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为何成为商业的大敌？

唐纳德·特朗普于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意外胜出之时，投资者开始疯狂地购买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毕竟，这是一个他明确承诺会拯救的行业。

他曾经在匹兹堡向一群欢呼的人群承诺：“你们的钢铁行业，我们将让它重振雄风，重振雄风，伙计们！”因此，在大选日翌日的清晨，钢铁公司股票的购买订单在开盘后蜂拥而至，其股价开始飙升。到了周末，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2%，而钢铁商Steel Dynamics上涨了13%，纽柯钢铁公司上涨了14%，匹兹堡当地的美国钢铁公司增长了23%。

低迷得快要“生锈”的钢铁行业终于迎来了救星。

今年3月，特朗普对进口钢铁强制征收关税，进一步推高了钢铁公司的股价，至少在短时间内如此。而如今，美国所有大型钢铁公司的股价不仅低于它们在2018年的高点，甚至比特朗普大选前的价格还要低。美国钢铁公司曾经不遗余力地推动政府征收进口钢铁关税，而现在的市值较其大选日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让这一行业重振雄风似乎比特朗普、钢铁公司高管或投资者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美国钢铁业是特朗普上任三年来美国企业界生动的缩影。在特朗普上任之初，一切都充满希望，很多行业为之欢呼雀跃，但随后却觉得越来越受伤。

特朗普在很多事情上都受到了猛烈批评，虽然美国目前都盯着弹劾，但《财富》杂志决定只关注他在经济和商业上的成绩。这个维度是评估其总统任期的一个固定指标，众人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他制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不确定环境，而这个环境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商业问题。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尽管采取了好几项有利于商业的政策，并且在早期取得了重大成功，但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却成为了商界的敌人。

但是，今天的商业环境真的很糟糕？股票连创历史新高，通胀率维持在低位，利率处于极低的水平。虽然劳动力市场极度紧张，但想换工作的人多于想找工作的人，消费者的支出也增长了。这样的商业环境岂不是接近完美？

事实虽如此，但在近距离观察后，我们会发现，一些此前支持特朗普的行业如今却开始猛烈地抨击特朗普。共和党人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说：“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失去了高管们的支持。我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贸易。”他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负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事务，目前是中右翼智库“美国行动论坛”的负责人。《财富》杂志采访了多名企业高管，他们的看法基本上与霍尔茨-埃金一致，但未明确表示。面对多个要求置评的请求，白宫也并未回复。

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着实让小企业主高兴了一把，然而全美独立企业联盟的调查称，其乐观态度从2018年开始大幅下降。数百家行业协会，小到美国羽绒和羽毛理事会，大到美国零售联合会和美国商会，都在公然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或移民政策，甚至有的对这两项政策均持有反对意见。众多商业人士担心的问题在于，在经历了开门红之后，特朗普如今所推行的政策弊多利少，而且后续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政策杠杆作为后盾。

为何会沦落到这步田地？我们通过对商业人士、经济学家、决策者、游说人士和顾问、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同盟和敌人的采访发现，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经济可谓是成也特朗普，败也特朗普。我们很难预料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这就是特朗普时代的风格。

特朗普对于企业最大的贡献实属虎头蛇尾。他于就职典礼的6周前在推特上写道：“美国将大幅降低税收，并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在他当选总统的第一年，他因为遵守这两项承诺而得到了大部分商业人士的首肯。

税收

特朗普对企业做出的一项承诺就是减税。

2017年年底，他签署了百年难得一见的全方位税收改革法案——《减税与就业法案》。对此，两党在国会中各执一词，泾渭分明，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士均未给这一法案投票，主要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的变化。作为改变税阶和大范围降低税率的部分内容，《减税与就业法案》降低了普通收入的最高税率，还限制了州和地方税收的抵扣，但该政策激怒了高税收州的立法者。法案的一部分内容还对企业税进行了修订，只不过另有说道。

我们很难想象，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任何重大调整能够同时得到两党的支持，然而多年来，两党一致认为美国急需修订其企业税制度。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企业税税率最高，达到了35%，只不过大多数公司因为抵扣项和信贷项而无需按照这一税率缴税。美国还是少数几个依然向跨国公司汇回美国的收入征税的主要大国之一，而这也为各大公司将非美国收入留在海外提供了完美的借口。结果，美国的海外资产达到了约2.6万亿美元。另一个结果是企业出现了“迁出”潮。很多美国公司将其总部搬到海外，以逃避其国际化业务所面临的税收劣势。

