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发布会的现场，人们看到，大屏幕上的史玉柱，手不断抚摸着自己的紫砂壶，要么旋转一下，要么用手指轻击，一副谨慎和镇定自若的样子。

    巨人的游戏可用支付宝进行支付，这样的战略合作，自然意义深远，因低俗广告而深受诟病的史玉柱，为什么选择了紫砂壶来更正自己的形象？

    看看历史，在紫砂壶界，上品紫砂壶来之不易。

    紫砂大师时大彬是明朝人，每有新作，如不满意就坚决毁掉。据估算，被毁掉的紫砂壶占他制作总数的十之八九。所以，时大彬目前存世的数十件作品，件件都是最好的，跟黄金等价。

    把不满意的作品摔掉，量又是这么大，很需要胆气。紫砂壶可不是一天就能制成的，它的泥料又是那么精贵。作为制壶名家，时大彬摔掉的可是真金白银。显然，时大彬心气极高，他要的是极品，不是次品，更不是钱。所以有“千载一时”的美誉，就是说一千年才会出一个时大彬。

    其实，时大彬的壶并不精雕细作，只是以朴素的雅致和整体感见长，但是，他的徒弟、一代圣手徐友泉暮年竟然感叹说：“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也”。精反而不如粗的理由，徐友泉没有细说，但可以肯定，如果时大彬自己不满意的作品也留下来，或许徐友泉就不会这样说了。

    每器必精，这是对品的追求。制壶的高手个个想做壶王，一动手总是要苛刻地问自己：这是一把别人没有做过的壶吗？这个壶做出来以后值得收藏吗？这样的东西嫌少吗？

    中国的家具不署名，可紫砂壶界却不一样，自古就有尊重作者的传统。在一把紫砂壶上，至少可以在三个地方可以看到作者的签名：壶底，壶盖，壶把下方。买家、炒家和藏家从来都是只认名头的，所以制壶高手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紫砂制壶始于明朝正德年间，至今五百年，高手不过十余人。

    时大彬不仅做出了前人没有做出的壶，还革新了制作工艺。在时大彬以前，紫砂壶制作尚是斫木为模，时大彬则直接手工制模，形成了敲泥片、镶接和拍打等一整套沿用至今的技术。这就牛得不行了，所有的前辈都当做对手被颠覆。

    超越前辈是很难的，别说时大彬，近代高手吴云根就很难。吴云根曾经和徒弟们比赛，要求每人做6把红泥小传炉壶，每把壶有四条筋纹，全手工，徒弟们先动手。徒弟们以为师傅年纪大，技艺比不过，速度总不会输，结果还是师父先完工。

    师傅就是师傅，不先继承是无法超越的。一代大家顾景舟，从小就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的源头，他成名前无数次用小楷抄写同乡前辈邵大亨和黄玉麟的传记以陶冶自己。紫砂壶界的师徒关系很有意思，师傅有一项特权，可以在徒弟的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号，这是对徒弟技艺的认可和嘉奖。明朝人常讲：李大瓶、时大名，就是李仲芳做的壶，时大彬署的名。这不是掠美而是授予金牌。

    为了追求上品的光荣和梦想，制壶者从每一个环节抓起，竭智以殚思。早先的牛人都是自己炼泥，从选矿、加工、筛选、陈腐，全套工序自己完成。刚入门时学习把生泥做成熟泥，光一团泥就要整整捶练三天。然而，即使技术好，但制作者没善恶，没根基，没来由，壶还没烧出来，已是下品。

    而中国人是不会辜负制壶者的。清朝十三行最大的行商伍氏家族，就把陈鸣远的龙凤紫砂壶，当做了传家宝，把壶和《岭南伍氏阖族总谱》一起由伍家祠族长保管。当年续写的《族谱》时，族长伍崇曜礼聘末代榜眼朱汝珍为《族谱》封面题辞。在粤雅堂接待朱汝珍，伍崇曜就是用这把紫砂壶与朱汝珍共同把盏，彻夜长谈。不少外国商人出高价购买，伍家都不答应。广州沦陷时，日本人听说这把壶，多次派军队搜查未果，在撤离广州时一把火烧了伍家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