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疾虚妄，求实诚

    中国总理温家宝常爱引用的一句话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此语出自东汉政论家王充的《论衡·书解篇》。原文有三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所谓“书解”，就是着重对儒家经籍以外的诸子百家的著述进行辩解。汉代提倡尊孔读经，用天人感应、谶纬之说解读儒家经书的儒生倍受朝廷器重，他们的学说被立为官学，不少人因此爬上博士高位。而王充特立独行，把五经和诸子的位置颠倒过来。在五经立为官学的情况下，这是极为大胆的。他提出了“文儒”与“世儒”的区分：“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原儒》：“文儒者，九流六艺大史之属。世儒者，即今文家。”

    汉代时有人说：“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华而不实的议论），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这的确可以代表汉代之一般见解。可是富有反抗精神、批判精神的王充，对此答道：“夫世儒说圣情，（文儒著圣意），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不急之务，平常的事情）可析第（区分等级高低），故宫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判断比较，“折累”疑当作“析累”）二者，孰者为贤？”意思是，世儒文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出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世儒的学问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子，但他们的著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流传。那些世儒的言论都是虚妄的，只有这些文儒的言论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种儒生，哪一个贤明呢？

    世儒是信师而好古的，对于古代的各种记载、老师的各种说法都信以为真，一点不敢怀疑。他们抱残守缺，反而斥责对现实有所针砭的作者及其著述，说其“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是“于世无补”的“玉屑”。王充反驳说：“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

    在抑世儒扬文儒的阐释中，王充表现了反潮流的品格；他对东汉时代精神的批判不仅仅限于述作，矛头也直指当时的政治。《论衡·自纪》篇云：“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这是说：我王充痛恨世俗的情绪，著讥俗之书。又忧虑从事政治的人，只想统治别人，不得要领，不晓世务，冥思苦想，看不清努力的方向，所以又写了政务之书。又痛心说慌话的书和低劣的文章，多数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又写了论衡之书。

    虚妄，是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浮妄虚伪，没夺（淹没和压倒）正是”（《对作》），“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自纪》）。面对这种情况，王充挺身而出，“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对作》）。当老师的“赋奸伪之说”，做大官的“读虚妄之书”，“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对作》）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在一起，瓦块和宝玉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不得已，故为《论衡》”。

    王充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这样做显然不会为统治者所喜。《四库全书》中《乾隆读论衡跋》说他“非圣灭道”，20世纪的胡适则说：“他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才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200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谬的假书……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下眼。我们看他‘心愤勇，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语，便可想见他的精神”（《王充的<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