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恨培生

    夜半将至，女儿叫我过来。她在几个小时以前已经睡下，可是巨大的压力让只有10岁的她无法入眠。两周来，她几乎夜夜如此，等待她一直害怕的纽约州英语语言艺术考试。

    女儿在位于曼哈顿的P.S. 41中学就读，在这里可以明显感受到培生的存在。学校的四年级英语课程大部分是由培生制定的，属于共同核心课标的一部分。公司还为学校设计了考试。

    培生所做的一切恰逢在当今的教育界，考试日益成为最要紧的事情和终极目的。女儿的眼泪溅在了枕头上，她对我说：“妈妈，为什么考试这么重要？”她自问自答，给出了残忍又伤感的理由：“如果我的四年级考试没有考好，我就进不了好中学。进不了好中学，我就进不了好高中。考不上好高中，我就进不了好大学，也就找不到好工作。”

    我心头一紧，如果她真是这么想的，我感觉自己作为家长很失败。不过，她的话有道理。在纽约市，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能进哪所中学。她的班级压力很大，老师甚至在提到考试时都使用别称，比如“waka-waka”和“whablah”。在这所小学，考试似乎就相当于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死敌伏地魔（Voldemort），通常被看成是“一个不能说出名字的人”。

    只在很短的时间里，向学生和老师问责的可贵理念就扭曲成了一个以围绕考试而教学为中心的体系。最初欢迎提高课标的家长如今抗议让孩子连续数周疯狂备考的做法；一些校长威胁彻底取消考试。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所（Standford'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的一位教授琳达·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说：“直到2002年左右，人们还普遍认为，单凭考试容易出现偏差，它们只是在评估一个狭窄的领域，是各种参考信息当中的一种。但是现在的政策已经不这么看了。”哈蒙德与培生共同制定了一种名为“EdTPA”的考试，用于评估教师。

    这当然不是培生的错。各州和地方政府选择了这样的政策。可是，增加标准化考试完全符合培生的利益。（公司在2014年12月的一份报告里大谈“考试的复兴”。）范岳涵自然要为这个原则辩护，他说大数据的兴起使人们有机会精确地评估什么方法管用，什么方法不管用，以此来改善学习。“我觉得，从注重投入到注重成绩的思想转变现在已经贯穿于公共政策的几乎方方面面，教育又为什么应该例外呢？”

    要在评估成绩方面取得成功，不仅要有善意，还要有能力。一家游说机构FairTest的公共教育主管罗伯特·谢弗（Robert Schaeffer）称，他的组织“致力于消除标准化考试的错误和缺陷”，已经记录了培生的一大串质量控制问题。培生存在着各种不足，包括印刷错误以及在佛罗里达26个县的考试期间发生死屏。

    FairTest称，从2013年至今，培生犯过13个重大过错。其中包括评分错误，导致纽约市的5,300名学生没能考上资优教育课程。在对面向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所进行的弗吉尼亚州的替代评估课程（Alternative Assessment Program）上，公司给题目打错了分，造成4,000名考试没有通过的学生被告知通过了考试。（每次培生都在问题曝光后进行了纠正。）谢弗认为：“培生出现差错的比例高于其他公司。”

    公司质疑这些结论。一位发言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调查表明，培生比其他任何公司犯错更多。实际上，我们是出错最少的公司之一。无论何时犯下错误，无论是多么少见的错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培生一直在赢取利润丰厚的合同，这有时也会引起麻烦。公司有一个非营利基金会，主要由培生的高管来领导。在各州的教育部门考虑雇用培生开发各自的共同核心教材版本时，公司通过这家基金会向他们提供前往里约热内卢、新加坡、赫尔辛基等地旅游的昂贵费用。2011年，纽约州总检查长埃里克·施奈德曼（Eric Schneiderman）发起了针对这类行为的调查。2013年，培生在此案上实现了和解，支付770万美元罚款，同意将基金会的工作与公司的工作分离，但是不承认存在过失。培生当时表示：“我们承认，有几次，对基金会的治理以及它与培生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加清晰和透明。”2014年11月，培生宣布，它彻底关闭了基金会。它看起来没有什么作用了。

    另外一个麻烦涉及培生、苹果（Apple）和洛杉矶联合学区（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之间的合作。2013年，三方宣布，出资13亿美元向该学区的65万名学生每人提供一台装有培生教材的iPad。这项计划立即因为官僚作风、技术问题（孩子们设法让平板的限制功能失效，然后浏览不良网站）以及有人指责中标方以收买手段左右招标而陷入停顿。公营电台KPCC报道，培生的基金会曾经赞助过包括部分招标委员会成员在内的教育界人士出席公司的一次会议。（公司否认提供过赞助。）会上，培生向每位与会者发放了一台iPad。（培生说，收取iPad的人同意只将它用于学区事务。）这一切都发生在招标程序开始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介入了调查，当年12月，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办公室里查扣了成箱的文件。去年秋天，学区的新负责人终止了合作合同，宣布将再次招标。培生称它未被请求向调查人员提供信息。

    在其他地方，对本州合同和监管流程的抱怨可能伤害到了经济。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培生有一份价值达4.68亿美元的提供考试和教育材料的合同，一项审计发现，对得克萨斯教育局（Texas Education Agency）的结算流程监管不力。同样的审计还发现，培生在该局授予其合同之后不久即雇用了该局的11名员工，其中两人与合同有关（该局解除了暂缓让员工受雇于本州供应商的规定）。由于这层关系，再加上学校的激进活动人士抱怨课本对部分美国历史处理不当，一些观察者认为，培生的合同不会得到续签。

