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处于“性丑闻”漩涡之中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克林顿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但美国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遭遇政治对手的猛烈抨击，克林顿借中国之行“走出去”，目的在于躲避传媒的“围追堵截”。但传媒岂会“放他一马”？报名采访此行的记者多达数百人，最终能加入白宫记者团全程采访的有一百八十余人。由于克林顿夫妇乘坐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只留了几个机位给记者，绝大部分随行记者都需要搭乘白宫专门安排的一架包机，先于克林顿抵达沿途各个城市，以便做好采访的准备。就是在这架包机上，在从华盛顿飞往西安的途中，我去驾驶舱采访了机长杰夫•特纳(Jeff Turner)，并写了一篇国泰航空公司被白宫挑选提供包机的独家报道。

老乡搭桥采访机长

    在白宫记者团中，九成以上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其中不乏家喻户晓的电视台大牌明星，而香港记者只有我一位，另有几位台湾同行，但没有内地记者。我们乘坐的是国泰航空公司的波音747-400宽体客机，机上香港乘务员居多，但也有英美裔、日韩裔以及来自东南亚的乘务员。除了记者之外，乘客中还包括美国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官员，以及白宫工作人员和联邦安保人员。我是唯一用粤语和乘务员交流的乘客，因此占了“人和”的优势，得到机舱客服经理阮荣添先生(Alvin Yuen)的特殊照顾。阮先生告诉我，白宫要求为这架包机提供公务舱级别的服务，所以食品和酒水极为丰富，飞机餐的档次也很高。（我们轮流在不同的航段坐头等舱、公务舱，坐经济舱的人左右的座位是空位，以保证舒适度。）

    我向乘务员询问飞机的情况，他们则问我在美国做记者的经历。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大家有说有笑，共同的感觉是他乡遇故知。我对阮先生说，这次乘坐白宫包机很难得，希望您能帮我这唯一的香港记者搞到一点独家新闻。他问：“有么嘢可以帮到你？”我想了一下，“能访问机长吗？”阮先生的回答很干脆：“冇问题！”大约两个小时后，他带着我去见特纳机长，可以说是亲情敲开了驾驶舱的门。

白宫严审投标公司

    戴着Ray-Ban招牌Aviator墨镜的特纳机长是澳大利亚人，早年效力于英国航空公司，一九七七年加入国泰。在我采访他时，这位五十岁的国泰航空公司运营总经理已经飞了1万2千多小时，其中4千5百多小时是驾驶波音747宽体客机，因此开我们这架包机对他来说可谓驾轻就熟。

    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一般不需要当班开飞机，但特纳希望亲自驾机，一是因为他想过瘾，即在著名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降；二是因为他参与了国泰提供包机的投标过程，希望有始有终。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离华盛顿只有十三公里，美国总统和政府高官外出时，多数会使用这个机场，但民航机则鲜有机会在那里起降。在白宫决定租用包机后，特纳作为国泰的代表，曾与六、七家大型航空公司的高层一起拜会白宫主管外出旅行的官员，了解有关包机的具体要求。特纳说，国泰最终胜出并非因为比对手出价低，而是因为国泰的两大优势能满足白宫的需要。第一，克林顿要先后访问西安、北京、上海、桂林、香港五个城市，国泰有飞往上述各城市的经验，其它航空公司没有。第二，国泰提供的飞机能够进行长途飞行，而且即使在旅行的某一站飞机出现故障，国泰都可以在三小时内从香港总部调来另一架飞机，这也是其它航空公司做不到的。当然，国泰良好的服务质量和安全记录也为其增加了胜出的机会。

自动导航机长悠闲

    在特纳与我交谈的半小时期间，他和身边的另一位驾驶员没有触动任何控制键，只与地面的交通管制中心进行过一次通话。特纳说，这架只有四年机龄的747-400全靠自动驾驶，只有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时才需要他手动驾驶。采访中，让我感兴趣的还有特纳所戴的太阳镜，因为镜片上有777字样。问他是不是波音公司送的，特纳得意地点头说，是波音公司在首架777交接仪式上送给所有嘉宾的。他还透露，在从西安飞到北京之后，他将驾驶这架747返回香港，而接载我们从北京去上海并完成后面几段行程的将是世界上第一架投入正常服务的777客机，也就是他一个月前刚从西雅图接回来的那架新飞机。

    国泰显然是想透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向白宫和美国主流传媒展现自己的实力，赢取更大的公关效应。国泰也代表着香港，其成就让我感到骄傲，同时我也庆幸自己有机会搭乘世界上最新的飞机、享受最优质的服务。

    两天后，我们又乘坐这架飞机从西安飞往北京。下机前我与阮先生道别，因为他要随特纳机长和这架747一起回香港。他还给了我一大袋M&M巧克力豆，让我带着路上吃，其热情和细心让我很感动。

    “9.11事件”后，为防止乘客用各种手段进入驾驶舱，各国政府不仅要求航空公司为驾驶舱加装防爆门，同时严格禁止非乘务人员进入驾驶舱。有鉴于此，我在飞行途中采访机长的经历可能已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