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的逆反策略

    这句话出自于一位一直都靠竞争发迹的人之口，十分不寻常。离我们聊天的地方仅仅10码远（约9.14米），摆着两副国际象棋的棋具。它们不是收藏家的雕琢繁复的装饰性藏品，而是大师级棋手所必须使用的斯汤顿（Staunton）棋盘，棋盘边上的计时器还在走时。

    然而，贬低竞争是蒂尔新书的中心主题。他断言，“资本主义与竞争是对立的”，因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的利润都竞争没了。”他劝告创业者寻求垄断，总结说：“所有快乐的公司各不相同：它们都是通过解决某一个特殊问题而获得一种垄断。所有失败的企业都是相同的：他们没能逃脱竞争。”

    作为经常与蒂尔合作的投资者和朋友，安德森说他只同意蒂尔所说的“一半内容”。蒂尔批评竞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德森说：“你应该做一些没有人与你竞争的事情，他这点没错。但他错的地方是，如果是一个好的想法，肯定会有其他人去做。那该怎么办？你会放弃吗？这可不行，你应该去竞争。”

    安德森充分肯定了蒂尔对硅谷文化的积极影响。他说：“在蒂尔身边，你很难不去想：‘我必须得再聪明点。’”他说道。“一谈到哲学、历史、政治和人类命运，蒂尔就让讨论的档次提升了很多。在他之前，没有多少人思考这些话题。人们只是在想：‘新一代的芯片出了吗？’”

    1967年10月，蒂尔出生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他是一位有天才的“外来者”：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因为工作需要而经常搬家—全家搬到美洲、再到非洲、又搬回来—这让蒂尔换过7所小学。1977年蒂尔10岁时，全家在洛杉矶湾区（Bay Area）扎下了根。

    蒂尔6岁时开始下国际象棋，12岁时，他在全美13岁以下级别里排名第7位。（他直到30多岁时还在参加国际象棋锦标赛，至今仍然在网上玩5分钟一局的“闪电快棋”。）他的数学也很好，在读圣马特奥（San Mateo）的公立学校时，他在一次全加州的数学统考中名列第一。

    高中时，蒂尔推崇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乐观和反共产主义，里根给他的感觉“就像是在所有事情上都找到了答案，而且都是正确的答案”。

    1985年，他进入斯坦福大学读大一，这所学校正在抵制一个设立里根图书馆（Reagan Library）的机会。此外，它还在调整传统的“伟大著作”（Great Books）课程，准备包容当时方兴未艾的多元文化批评。蒂尔反对“政治正确”化，1987年，他与别人合办了《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一本兼具保守派和自由派观点的期刊—并且担任第一任总编。

    在大学里，蒂尔被当时在斯坦福任教的法国人类学哲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学说深深吸引。吉拉尔写了很多文章，讨论他所谓的“模仿欲望”的概念，即我们的潜意识倾向于与邻居的意愿保持一致。在吉拉尔看来，模仿引发了竞争，竞争也引发了模仿。

    蒂尔天生是一位逆反者，后来又做过对冲基金经理、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这些岗位都要求具备杜绝从众心态、回避市场泡沫、抓住被人忽视的机遇的能力。在蒂尔看来，吉拉尔对于人类无意识模仿他人的强迫症的分析非常具有说服力。“对于多年来我寻求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所有特质来说，这是一个强大的思考方式。”蒂尔说。

    现在，蒂尔又找出了自己在大学时深受吉拉尔吸引的更加个性化的原因：他本人对周围人的无意识模仿。蒂尔被动地在大学毕业后念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Stanford Law School），然后又去了位于纽约的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担任一名年轻的非诉讼律师。到那里做这个职务，职业就快到尽头了。回想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光，蒂尔说：“这是我人生中最不快乐的时期，它持续了七个月零三天。”在那里，他经历了一次“25岁危机”，对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产生了不信任。他说：“我喜欢法学院，但是我没能多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干这行。现在回想起来，是我当时太要强了。”

    离开律师事务所后，蒂尔在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下面的金融产品部（CS Financial Products）做一名衍生品交易员。他说，这个工作更对他的口味，但是它仍然有一种“受追踪的性质”，感觉不好。