《减税与就业法案》解决了这些问题。它将企业税税率降至21%，并采纳了大多数发达国家使用的领土税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司在业务所在国支付地方税。上述这些变化也让美国与其他的主流经济体接轨。该法案借此打消了企业总部外迁的动机，而且还将在颁布后的10年内对外迁企业进行一定金额的强制性罚款。自那之后，美国没有出现重大的外迁案例，不过，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在2015年和2016年颁布的法规基本上已经有效地阻止了企业的外迁行为。

（上图）2016年10月至2019年9月，小企业乐观指数（按季调整，1986年为100）。图片来源: NFIB

（下图）2016年末至2019年第三季度真实私人非住宅固定投资较前一年变化（按季度调整年利率）图片来源: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两党有关企业税的争议并非在立法之前，而是在立法之后。有了这么多无需付税及能够免费汇回美国的资金之后，公司应该怎么花呢？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会流向工人，因为很多公司都会将新获得的资金转变为资本，而此举会提升员工的生产力，继而推高他们的薪资。经济顾问委员会表示，总的来说，将企业税税率降至20%（并非是实际规定的21%）最终会让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增加4,000美元至9,000美元。

这是一个长期的预测，但白宫却很少提到“长期”一词，意思就是说薪资上涨很快就会发生，但实际上并没有。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在评估《减税与就业法案》后发现，没有迹象表明，2018年的薪资与历史数据相比或相对于GDP增长有所增加。不管怎么样，对于薪资上涨的预期一直都是不现实的。政治领域里的经济学家均认为，《减税与就业法案》对就业和薪资的影响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

同样，资金汇回的影响亦令人不甚满意，原因依然在于预期的膨胀。《减税与就业法案》如同预测的那样引发了资金汇回潮，但鲜有证据证明，汇回的资金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或直接流向了员工。很多公司将大部分的钱用于回购股票，然而此举也激起了人们对企业贪婪的批评。

不过，所有的这一切也没有什么好吃惊的。2004年的汇回免税期也引发了类似的现象。此外，将资金返还给股东也不是什么罪过，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钱。出乎意料的是，当前的回购潮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在于：回购极度集中。左倾咨询集团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表示，在《减税与就业法案》颁布之后的所有已经宣布的回购计划中（略超过1万亿美元），仅10家公司就占到了汇回金额的37%，而苹果一家公司便占到了16%。似乎超级回购成为了一个大的趋势，但参与的公司并不多。

企业税的全面调整被其支持者吹得天花乱坠。它在第一年并没有创造奇迹。其最重要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应该能够让美国企业更具竞争力。

从2016年大选日开始一直到2018年1月26日，几乎刚好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年之后，股价一飞冲天；标普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7%。已经较高的企业利润仍然在上涨，从2017年第一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增长了8%（以恒定汇率美元计算）。特朗普上任的第一年看起来就像是企业的本垒打。

然而不久之后，东窗事发。企业界再也没有本垒打可供庆祝。股市繁荣消失了，而股价在2019年创下了新高，而且是高得令人恐怖，比2018年1月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那之后，其通胀调整后的复合年增长率仅有4%，收益不到2%。同样，企业利润也出现了下滑。经历了加速之后的经济增长亦出现了大幅下滑。特朗普在竞选之时表示，他将让美国的GDP增速“从1%升至4%。而且实际上我认为可以高于4%，达到5%到6%”。这只是个梦想。在减税举措外加巨大的联邦开支的推动下，2018年的经济增速达到了2.9%，但如今美联储预测2019年的增速仅有2.2%，2020年为2%。这也符合2000年以来平均2.1%的增长趋势。

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1日标准普尔500指数增长率 图片来源: S&P GLOBAL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特朗普加大了对其标志性竞选议题（关税和移民）的执行力度，不仅让其首年政策成功所带来的红利荡然无存，也为其政策意图平添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和混乱因素，同时还将联邦债务水平推向历史新高。

管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明显比其想象的更难。他在2018年的一篇引发广泛关注的推文中写道：“贸易争端是好的，而且很容易赢。”现实狠狠地打了他的脸。2019年3月底他发推文说：“按民主党意愿制定的美国移民法十分羸弱而且异常愚蠢，其修补起来也非常容易。”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移民政策比看起来要困难很多。我们现在理解了，为什么特朗普最为高调的政策建议——减少贸易和移民，一直以来都遭到了政界经济学家的反对。

