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的逆反策略

    《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在2011年向蒂尔问及此事，他说自己后悔这么写。他对《纽约客》说：“我对与身份有关的问题的思考远比他人更加细致。我考虑基友的感受，考虑黑人的感受，还会考虑女性的感受，这些感受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我认为，目前有一种夸大这种感受并且将它上纲上线的趋势。”

    在我们的交谈中，蒂尔说在写那本书时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应该知道的。只是当时非常困惑，难以置信。”他说。现在，蒂尔有一位交往多年的稳定男友，但是他不愿透露更多的细节。（纠结的往事已经形成了闭环，那位高唱反基论调的前法学院学生最近也承认了在与同性谈恋爱。他怎样看待1992年的那件事情呢？他对我说：“我可不往回看，那都是22年前的事情了。”）

    蒂尔将他从贝宝赚到的钱中的1,000万美元投在对冲基金上，改名为Clarium Capital，再次开业。他说：“我们在Clarium发展出来的宏观经济大思维便是石油峰值理论。基本内容是全球的石油将消耗殆尽，对此我们并没有简单的替代方案，没有更多的石油，找不到更多的储量，也没有替代能源。”这也就是他的技术停滞论的第一次闪光。

    在风险投资方面，他开始与霍夫曼一起搞天使投资。他俩投资社交网络新创企业，从2003年投资霍夫曼自己的领英开始，到2004年持股Facebook时达到巅峰。

    同样是在2004年，蒂尔创立了一家新的新创企业—它的商业模式看上去太不靠谱，一开始没有吸引到任何的硅谷投资。除了蒂尔，它在初期唯一的创投人是一家叫做In-Q-Tel的非营利机构，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风险投资部门。

    蒂尔解释说：“基本上，我认为贝宝用来打击欺诈的一些办法—欺诈一度对贝宝构成了重大威胁—都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打击恐怖主义。”他说，在“9·11”事件之后，“你看到类似于副总统切尼（Cheney）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我们要多些安全少些隐私，还是要少些安全多些隐私？而我担心的是，只要发生恐怖袭击，ACLU一定是输掉的那一方。”

    蒂尔认为，这场辩论有被忽略的地方：谁都没有意识到，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在较少侵犯隐私的情况下加强安全。”

    为此，蒂尔创办了Palantir公司，为政府情报机构提供数据挖掘服务（是的，很多人觉得一位自由主义者从事这样的项目，是令人吃惊的事）。他强调，这些服务能最大限度地做到不介入和可追溯。10年后，这个市场已经被证明比许多人预测的大得多，去年超过60%的营业收入来自于私营部门客户。经过最近一轮融资，Palantir的估值达到90亿美元。2005年，蒂尔创办了自己的风投机构Founders Fund。2006年，他又创立了蒂尔基金会，通过该基金会资助探索型的慈善项目。目前，基金会每年捐出1,300万美元到1,500万美元。

    基金会的早期受益者是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他是极具争议的生物遗传学家、人工可忽略衰老策略组织研究基金会（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 Research Foundation）的创始人。德·格雷正致力于开发一种能够延缓（或许可以无限期延缓）衰老的再生疗法。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德·格雷向我确认，他依然相信，第一位能活到1,000岁的人现在已经在世了。

    蒂尔对抗衰老研究的支持，也许是他作为一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最极端的体现。按照蒂尔在《从0到1》书中的定义：明确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如果他计划并努力工作，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未来就会比现在更好”。蒂尔将这种人与“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进行对照，后者认为“未来会变好，但……他不确切地知道会如何变好，因此他不做任何的具体计划。”蒂尔痛恨后者的态度，他觉得这类人在美国是主流。

    蒂尔的第二个“声名狼藉”的慈善项目是海上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2008年，他与别人联合创立了该研究所，旨在当前各国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外建立一座漂浮城市。然而，在我们的谈话中，蒂尔提到这个项目用的是过去时，他强调：“这件事做起来非常难，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文化上。”

