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波本酒大繁荣

    似乎为了彰显波本酒的全球化身份，今年1月，日本的烈性酒和饮料巨头三得利（Suntory）突然宣布160亿美元的出价，要收购占边公司（Beam Inc.）。占边公司拥有吉姆·比姆家族的威士忌品牌，以及拉弗格（Laphroaig）单麦芽威士忌、索查（Sauza）龙舌兰酒和拿破仑（Courvoisier）干邑白兰地。

    杰克丹尼（Jack Daniel's）和活福珍藏（Woodford Reserve）威士忌的生产商布朗－福曼公司（Brown-Forman）总经理蒂姆·德隆（Tim DeLong）说：“现在大概是自禁酒时期以来进入波本酒行业的最佳时机。”在过去两年，整个行业已经投入3亿美元，用来扩大产能。开车经过巴兹敦（Bardstown）或是劳伦斯格堡（Lawrenceburg）等肯塔基州威士忌圣地周边的山区，你会看到新建的五层催陈酒库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建造仓库的不只有大公司。过去5年里，新涌现了数百家新的手工酿酒厂。位于纳什维尔（Nashville）的海盗船工匠酿酒公司（Corsair Artisan Distillery）的联合创始人达雷克·贝尔（Darek Bell）说：“我们每年的产量都不够。”

    但是，波本威士忌的突然兴起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尽管某些趋势正在变成新的常态，但另一些趋势仍然遵循重力定律，它们的衰落和崛起一样快。毕竟，《广告狂人》不会一直在电视上播下去。威士忌行业以前遇到过泡沫，当需求的飙升推高了产量，消费者的口味却突然改变，令需求一落千丈。好运完了，知名品牌从此消失，整个行业一片凄凉。这一次，各酒业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吗？

    要参观波本酒上次繁荣的遗迹，请由肯塔基州首府法兰克福（Frankfort）向南，沿着麦克拉肯公路（McCracken Pike）行进。绕过一个弯，在一排铁链网的后面，就坐落着一座莱茵城堡的遗址，还有它的日益颓败的城垛和中世纪塔楼。这里是老泰勒酿酒公司（Old Taylor），由肯塔基州的传奇酿酒师和政治家E·H·泰勒（E.H. Taylor）在19世纪末所建，曾经是最著名的美国威士忌品牌之一。

    老泰勒公司活过了禁酒时期[后来被占边公司的前身国民酿酒师公司（National Distillers）于1935年收购]；它还活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酒类生产完全停止，酿酒公司为军队制作工业级酒精。事实上，老泰勒公司等酒厂在战后一度繁荣，威士忌和汽水在战后一度成为全国性饮料。历史学家迈克尔·R·维奇（Michael R. Veach）在他的著作《肯塔基波本威士忌》（Kentucky Bourbon Whiskey）里写道：“20世纪50年代是肯塔基州波本酒行业的黄金时代。人们毫无节制地酿造，产量超出了销售预期。”

    但问题就在于此。与大多数烈性酒不同（在这一点上或许也与大多数消费品不同），威士忌的生产周期要按年而不是日或周来计算。不管酒厂碾磨谷物或是让原料发酵的效率有多高，一瓶4年的波本酒也必须在木桶里存放至少4年。这意味着酒厂要根据对较长未来的需求预期来确定量产水平。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是波本威士忌的狂欢，那么70年代和80年代就是它的宿醉期：工作岗位消失了，利润暴跌，大酒厂不是关门就是被卖掉，包括老泰勒公司以及由被人称为“老爷子”（Pappy）的朱利安·范·温克（Julian Van Winkle）所创办的斯第泽尔－维勒公司（Stitzel-Weller）。（老泰勒在1972年破产，斯第泽尔－维勒公司坚持到了1991年。）

    但各酒企并不愿意接受小众市场地位，它们放下了身段，经常将酒精度数更高、年头久远的波本酒与品质一般的烈性酒混合，创造出一种较为轻淡、柔和的威士忌，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用于调配鸡尾酒。结果造成了恶性循环：聚焦于低端市场品牌强化了波本酒缺少魅力的形象，让年轻人与之渐行渐远。肯塔基酿酒者协会（Kentucky Distillers Association）的主席埃里克·格列高里（Eric Gregory）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波本酒被认为是父辈的饮料，甚至可能更糟，被认为是你爷爷辈的饮料。”

    天堂山酿酒公司（Heaven Hill Distilleries Inc.）的总裁马科斯·沙皮拉（Max Shapira）说：“分析师基本把我们归入行将就木的公司之列。”他的公司生产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与推特公司（Twitter）的联合创始人无关]等品牌的波本酒。业内很多人也同样悲观：1999年，各酒厂只生产了45万桶，比波本酒的鼎盛时期减少了将近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