贸易

为什么特朗普的经济成就在2018年初便难以为继，原因很明确。他开始针对中国，而且开始小范围地针对墨西哥、加拿大和欧洲。与几乎所有的纷争（以及大多数的其他战争）一样，一开始都是小打小闹，然后升级为争锋相对的报复性反击，而且双方都不愿意善罢甘休。其结果是：美国对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从2018年年初的3%升至2019年年底可能的24%，而中国也将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同样的关税。

企业高管们认为重关税将损害美国企业。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在2019年9月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首席执行官们的信心出现大跌。该调查还询问了首席执行官最为担心的问题。排在首位的回答是关税和贸易争端。采购经理亦给出了同样的答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蒂莫西·菲奥里说：“全球贸易依然是最为重大的跨行业问题。”该协会近期发布的采购经理指数显示，制造领域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萎缩。一位金属行业的高管向美国供应管理协会透露：“美国与汽车相关的制造业确实正在放缓。我认为我们看到了与中国打关税战的负面影响，而且《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迟迟没有进展，消费者的信心受到打击，对大宗采购影响尤其大。企业也相应放缓了下单/生产的步伐。”

高管对消费者信心的看法是正确的，它正在下滑，而且当密歇根大学询问消费者他们的主要顾虑时，出现频繁最高的回答就是关税和贸易。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消费支出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引擎。

贸易与美国整体的国际关系息息相关，这一事实让商业人士感到更为担忧，因为他们看到特朗普摒弃了长期的盟友，例如北约成员、G7成员国、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甚至是加拿大。

家用和商用产品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卡尔代拉表示：“只有与盟友保持强大及可靠的关系，国际贸易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执行。要实现这一点，美国需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而不是退而采取孤立主义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负责人、现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消亡。她在2019年向《60分钟》透露：“我是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成长起来的。在我看来，美国有可能会失去其领导地位。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发展态势。”

我们仍然不清楚贸易争端到底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一直在施加、撤销征收新关税的威胁，不断扬言升、降关税税率，或暂停计划的关税加征。他在2019年就是这么做的，因为美国在经过多轮谈判后已经与中国达成了“重大第一阶段协议”，“取决于书面落实”。瑞银的首席经济师赛斯·卡彭特在2019年9月发布了一个尤为悲观的预测：贸易争端将让美国的年经济增速在2020年第二季度下滑至0.3%。

不管破坏力如何，一些人担心其影响会持续数年的时间。一位前共和党内阁成员表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破坏了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领导地位，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这些行为摧毁了供应链。还有谁想选择美国公司作为供应商？我们凭什么让戴姆勒在南卡罗来纳州设立工厂？他正在破坏美国的长期繁荣。”

两党都在担心这个问题。奥巴马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的教授杰森·弗曼担心，贸易争端“并非是短期的伤害，而是有可能对供应链等事物带来持续的不确定性。与中国决裂并不仅仅是中国产品涨价这么简单。”

受到这种冲突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因为它涉及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欧洲，因此全球的商业都会受到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在2020年的经济增速将降至3%，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罪魁祸首：“不断升高的贸易壁垒。”

全球展望帮助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钢铁行业如今的状况比特朗普表达其愿望之前更加糟糕。该行业曾经耗费数年的时间游说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在这个复杂的供应链全球化格局下，这些不断升高的贸易障碍广泛妨碍了需求。这也是导致美国制造领域陷入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对钢铁行业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制造商是钢铁公司的重要客户。因为征收关税而感到欢呼雀跃的钢铁公司，提升了其预期，并在这个最糟糕的时期增设了新的产能。

供应的增加、需求的缩减是导致价格暴跌的经典处方，而且目前没有明确的解决之道。这是真实世界的状况，并非是能够轻松搞定贸易争端的想象世界。

特朗普发起的贸易争端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中国。美国商会的首席政策官尼尔·布拉德利说：“白宫对于中国的看法并没有错，但敌对情绪的进一步升级并没有什么帮助。”我们仍然远未弄清楚特朗普将如何对这一局势降温。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通表示：“解除与中国之间的关税僵局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件事情不应该耗费很长的时间，但事实将是如此。他是关税狂人，天知道他会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做什么。”

