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超级富豪多说明了什么？

    在两会召开之际，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都发表了有关两会代表中超级富豪人数的文章。在今年的两会代表中，身家在10亿美元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31个，全国政协委员有52个。而在美国，没有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个人财富超过10亿美元，最高的才5亿美元。文章还声称，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世界亿万富豪数量最多的国家立法机构，甚至将两会称为“富豪的聚会”。

    由于中国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有2900多人，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国家立法机构，因此单纯比较富豪的绝对数量可能尚不能说明问题。在接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数量只占了1%，比例看起来非常低。不过，根据2012年的胡润富豪排行榜的数据，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有212人。也就是说，每7个财富可以公开查证的超级富豪中就有1个成为全国人大代表。而13亿中国人选出约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要每45万人才有一个代表名额，相对而言，超级富豪们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

    不过，如果就此将两会称之为富豪们的聚会，或者说由此得出中国的立法机构是在为有钱人服务的结论，仍然有失公正。拿这些超级富豪们的财富去和美国国会议员做对比，并不能说明问题。

    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结构是基于两套完全不同的政治理论建立起来。在美国，并不存在一个像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机构，国会议员也不同于全国人大代表。

    美国政府是根据三权分立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国会是一个独立的立法分支。而中国政府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底层人民（工人、农民等）数量虽然很大，但是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而且政治素质也不高，很难实现团结。因此，简单的普选制容易被数量很少但是掌握了巨大财富而且容易结成利益同盟的资产阶级所操纵，从而使得国家政权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为了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有必要由一个组织严密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来掌握政权，立法、行政、司法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重要的政治决策，主要是在党内完成，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职能是给予这些决策以“合法性授权”，并发挥监督和建议的作用，它负责立法，但不负责政治决策。

    因此，从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来看，美国国会议员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可能更接近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而非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委员（含候补）和国会议员都是职业政治家，在数量上也比较接近（前者376人，后者535人）。

    如果把这二者进行对比，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中国直接掌握政治决策权的中央委员群体中，没有一个是拥有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几乎全部都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政府或国有事业企业单位开始工作，一直在公共部门历练。与美国商人富豪可以参选国会议员、国会议员们也可以随时下海经商的“旋转门”状况不同，在个人事业上，中国政商两界之间的“防火墙”要严格得多。在中国，尚无富有的商人进入政治决策层（中央委员会）的先例，而且短期来看也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抛开国会与中央委员会的对比不谈，仍然回到人大代表的问题上来：既然美国国会议员的权力比中国的人大代表要大得多，为什么美国的10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们很少成为国会议员，而中国却有那么多富豪成为人大代表呢？

    很久以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新闻，说某乡镇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人人争当致富带头人。但是很快发现一个问题：一旦有谁真的做生意办企业挣了点钱，卫生税务治安联防之类的各个部门就会找上去各种检查罚款，搞得人家生意没法做了，所以乡镇经济老是发展不起来。乡镇领导很头痛，最后出台了一个政策：凡是营业额达到多少的企业主一律给予副乡级待遇，比那些部门的头头还要高一级，这个问题才得以好转。

    类似的案例在中国一度颇为普遍。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还很不完善，政府权力缺乏制约，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个人的财富总是缺乏安全感。所以，那些积累起个人财富的人物，总是会想要竭力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以免自己的财富被不合理的剥夺，甚至面临牢狱之灾。那么，获得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资格，建立起和高层领导直接沟通的渠道，就相当于在前文提到的那个乡镇获得“副乡级待遇”，除了可以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意见建议之外，在面对领导下面的政府官员的时候，安全感也会提高很多。

    与之相对应，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论，作为一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共和国，美国在法律制度的建设上，比中国确实要完善得多。政府官员要想剥夺一个人的财富，或者想要增加某个人的财富，难度都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待遇”就显得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握有巨大财富的企业家，也就可以安心享有财富给自己带来的成就和自由，不必太关心如何寻求政治保护。

    所以，解决人大代表中富豪数量太多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语）”，要让法制而不是政治来决定个人财富的安全感。要让企业家可以通过安心经营企业来合法致富，既不需要依靠政治地位来保护合法的财富，也不能通过政商关系来攫取非法的财富。

    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前提下，富豪人数在人大代表中数量多一些少一些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说少数富豪过度影响政治决策是应该避免的，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离这种状况还很遥远。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富豪们将会如何影响政治决策，而是怎样避免握有政治决策权的人变成富豪。为此，应该逐步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民主监督。通过逐步的改革，让真正掌握政治决策权的权力精英们的财富也能够“阳光化”，这样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国际比较，都才能够有话可说。我们的政府决策，才能够保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数权贵的利益。

    作者艾诚，现为财经评论员、主持人，毕业于哈佛肯尼迪学院。联系方式：gloria.aicheng@post.harvard.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