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银行家的陨落

    12月初，有迹象显示，美国银行将大幅提前偿还TARP资金。美国银行董事会极力希望摆脱该计划的薪酬限制，以便公司能够聘请一位外部人士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大部分董事都希望如此。他们的六人选拔委员会再次开始接触其最佳人选凯利。凯利仍然非常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

    这一次，凯利从一开始便向梵沙克通报了重新接触美国银行的消息。在计划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会议之前的一个星期二，在波士顿用早餐期间，凯利向全体董事通报了这一消息：“这是我欠家人的一次机会。”他说。“我想争取一下。”第二天，梵沙克联系了一家高管猎头公司，开始物色首席执行官人选，以备凯利接任美国银行职务（似乎可能性很大）时后继有人。

    梵沙克还告诉凯利，董事会要他立即做出决定。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董事会一直没有收到凯利的辞职信。星期六，梵沙克打电话给凯利，给他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必须在48小时内决定是否离职。梵沙克说，董事会已决定在星期一下午4点召开会议。如果到时候仍未收到凯利的消息，他们将宣布他辞职。

    与此同时，美国银行董事会开始重新考虑聘用凯利的事宜。既然已偿还了TARP的借款，监管机构已无权阻止该交易。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官员威胁将采取反弹性的监管措施。但美国银行的董事们确实给盖特纳打了电话，征求他的意见。盖特纳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建议董事会向费因伯格确认此事。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费因伯格再次对董事们讲，他们这样做肯定是疯了，新首席执行官上任之初肯定会在轰动的听证会上受到愤怒的国会议员谴责。对于凯利而言，这也不是一个十拿九稳的工作。很明显，美国银行董事会对此事有不同意见。有几位董事更加偏爱莫尼罕——他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并以政治环境不利为由抵制此交易。凯利还必须考虑，一旦得到要求的薪酬包，他的名声可能会受到损害：监管机构将不再把他看作一个杰出的银行家，而只不过是又一个备受公众诟病的领取天价薪酬的首席执行官。

    在凯利权衡利弊之际，纽约银行董事会也正在考虑自己面临的选择。关于取代凯利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潜在内部人选，一些董事倾向于现任总裁吉拉德·哈塞尔（Gerald Hassell）。哈塞尔一直供职于纽约银行，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就给比昂迪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在位于纽约市美国大道（Avenue of the Americas，原名第六大道）的CBS大厦担任贷款主管。但董事们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外部人选。他们担心这一过程会拖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并担心如果选择外部人选，可能需要买断其工作合同，这将支付高额代价。特别是，他们不希望出现美国银行在遴选首席执行官过程中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

    那个星期一凯利冲进会议室并请求保留工作时，董事会如释负重。他们确实对他的背叛行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还是决定重新接纳他，他们安慰自己说，在经济复苏仍然脆弱之际，纽约梅隆银行不更换领导人也许更好。凯利退出会议室之后，会议的整体气氛变得轻松起来。他们无需发布宣布凯利辞职的新闻发布会了，相反，员工们当天下午只收到了老板的一封电子邮件：“我坚定地认为纽约梅隆银行才是适合我的地方。”

    董事会留任凯利的理由——不希望打乱银行的业务和管理，希望避免领导人更迭导致的混乱——是一个很弱的理由。现在，他们不得不为凯利的忠诚问题感到担忧。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将日益变得可疑和敌对。重返工作岗位两天后，凯利跟三位董事共进晚餐：梵沙克；监管委员会主席、美德维实伟克公司（MeadWestvaco）首席执行官约翰·卢克（John Luke）；大都会人寿公司（MetLife）前高管、在纽约银行担任董事30年之久的凯瑟琳·瑞恩（Catherine Rein）。他们提醒凯利，要厘清与美国银行之间的关系，还劝告凯利花些时间跟董事们“重修旧好”——凯利对此表现出惊讶，这让他们感到警觉。他们还告诉凯利，如果他离职，哈塞尔将取代他担任首席执行官。他们说，哈塞尔完全具有他们所看重的各种技能：他精通复杂的托管业务，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努力让客户感到满意。凯利必须跟哈塞尔亲密合作。

    但是，凯利把这些警告当做耳旁风，他在董事会眼皮底下变本加厉地为所欲为。2010年6月，禁止专门委员会主席改选的3年冻结期限届满。凯利向梵沙克和卢克建议，董事会应改选两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审计委员会主席瑞恩，风险委员会主席、前IBM高管尼古拉斯·多诺弗里奥（Nicholas Donofrio）。经过简短讨论之后，董事会拒绝了凯利的建议，理由是两位主席在近期业务评估中都得到各自委员会成员的好评。梵沙克提醒凯利注意，选择专门委员会主席是独立董事的职权范围，不受管理人员的干涉。此事并没有给凯利在董事会赢得任何信誉。

    董事们还开始对纽约梅隆银行的人才流失问题感到头痛。就在专门委员会主席改选争执的同时，两位潜在的未来首席执行官人选相继辞职。资产管理主管罗纳德·奥汉利（Ronald O'Hanley）跳到富达投资集团（Fidelity）。财富管理主管戴维·拉梅尔（David Lamere）则在未找到新东家的情况下辞职。凯利在向董事会解释他们的辞职原因时，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董事会此前一直在督促凯利改进管理层的人员素质。但是，突然之间两位未来的首席执行官人选相继离去。

    为填补罗纳德·奥汉利的职位空缺，凯利还惹怒了自己的一个大客户。2010年8月，凯利宣布聘请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柯蒂斯·阿里奇（Curtis Arledge）。为了吸引柯蒂斯·阿里奇，凯利向他提供了极其诱人的薪酬包，包括两年内支付3,000万美元以上的工资，并且许诺培养他为自己的接班人。80年代后期，阿里奇就是贝莱德集团比较早期的雇员之一，但他后来辞职并跟凯利在美联银行共事。2008年，阿里奇重回贝莱德集团，并且在8个月前刚刚被提拔为负责固定收益大客户部门的主管。

    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和总裁罗伯特·凯皮托（Robert Kapito）对此非常愤怒。他们痛恨改变服务客户的人员班子。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凯利竟敢挖大客户的墙角很生气，甚至连礼貌性地事先打个电话知会一声都没有。得知芬克和凯皮托感到不悦之后，凯利携哈塞尔前往位于东52街的贝莱德集团办公室专程拜访二位。但在芬克表示不满时，凯利却轻慢地摆出一副“这就是商业世界”的态度，完全没能安抚芬克的愤怒情绪。

    这种霸道的行事作风，还导致凯利与本公司董事会之间冲突不断。例如，凯利对纽约银行总部的办公条件感到吃惊，那是一座1932年建成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大厦，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街角处。他探索了各种改善办公条件的方案，包括大规模翻修和建造一座新大楼——董事会最初是从2010年5月一篇报纸文章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凯利不断说起希望搬到一座豪华超现代的总部大楼办公，让董事会感到非常心烦。最终，2011年夏，梵沙克通知凯利说，董事会认为现在不是花大笔资金搬迁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