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资本的困境（一）

    任何危机的爆发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却往往以看似偶然的形式，轻巧而不经意地发端。

    现在看来，温州“跑路事件”与其说是集中爆发，不如说一系列事件的递进演变：部分中小企业主在现金流断裂之后远走他乡，经媒体曝光迅速放大，进而上升为金融恐慌；原本无碍的企业主不堪债权人逼债，纷纷外出避风头；与此同时，小部分企业主趁乱作祟，卷钱逃跑。

    在金融史上，恐慌心理向来是事态升级的推手，在无形之中放大危机，让局面变得更加紊乱。比如，历次金融危机大多以某个突发事件为开端，流言蜚语迅速带来群体恐慌，进而导致大规模挤兑风潮，银行不得不左支右绌，乃至货币储备告急，最后上升为系统性危机。

    然而，恐慌并非毫无来由。之所以恐慌，在很多时候恰恰源于对危机的某种无能为力的预期。具体到温州“跑路风潮”，中小企业主想必对资金隐忧了然于胸，凸显的则是民间资本的现实困境。

    理想的状态下，资本与实业互为依托、相互促进，资本催促实业升级，实业为资本提供回报。然而，作为民营经济风向标的温州，如今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丰盈的资本在本地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纷纷流向其他地域、其他领域；另一方面，缺钱的中小企业融资却相当困难，衍生了层出不穷的地下钱庄，民间利率亦步步抬升，造就民间借贷的异端繁荣。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必要手段，民间金融的盛行，乃是出于市场效率，但过分繁荣，却往往潜伏着危机。

    温州民间金融活动由来已久，早在解放之初，此地便有所谓的“合会”。亲朋好友组成互助团体，各人都出一笔钱，聚少成多、积沙为塔，用钱者支付高于银行的利息。亲情和血缘是资金纽带和信用基础，可以迅速集聚可观现金，免去单打独斗的势单力薄和官方拆借的繁琐低效。

    作为民间资本最初的组织形态，“合会”起初只是用于满足生活消费，解决会员的各种临时需要，但是温州人不愿闲置资金，而希望手头的资金流动起来，带来效益，随着闲置资本的增多，逐渐转向生产经营性领域。客观地讲，温州民营经济的活跃，与民间资本的高效周转功密不可分。温州企业大多以亲戚朋友合伙凑钱起步，从小本生意慢慢做大，对这种低门槛、高效率的融资方式有着天然的好感。在官方资本对私人“止步”的年代，民间金融以自发的形式见缝插针地承担起资金调度、周转的作用，逐渐成为私营企业发展的资金驱动。

    然而，不加节制、缺乏引导的民间资本，一旦流入觊觎迅速升值的渠道，也就变得汹涌难控起来。

    1985年前后，温州乐清骤然兴起一股“抬会”潮流。“抬会”是“合会”的变种，为首者称为会主，以高额利率吸引加盟者，缴纳不菲会费即成为会员。其经营方式一般是会员先先行缴纳大笔会款，会主再分期返还给会员，或者会主先付给会员一定资金，然后会员再分期返还给会主。

    譬如，一个名叫叶三凤的会主定下如是规矩：会员首先缴纳1.16万元会费，从第二个月起，每月可从会主处分到9000元，连续12个月，共计10.8万元；第十三个月起，会员每月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88个月，共26.4万；在此期间，会主每月支付会员9000元。

    不难算出，会员只需拿出1.16万本金入会，以后12个月每月都有9000元收入，再往后88个月，每月纯收入6000元。回报之高，无异于“一本万利”。所以，争相入会者络绎不绝，乃至疯狂。

    起初，会主通过发放高息贷款，以贷款利息为支撑，每月向会员返还现金。高额利息主要来自投向企业的贷款。实际上，不少温州企业都曾利用过此类资金渠道，苍南县“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就曾坦言，“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万元”。

    但随着“抬会”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货币供求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社会上大量资金脱离生产经营环节，涌入“抬会”。实体经济受挫，生产经营层面不再提供利息，变成一场纯粹的“钱生钱”游戏。由此，“抬会”资金缺口越来越大，会主不得不层层发展会员，用新会员的会费发放老会员的利息，潜伏巨大危机。及至1985年底，乐清开始出现会主卷钱逃跑事件。

    恐慌的会员呈现两面化倾向：一面冲入会主家中，疯狂抢夺财物，以图弥补损失；一面向介绍自己入会的老会员施压，同时又面临自己介绍的入会者逼债、催促。混乱之中，不少中间人痛感走投无路，索性一死了之。短短数月，温州全市二百多人“跑路”，近百人自杀。

    这场震惊国内的金融灾难最终以政府出面而收场，温州民间借贷暂时偃旗息鼓，但已经体验到升值之魅的资本怎会甘于寂寞？25年后，温州第一拨中小企业主的“跑路”，看似增加了诸多新元素，但从高额利息、熟人担保、信用关系等等，依稀可见民间资本生猛无畏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