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煤企的最后阵地
随着过热的中国经济开始降温，2008年金融崩溃的余波最终殃及了这一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人们原以为全世界的能源消费理应会轻松回升至崩溃前的水平，谁知却顽固地保持在低位，博伊斯等能源行业的高管认清了一个显而易见又不好接受的事实：至少在发达国家，能源需求的稳定增长绝不是必然。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2012年全球主要能源消费量较2011年仅增长1.8%，远低于2.5%到3%的历史增长区间，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能源消费竟然有所下降。许多国家的人均能耗量自前工业时代以来第一次下降。
博地能源公司在2013年的营业收入为70.1亿美元，比2012年下降了17亿美元，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为10.5亿美元，低于2012年的18.4亿美元。由于过去几年的需求疲软和价格下降，博地能源公司通过大幅度削减成本、把生产和销售转移到海外的措施获得了如此的业绩：它在2011年和2012年创造了美国出口量的出货记录，2012年仅在澳大利亚一地的生产就增长了30%。
与此同时，大多数分析师没有料到，页岩气的繁荣改变了世界能源行业的发展格局。每单位天然气排放的碳只有煤炭的一半，包括价格在内的其他方面又都和煤炭不相上下，公共事业公司开始从烧煤向烧气转变。在电力公司的董事会上，“煤替代”成了一个经常听到的术语。
与此同时，随着破坏性气候变化的证据已经变得无可争议，公共舆论中的一个微妙却有影响力的变化起到了作用：煤炭和之前的烟草一样，正在从被现代生活接受且无处不在的组成部分变为某种可以回避甚至彻底摆脱的东西。由塞拉俱乐部、环保分子领导，及在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承诺制定基于可持续资源的新能源政策的鼓励下，一场资金充足的反对这一邪恶矿石的公共运动开始了。
多年来，博地能源公司一直站在否认气候变化的前沿阵地。公司好斗的首席游说者弗雷德·帕尔默（Fred Palmer）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采访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燃烧化石燃料，将二氧化碳注入大气是在做“上帝的工作”。今天，博地能源公司基本放弃了气候变化战场。博伊斯盯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阵地：将近两百多年来，煤炭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提供光热、热量和电力，改善生活水平，帮助人类实现了历史上最大幅度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仍然有数十亿人无法获得廉价、可靠的电力。
博地能源公司大楼位于圣路易斯（St. Louis）的盖特威拱门（Gateway Arch）之下，博伊斯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14层。他对我说：“我们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计算机模式所预测的未来环境危机，而是现在完全在我们解决能力之内的人道危机。我们只有拥有不断增长的、活跃的全球经济，提供能源，为数十亿缺乏能源的穷人改善人道环境，才能加快例如减少温室气体之类的环境问题的解决进程。”
这话有些像大胆的狡辩：居然将世界最大的挖掘公司的利益与亚洲、非洲的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连接在一起。但是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需要低成本的电力。尽管有了页岩气兴起，太阳能电力价格的快速下跌和拖延已久的“核电复兴”，但煤炭在大多数地区仍然是成本最低的电力来源，尤其是在欣欣向荣的东亚和南亚经济体。
位于西雅图的非营利机构Sightline Institute估计，如果煤炭行业如愿以偿，扩张大出口的计划得以实现，每年会有1.45亿吨的煤炭被运到亚洲，额外产生2.62亿吨二氧化碳。对博伊斯和他的同事来说，这毫无意义。他们会说，如果亚洲不向我们买煤，也会到别处找煤—尤其会到生产肮脏得多的煤炭的印度尼西亚那里去找。
博伊斯说：“亚洲会不会进口更多煤炭不是问题，它肯定会的。问题在于，就业岗位和经济上的好处是落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头上。”
当然，其他可能会拿到好处的国家之中会有澳大利亚。博地能源公司将近一半的营业收入和三分之一的利润已经来自于澳大利亚，主要是向中国的钢铁厂或其他企业提供煤炭。博地能源已经同位于中国最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合作，开发一个大型的煤矿项目，每年向繁荣的沿海城市提供5,000万吨煤炭。博地能源公司还是开发蒙古国的塔本陶勒盖（Tavan Tolgoi）煤矿的主要西方企业之一。
博地能源公司的投资关系高级副总裁维克·斯韦克（Vic Svec）表示，澳大利亚的出口；美国国内的项目；通过公司内部的中介机构[名叫煤炭交易集团（Coal Trading Group）]交易的煤炭；当然，还有从美国西海岸扩大的出口，都是“服务于这些增长市场的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我们将实现从太平洋西北部出口煤炭。这是一种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能合法开采和使用的产品。不让这种产品出口，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法律依据。”