    1994年的圣诞节前后，蒂尔在看望西海岸的家人时，见到了自己的大学朋友里德·霍夫曼。尽管霍夫曼认为蒂尔在斯坦福时是“极端右翼分子”，而他自称那时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两人还是成为了密友，在争论哲学、道德和政治问题时都很看高对方的智识。

    霍夫曼曾经立志当一位哲学教授，著书立说，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归纳一下公知能对创造媒体受众做些什么，你会发现也就是书籍和散文而已。我发现，你是可以创办一家拥有公知影响的软件公司的。”他解释说，这些公司还有“商业模式的优点”，有利于一个人“做一些经济上的事情”，也就是赚钱。

    蒂尔回忆这次会面：“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能创办的科技公司，我们感到，这里正在发生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尝试做一点什么。”他说的这里就是指硅谷。1996年年初，蒂尔做出了重大转变，离开纽约来到门洛帕克（Menlo Park）。他从亲朋好友那里筹得100万美元，开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蒂尔资本公司（Thiel Capital）。一年后，蒂尔遇到了当时21岁的卢克·诺塞克（Luke Nosek）。诺塞克刚刚离开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IUC），追随马克·安德森的脚步来到硅谷。他希望推出一个网页日历，向蒂尔咨询有关融资的事情。令他惊讶的是，蒂尔提出从自己的基金里面给他投资10万美元，并且真的投钱了。

    这家公司后来倒闭，诺塞克因为亏掉了蒂尔的钱而充满内疚。“我想：‘天啊，我的朋友。他给我投资了。’”

    诺塞克的朋友、另一位UIUC的程序员马克斯·列夫钦（Max Levchin），请诺塞克把自己介绍给蒂尔，以推销自己的做加密业务的Fieldlink公司的创意。诺塞克此时仍然不好意思跟蒂尔说话，所以列夫钦绕过了他。一次，蒂尔到斯坦福发表讲话，列夫钦在讲话之后跟他接上了头。蒂尔喜欢他的创意，并且提出成为联合创始人。接着，他和列夫钦又邀请诺塞克加盟。

    诺塞克说：“这就是蒂尔了不起的地方，他看重友谊，这永恒的东西。我曾经想：‘唉，我曾经把事情搞砸了。’但是他觉得没有关系。他不喜欢这样，他也生气，但是他觉得没有关系。”Fieldlink数次改变业务方向，名字也换了两次，最后成为了贝宝。在挑选团队成员时，蒂尔和列夫钦只招入他们俩当中至少有一位对其非常了解的人。蒂尔说服里德·霍夫曼担任董事，还挖来了戴维·萨克斯担任首席运营官。萨克斯曾经在蒂尔之后担任了几年的《斯坦福评论》的总编。

    萨克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蒂尔从来不是一位过问细节的运营人员。但是他有一种技巧，能找出所有重大的战略问题，并且找准方向。”他回忆说，2000年３月，贝宝正在进行一轮1亿美元的融资。大多数人被互联网泡沫冲昏了头，坚持不发标，非要等待更加优惠的条件。萨克斯继续说道：“蒂尔催着大伙儿把这轮融资完成了。几天后市场崩溃，要是我们当时多等一周，公司就完了。”2002年，eBay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贝宝，蒂尔拿到了大约5,500万美元。他开始筹划自己的第二次创业，包括三个子计划：重开对冲基金，成为一位风险投资家，以及创办一家新的估值上10亿美元的公司。2003年，正当准备第二幕创业大戏之时，蒂尔遭遇了一件尴尬事。他告诉一些朋友和同事，自己是同性恋。消息迅速传开。蒂尔带着几分恼怒说：“在当今社会里，一些人仍然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重大也特别有趣的事情。”

    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蒂尔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暴露了他早年某些著作的虚伪。在办《斯坦福评论》期间，他一直对“身份政治”持高度的怀疑态度。1995年，他和萨克斯出版了一本名叫《多元性谜团》（Diversity Myth）的书。他们在书中称，在校园里，“那些抱怨压迫的人通常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压迫。”书中有一段文字令人不安，他们为一位法律系的学生朋友辩护。这位学生在1992年到一位同性恋学生的宿舍外面高喊反同性恋的言论，以抗议校园演讲规定。事后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在私下里，这位法律系的学生都受到了近乎众口一词的斥责。两位作者认为，与他的冒犯相比，这样的斥责过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