移民

曾几何时，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曾经在体育场高呼“修墙”，对那些仍然记得这个场景的人来说，会感到意外：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移民法没有出现重大变化。

驱逐出境的人数较奥巴马时期有了大幅的下降：特朗普时期的27.6万人/年对比奥巴马时期的38.3万人/年（高于历届总统）。至于那道墙，只有约96.56千米的现有墙体得到了替换，而墨西哥边境的墙体总长度为约3,218.69千米，此外，该边境处未设防的地段则没有修建任何墙体。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一个摆设吗？恰恰相反。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出现了大幅下滑。但是对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会认为这个现象对美国企业和经济不利。

2018年，约有20万移民移居美国，创10年以来的新低。而在2014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00万。特朗普并没有通过新立法、加大驱逐力度或修建边境墙来大幅减少移民，而是通过他的总统行政决定权来实现这一点。无党派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萨拉·皮尔斯报道称，特朗普已经使用了“数百个政策备忘录、监管变化等等”。她在研究特朗普移民政策的研究中写道，例如，特朗普“利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和美国国务院来提升对潜在移民的审核，并放慢其进入美国的步伐”。从跨越亚利桑那州边境到美国全球大使馆的签证办公室，他已经通过重新引导政策和实践，将更多的人拒之国门之外。

真实GDP增长率变化（年率）

实际增长率VS预计增长率*

*截至2019年8月的预计年化增长率 图片来源: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大多数美国企业对于这些变化十分反感，原因很明确。位于硅谷的科技公司希望招募拥有博士学位的移民；对于整个美国科技领域而言，没有移民的日子是无法想象的。基于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一篇2018年报道发现，硅谷71%的科技雇员都出生于外国。

不止是科技领域，美国的农民也十分依赖于移民劳工。特朗普的移民制裁举措是导致美国农民陷入危机的原因之一；他的贸易政策以及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则是另外一个原因。霍尔茨-埃金表示：“一些企业和领域对于非美国劳工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而特朗普基本上来了个釜底抽薪。”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移民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因为移民的减少会让美国人口萎缩。美国的出生率在2018年下降至每位女性1.73的水平，创历史新低，而且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即每位女性为维持人口平衡而所需的平均生育数量。如果没有大量的移民，美国人口将进入反转阶段，日本和意大利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而人口的下降很有可能会拉低GDP。一个人口萎缩的国家和经济对于企业来说是个噩梦。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史蒂文·戴维斯说：“提振GDP增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允许引入大量有技能的移民。但政府目前并没有这个意图。”

注：经库存估值和资本消费调整后的税后利润。 图片来源: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特朗普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元素与具体的规定或流程没有关系，它的目的是在潜在的移民中制造普遍的恐惧情绪，哪怕是他们在进入美国之后，美国也有可能将其驱逐出去，即便他们可以停留，他们可能也不会受到欢迎。戴维斯说：“从长期来看，美国会被看作是一个不欢迎移民的国家。这一现象会对学生和企业家造成影响，进而可能给美国带来伤害。我们在吸引全球最有上进心的人才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

不妨考虑下那些有着超高价值和最有上进心的潜在移民——美国商学院的申请者。美国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称，2019年申请就读的外国学生下跌了14%，其降幅在所有国家中名列榜首。作为对比，加拿大和欧洲商学院的外国申请者却有所增长。

曾经效力于小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马修·斯劳特表示，美国商学院申请人数的下滑与“学生担心在毕业后能够获准待多久的顾虑”有关。马修目前是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院长。“签证法规没有发生变化，但其管理方式变了。全球学生通过社交媒体了解了这个信息。人们会问：‘美国是否欢迎我？’”

问题出现了，因为移民对于创业来说至关重要，而创业是经济增长的根基。无党派政策组织美国创业中心称，在《财富》美国500强榜单中，有近半数的公司由迁至美国的移民或其孩子创建。无党派研究组织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称，在价值至少10亿美元的新创企业中，55%的公司都有一名移民创始人。

不确定性

唐纳德·特朗普对于其不可预测的特点感到自豪。多年来他一直说，这是他协商策略的一个关键元素，而且他在自己编写的《跛脚的美国》一书中写道：“我并不希望人们确切地掌握我的行动或思考方式。我喜欢这种无法被预测的状态，这一点会让他们自乱阵脚。”