这一整体战略有赖于一个关键趋势：中国的煤炭用量会无限增长。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必然的。2010年，中国的煤炭需求占全球的46%，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制定了它的第一个碳排放交易计划。去年夏天，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分析师宣称“采煤的可赢利投资窗口正在关闭”。这些分析师预计“对海运煤炭的需求将大幅放缓”，年增长率将由2007~2012年的7%降至2013~2017年的1%。
2013年9月，花旗研究公司（Citi Research）发布了一份题为“不可想象：中国用煤的峰值”（The Unimaginable: Peak Coal in China）的报告，认为各种因素的叠加—包括加大缓解中国危机级别的空气污染的力度，经济增长的放缓，能量密度的下降（创造单位GDP的能耗），现有发电厂的效率提高—可能导致“中国发电用的热能煤需求在2020年停止增长或达到峰值”。
可能因此受到重创的不仅有博地能源公司，还有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庞大的煤矿出口企业。2013年10月，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取消了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昆士兰建设新的大型运煤码头和将煤炭运往海岸的铁路线的计划。与博地能源公司不同，必和必拓是一家多元化联合大企业，还拥有铝矿、铜矿和石油资产。时任必和必拓煤铁部门主管的马库斯·伦道夫（Marcus Randolph）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杂志（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说，热能煤的未来“非常不明朗”。
与此同时，国际放贷机构对新建火电厂的支持正在迅速消失。奥巴马总统于2013年6月宣布，除非特殊情况，美国进出口银行（U.S. Export-Import Bank）不再向海外煤电厂提供资金。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也随之仿效，这两家银行在过去10年内为建设新煤电厂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对煤矿不利的更大的经济力量也在聚合。随着现代经济体的先进程度不断提高，其能源密度以及与GDP增长有关的环境破坏趋于下降。经济学家把这一趋势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有迹象表明，随着行业走向成熟，电力部门开始应对有关空气污染的呼声，中国正在走上这条曲线。组装一部iPhone要比生产飞机零部件消耗的碳更少。
不过，这一转型要过几十年才能发挥作用。短期内，中国的增长引擎—即便GDP年增长率放缓至7%—还是离不开煤炭。因此，尽管买方研究报告令人沮丧，华尔街的一些人仍然认为煤炭存在机会，至少是在短期内。2013年11月，高盛集团将博地能源公司的股票评级提升至“买入”，理由是公司在澳大利亚的业务强劲和冶金用煤的价格可能复苏。
将粉河盆地的煤炭运往急切的亚洲市场是一段漫长而昂贵的旅程。首先，由NARM的装载地到西海岸的铁路线长达1,600英里（约2,574.95千米）[博地能源公司在粉河盆地的另外两座煤矿卡瓦约（Caballo）和罗海德（Rawhide）到西海岸的距离要近大约50英里（约80.47千米）]。然后，煤炭还要被装上煤炭码头的船。2011年2月，博地能源公司宣布，与提议中的盖特威太平洋码头（Gateway Pacific Terminal）的开发商达成协议，每年将2,600万吨煤炭—大约相当于NARM年产量的四分之一—由该码头出口到亚洲。码头位于华盛顿州贝林汉姆市（Bellingham）西北，是提议建设的最大的运煤码头。据开发商SSA Marine介绍，建设费用大约为6.65亿美元，每年可接纳5,400万吨煤。换句话说，博地能源公司不仅是该项目的支持者，还将是它的主要租户。
博地能源公司的竞争对手Arch Coal是另一座稍小一点的千禧年码头（Millennium Terminal）的合作伙伴。该码头位于华盛顿州朗维尤（Longview），在哥伦比亚河（Columbia River）边上。开发商总共可能在太平洋西北地区花费20亿美元建设新的煤炭出口设施。问题在于，博地能源公司和其他煤炭出口商能否在横跨太平洋的煤炭运输中赚到钱。巨大的好望角型货船从盖特威码头出发，每艘船可以装载超过16.5万吨的煤炭，航行4,500英里（约7,242.05千米）方能横渡太平洋。挖掘、生产、将NARM煤炭运输到亚洲港口的总成本为每吨65美元以上。今年2月初，每吨粉河盆地的煤炭的平均实地现货价格为12.35美元。把煤炭销售给渴望能源的亚洲市场，博地能源公司能以高很多的价格卖出去，但是它不一定比得过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商的报价。Sightline Institute在2013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的结论是：“博地能源公司要为其出口的每公吨煤承受8到10美元的亏损[即每短吨7到9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