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下知屋漏

    上篇专栏说到中国总理温家宝喜欢引用王充的两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取此“要知道房屋是否漏，人要在屋下；要了解政绩有何缺失，要深入民间”之意，表达政府倾听民声、受民监督的施政理念。

    此话在过去的为政者来看，也就是听取民意、以察得失，但温家宝还赋予了“为政须受民众监督”的新意，如同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即屋边、屋檐，“从宀，于声”，是个形声字。“宇下”，指屋檐之下。“草野”，指民间、民间的人，明遗臣黄宗羲《原臣》中仍有这种用法。黄写道：“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这是说：唉！后世骄傲的君主自我放纵，不把天下万民的福利当一回事，他们寻求登用未任官的人，只不过是想要个供他驱使的人罢了。而未任官的人帮君主做的事，也不过是一些到处奔走的琐事；他们一时能够免于挨饿受冻，于是就感谢君主的知遇之恩，不再计较礼节的周不周到，跻身于仆妾之辈，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篇文章论述的是君臣关系和为臣之道，体现了作者以天下万民为念的民本思想。温家宝2005年3月22日在给史晓风的一封信中说：“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温家宝对黄宗羲起共鸣，原因盖在于黄氏的论述与温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有所暗合。

    以民为本，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以民生为急”，倾听百姓呼声，也就是入宇下，访草野；二是让百姓自己做主，使之获取基本权利。前者是儒学所固有的道德传统之一。如朱熹所说：“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间许多曲折?”众所周知，君主有“孤家”、“寡人”之称。朱熹此说对君主的“圣明”表示怀疑，主张皇帝要扩大自己的知情范围。

    后一个前提是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所追求的政治理念之一。陈来教授认为，黄宗羲与当时的一流知识分子一起，在明朝覆亡的刺激下，对政治不仅作了“理念的反省”，同时也作了“制度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仅涉及明清嬗替，而且涉及整个中国历史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其批判基础，虽是黄宗羲得自古典儒家深厚的民本主义观念，但黄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超越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局限，触及了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等新层面。

    这些新层面，反映在《明夷待访录》这部以总结“治乱之故”为宗旨的政治思想专著中，尤其是脍炙人口的两句话。一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二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均见《原君》）。黄宗羲的研究者吴光先生认为，前一句可概括为“君为民害”论，批判的矛头直指秦王朝以后两千多年来以“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君主专制制度。后一句可概括为“民主君客”论，伸张的正是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演进中的里程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存山说：“民本思想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价值和政治理念。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传统的民本思想不仅充其极，而且它越过传统的极限，开始考虑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问题。我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黄宗羲的思想已经不是民本思想了，就是民主思想。民本是指君主和朝廷为民做主，强调这一点就要扩张君权，让圣君、清官有很强的权力来为民做主，惩治贪官污吏，发展一套监察系统，等等。而民主思想认为，权力本身不受制约才是万恶之本，而不在于皇帝本人的道德修养如何，民主思想强调的就是限制君权和权力制衡，黄宗羲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他甚至主张，“黄宗羲的思想本身当然也有缺陷，但他在民权理论上确实有超越卢梭的地方。”

    《明夷待访录》写成于1663年，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出版）要早一个世纪。遗憾的是，黄的思想没有像卢梭的思想一样成为实践。200多年后，当清末维新运动兴起时，它才成为反专制的有力思想武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评论《明夷待访录》：它在“我们当学生时，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清代学术概论》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明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可见黄宗羲的思想和著作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