    而蒂尔最“臭名昭著”的慈善项目大概也就是他的“20位20岁以下企业家”了。该项目为18岁到20岁之间的天才学生提供10万美元，让他们创办自己的新创企业。这个项目赋予“明确的乐观主义者”权力，但是同时彰显了蒂尔的观点：即我们正处于一个“教育泡沫”中，学校欺骗学生，使他们高估学位的实际价值，让他们背上不必要的债务。

    该项目遭到了反对。TechCrunch称，前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它是“这十年中导向最错误的慈善事业”。Slate集团（Slate Group）的董事长雅克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写道：“蒂尔资助的学生们将有机会效法他们的资助者，在成年伊始即停止学习知识，一门心思放在尽可能快地发财上，以此回避帮助他人或单纯追求知识的可怕诱惑。”虽然存在这些争议，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小项目。安德森说：“蒂尔就是这样的人。学校里的人都吓坏了，好像听到了系统性教育的丧钟似的。一年才20个孩子，等一年有2万个孩子的时候再来找我谈吧。”

    由于蒂尔作为一位公知的信誉部分建立在其财务成就带来的假定上，2008年金融危机威胁到了他所创造的一切。虽然遭遇了一些波折，不过他还是挺过来了。

    他的对冲基金受到了沉重打击。Clarium原来一直很好地践行蒂尔的石油峰值理论，油价从2002年的40美元一桶一路攀升，到2008年年中，达到近140美元。在这段时间，基金随着所持股票的价格暴涨，基金的规模由1,000万美元膨胀到60亿美元，新投资者蜂拥来找他。

    但是到了2009年2月，油价一度回落到几乎40美元。尽管蒂尔已经预见到了房地产泡沫，可还是低估了它。他承认：“我们没有完全相信依据我们的理论对形势的糟糕程度所做的预测。”

    更糟的是，他反应过度，错过了反弹，从而导致Clarium在2009年和2010年严重跑输大盘。大多数机构投资者出逃。如今，Clarium管理的资金大约是2亿美元，只来自于蒂尔和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几位铁杆投资者。相比之下，他的旗舰风投机构Founders Fund发展得顺风顺水。它管理的资金已经由其第一只基金在2005年封闭时的5,000万美元增长到了其第五只基金在今年3月封闭后至现在的20亿美元。据一位自2007年以来一直参与Founders Fund的资金管理的有限合伙人称，在所有同年期的风投基金（以基金封闭的那一年算）里，Founders Fund的业绩“可以排在前25%，甚至可能排在前10%。”年收益率在35%到45%之间。

    蒂尔说，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击了他的事业，但是这也让人们更加接受他的“科技停滞论”。不过，他的假说只是多了几位接受者而已。曾经与蒂尔在牛津辩论过这个问题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写道：“现在，大多数顶尖大学的科学家同事对他们在纳米技术、神经科学、能源等前沿领域的项目特别兴奋。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

    乍一看，蒂尔这本《从0到1》是在规劝企业家们从事变革性的创造，这与他“科技停滞理论”的悲观看法似乎是相违背的。然而，前者正是后者在背后推动的结果。蒂尔向我解释说，当人们谈及未来时，会一致认为全球化继续深化，发展中国家将会变得像发达国家。然而人们没有关注的是，眼下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技术突破正在形成，全球化会带来马尔萨斯式的黑暗现实。他评论说：“如果中国每人都有一辆高耗油汽车，油价就会是每加仑10美元，并且还会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但这只是开始，因为没有增长，政局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稳定终将导致全球冲突，冲突反过来会导致他在2007年的一篇杂文里所提到的“世纪灾难”—人类的彻底灭绝，原因或者是热核战争、生物污染、不受遏制的气候变化，或者是一连串竞相发威的末世劫难。

    他带着特有的淡定与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所以，我觉得，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产品？’”（财富中文网）

    译者：天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