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帮助恢复美国的竞争力?
克制私利
企业能够且应该提升美国竞争力的第三种方式是:停止那些会伤害公共生态的自利行为。很多此类行为涉及政府关系和公司游说。企业寻求特别许可、税收优惠或管制例外的行为会扭曲竞争并加剧监管复杂性。每个这类行为对相关公司或行业而言也许是有利可图的。但它们的综合效果会导致一部充斥例外的公司税法典和一个充满专款和补贴的联邦预算案,并导致至关重要的立法一再拖延。一家公司从事自利行为会促使其它公司产生自己也必须这么做的紧迫感。交易的总成本和复杂性将随之上升。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由此招致的公众不满将侵蚀社会对于企业的支持。企业应当倡导能改善美国商业环境的政策,而非追求眼前私利的政策,后者通常会招致公众的反弹。
美国企业和美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我们的竞争力在不断下滑,而社会对企业的信任度在逐渐减弱。它们并非互不相干的两个趋势。整体商业环境变差促使企业将业务转向海外,而在美国人机遇减少的同时公司却依然报告强劲的利润。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股危险的螺旋式的力量,它呈现在美国功能失调的政治辩论中。社会对企业的信任度下降,美国政策走向企业的对立面,公司迁离美国,信任度进一步受损。
美国企业对这一问题的出现负有责任,因为它们低估了公共生态的重要性。由于未能恢复美国的业务和当地社区的活力,公司们正在一步步地破坏自身面临的生产率和增长机遇。
别再坐等政府了,由企业担负起恢复美国竞争力重任的时候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以助推自身成功的方式,抓住各种机遇重建公共生态。随着企业肩负起这一更大的使命,正在威胁着美国繁荣根基的全民愤世嫉俗浪潮必将反转。
此文观点形成于我们与哈佛商学院美国竞争力项目核心团队的研究过程中。核心团队成员包括:Mihir Desai, Bill George, Robin Greenwood, Rosabeth Moss Kanter, Tom Kochan, David Moss, Nitin Nohria, Gary Pisano, Bill Sahlman, David Scharfstein, Willy Shih, Dick Vietor, 以及Matt Weinzierl。所有解读和一切纰漏由我们负责。
简·里夫金(Jan W. Rivkin)是哈佛商学院战略部门主任,与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同为美国竞争力项目领头人。
译者:郑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