活了7年。

    2007年，47岁的陈盛福加入喜达屋，而此前他并没有酒店行业的相关管理经验。喜达屋董事局主席邓肯（Bruce Duncan）曾向媒体透露，陈盛福之所以能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有着“智慧的火力”(intellectual firepower)——他既富有极具亲和力的个性，同时还具备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他为迪士尼、耐克和银子弹啤酒（Coors Brewing）的产品成功实施全球化战略所积累的经验，对喜达屋的发展同样重要。

    上任以后，陈盛福明确地把喜达屋全球化扩张战略的目标重点放在了新兴市场，比如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而中国市场毫无争议地成了喜达屋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在中国办公的一个月里，陈盛福把与一线员工交流作为自己工作的最重要部分。他主动邀请普通酒店经理与他同机旅行，以此了解中国市场。即便在中国员工帮做演讲翻译时，他也会非常周到地询问，自己的语速是否会给翻译带来困难，并称赞对方“做得很棒”，以此来鼓舞员工士气。

    “现在，我日常工作的1/4时间与中国有关——不是在中国旅行，就是在和中国的同事探讨中国的业务发展。”喜达屋全球拓展总裁董锡文（Simon M. Turner）称。他强调，喜达屋之所以如此看重中国市场，主要基于两组数据：一是中国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有171个，而美国仅50个，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还在加快；二是预计2015年中国出境游人数将达到1亿人次，为全球所有国家之最。在喜达屋看来，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全球，中国商务和休闲旅游客人对酒店的需求都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本土企业已经为喜达屋在中国的B2B业务作出了65%~80%的贡献，而未来几年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客人比例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喜达屋负责全球销售的高级副总裁希克斯（Christie Hicks）说。

    在中国，了解喜达屋的人并不多，但喜达屋旗下的喜来登却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五星级酒店品牌。早在1985年，喜来登就以合资的身份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家国际品牌的五星级酒店——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当年这座拥有1,000多间客房、全身覆盖着玻璃外墙的高层建筑在北京东三环一片麦地里拔地而起时，北京居民看待它的神圣感觉丝毫不亚于北京故宫——而当时喜来登长城一晚的住宿费相当于北京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数月的收入之和。

    1986年，上海首家五星级酒店喜来登华亭宾馆开业。“那时95%以上的客人都是外国人，这要求我们的服务人员都能讲英语，而那个年代会说英语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现任喜达屋大中华区运营高级副总裁钱进说。他1986年加入喜来登华亭宾馆，任酒店经理。钱进清晰地记得，当年酒店进口芒果都要他亲自去北京申请审批，而芒果的包装盒必须在锅炉房内统一销毁，以防夹带“非法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