他把这个作风带到了白宫，而且突如其来地改变了美国在诸多重要事件方面的立场，例如北约（它已经过时了；不，其实并不过时）、进出口银行（一点用都没有；不，还是有用的）、削减薪资税（正在考虑；想都不用想）等等。

但总统不仅仅是一位谈判者。他还是美国的首席决策者，而在这一职位上，不可预测性会被视为不可靠或不值得信任。他大幅提升了美国政策在诸多问题上的不确定性，而且大量的证据显示，这一现象对经济和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实际上，从1985年开始，美国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便开始衡量政策的不确定性，他们打造出了一个广泛使用的月度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指数基于计算机对新文章的分析。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已经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除了“9·11”、金融危机和2013年政府关闭）。尤其是当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水平在此前仅出现过一次，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协商和修改期间。

然而，当时的这种不确定性很快就消失了，但这一次，不确定性连续数月一直在上升。共同创建该指数的芝加哥大学的戴维斯、斯科特·贝克和尼古拉斯·布卢姆写道：“对贸易政策及其经济后果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出现了激增。”他们还衡量了日本的不确定性，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总统的保护主义政策、威胁和火药味十足的措辞让美国国内外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

问题又出现了，因为不确定性会影响经济。我们对因为不确定性而深受影响的实际案例深有体会，如果你不相信，一大堆经济研究都可以提供佐证。很多研究显示，当不确定性高居不下时，很多公司减少了投资和招聘人数。由于公司叫停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再分配，生产力和产值也有所下降。这一局势正在恶化。不确定性的上升不仅让商业活动停滞不前，同时还破坏了解决问题的举措，因为不确定性降低了消费者和公司对利率和税收削减的敏感度。因此，特朗普引发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让其推行的减税举措和美联储降息变得黯然失色。

结果，经济增速会出现大幅下滑。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在2019年计算得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经让2019年中期的GDP下降了0.8%，而且将让2020年中期的GDP下降1%。这对于缓慢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就特朗普而言，这类下滑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但为此买单的却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债务与赤字

随着国会和特朗普总统在经济增长期间提升了联邦政府的负债，美国在过去三年面临全新的财务状况。

庞大的联邦赤字应该是经济衰退时期而不是经济扩张时期的标配。然而在《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不久之后，国会又通过了额外的庞大开支议案，它与税收削减一道让赤字一飞冲天；无党派机构“美国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的会长玛雅·麦克金尼斯将其称之为“财政领域里的玩忽职守”。2019年7月，国会通过了另一个豪华开支议案，麦克金尼斯将其称之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差劲的预算议案。”结果，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至少在未来十年内都会面临每年万亿美元的赤字。

而且这个论断还没有考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它并不现实。经济衰退会自动推高赤字，因为税收会减少，开支会增加，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将申请失业救济、食物券和其他福利。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国会预算办公室在预测中并没有过多地描述现任政府给未来数代人增添的债务负担。

这一点并非特朗普独自一人造成的。相反，共和党与民主党心甘情愿地将财政责任抛之脑后。但总统是财政政策的天然领导者，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没有他的签字，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联邦债务和赤字是一个长期问题，很有可能不会影响2019年、2020年或2021年的商业运行，但它迟早会显现出来。霍尔茨-埃金说：“我们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定的说法。利用主权债务危机来解决，不是一个增长策略。高税收也不是增长策略。这个解决方案行不通，我们迟早得面对这个问题。”

对特朗普来说，将自己转变为一位亲商的总统并非是复杂的事情。塔克商学院的马修·斯劳特给出了建议：“当你已经陷入困境之后，不要再作茧自缚。”如果移民政策可以重视移民能够为经济带来的价值，而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那么这些政策将获得商业人士的欢迎。他们希望这一切能够按照他们自己运营企业的方式一样，以平稳、理性、可预测的方式开展。

实现这一切从理论上来讲并不复杂。但在实践中，它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特朗普在移民和贸易方面的立场是他2016年的竞选议题，而且所有证据表明，这些议题至少在2020年依然十分重要。不可预测性是其本性。要求他对上述任何事情进行改变无异于要求他否定自己的竞选历程。

他不会改变自身的道路。对于商业人士来说，如今的特朗普不再是他们的朋友。（财富中文网）

译者：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