    发生这些事情时，范岳涵并不是首席执行官，但是改善公司声誉的任务却落在了他的身上。除了这个压力之外，还有对共同核心课程越发强烈的抵制。在最近几年，共同核心课程让公司收益巨大。如今，已经有三个州放弃了它，左派和右派对它的反感都与日俱增。FairTest的谢弗认为，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抵制它的运动现在有可能卷土重来。就连范岳涵也承认，一些情况已经不对劲了。他说：“我确实觉得，作为一个更广泛的共同体，我们对评估和考试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还觉得，我们必须小心地防止同时摊上许多不同的事情。”

    不过，就算是课标改了，也很可能是以全新的课标进行替换，而具有处理大型考试或课程合同所需的业务规模与范围的公司，也只有培生一家。培生不喜欢来自于各个方向的难听的批评，可事实上，它也许不怎么当回事。就算是课程出现大幅修改，公司也还可以提供传播课程的工具。

    考试帮助培生减少了对传统出版业务的依赖。自2008年以来，美国教科书的销售收入估计下降了17%。《金融时报》集团（FT Group）的销售尽管近来有所改善，但是相比于2005年，仍然下降了29%，原因之一是剥离了部分业务。与此同时，培生将近60%的业务现在来自于它所说的“数字和服务”业务—除印刷材料以外的几乎所有其他业务，而在2006年，这一比例只有37%。

    在线教育显然是培生的一个巨大的机会。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就能随时上课，而且费用低廉。据IBIS Capital公司的估计，2012年，电子教育的规模是910亿美元，而且仍然处于快速增长之中。

    因此，范岳涵正在推动培生发展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教育，主要在海外进行。潜在的消费者数以百万计，其中的大多数为没有机会进入顶级大学或是职业学校的成人。这项业务帮助公司在北美以外实现多元化，不用说，直接向成人推销所引发的情绪化攻击要比基础教育市场小。对于培生来说，这也是一种方式，在较少受到干预的情况下落实基于结果的战略，并证明它能成功（公司希望如此）。培生的国际部主管塔玛拉·米尼克—斯科卡洛（Tamara Minick-Scokalo）说：“我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在完整的教育价值链上有更大的作为。”如果把她的这个管理术语转译成为简明的语言，她的表述似乎证实了所有批评者的担心：培生想介入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自2010年起，培生在国际成人教育的投资超过20亿美元：收购目标包括南非的一家计算机培训连锁学校CTI 75%的股权；中国的英语学校华尔街英语；还有之前提到的巴西英语学校连锁Multi，公司为收购该校花费了7.21亿美元。培生还帮助管理并推广像罗格斯大学（Rutgers）、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等学校的在线学位课程。2014年，星巴克公司（Starbucks）宣布，如果全职员工报名参加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线学习（ASU Online），它将支付大学学费。这可能让培生发一笔横财。目前，星巴克公司已经有超过1,000名员工报名学习。

    长期以来，培生都是一家松散、友善和多少有些沉闷的组织。所有的这些变化，包括范岳涵向集权化的强势转型，都让这家组织产生了震动。士气已经低落，职业网站Glassdoor.com的评论显示出，这家公司处于不停的重组和混乱之中，只有一半的评论支持它的首席执行官。来自于一位自称是副总裁的人发表的评论具有代表性：“‘一个培生’在理论上是一条好口号，可是执行不下去，因为航空母舰很难掉头。范岳涵，你的好意迷失在对最近一次重组的不当处理中。认清现实，听听一线员工的声音吧。”

    值得称道的是，范岳涵在努力。他把各抒己见的大会和与员工交流作为核心工作，与会见投资者和客户一样重要。在一次与波士顿社区大学的销售团队的会议上，还有在邦克山社区学院（Bunker Hill Community College）的学生与教职员工的座谈会上，他如实回答了严厉的问题，给人以诚实可靠的印象。他不只一次地问：“我们哪里做得不好？”然后认真听取意见。员工们并不避讳，主动指出老师们对技术不熟悉，抱怨波士顿办事处的离职太多。

    范岳涵还在努力让培生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一家正在帮助制定全世界教育标准的公司来说，只有这么做才是合乎常理的。2013年下半年，他宣布，培生要开始“吃自己做的饭”。到2018年，它要像评估其他人那样，评估自己的绩效，并公开宣布每项业务的评估成果，它称之为“效验”。巴布尔说，公司为所有营业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业务或活动都制定了专门的标准，并且承诺公布实际业绩，坚守这些标准。

    公司的披露水平远远超过了对一家上市公司的要求。范岳涵说，如果培养计划没有达到希望的标准—比如在中国学校的提高英语的计划不达标—公司将会放弃这些计划。他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人们通过学习在生活中取得进步，我们最好能把这一点展示出来。”这一举措需要勇气—不管怎么说，很少有公司愿意把自己放在显微境下进行观察—但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给了自己5年的准备时间，比他的许多客户的学习时间长得多。

    培生能成功吗？范岳涵拥有愿景以及投资者的公开支持（不过支持的时间也未免长了点）。但是，来自于内部的挑战意味着这一战略的成功并无保证，更不要说，公司还面临着外部的攻击了。伯恩斯坦的阿斯佩西说：“我觉得拥有[投资者所认为的]这么大的影响力。[培生]会高兴。”范岳涵定下了时间，现在，他需要通过考试。（财富中文网）

    译者：天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