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法

    《黄帝四经》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就讲“道生法”。“道生法”是黄老之学的核心思想。它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论述政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种推演意味着，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的作为是可以互相联系的。

    谷斌、张慧姝、郑开在注《黄帝四经·道法》“道生法”一语时说：“这是道家黄老学派的重要命题之一。意谓治理国家的法律、政令均为道所派生。黄老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是以天道推演人事，以形而上学为治国之术确立理论依据。由于法律、政令均由道所派生，从而道的属性与运行规律决定了法律、政令的属性及其所应遵从的规律”（《黄帝四经注译·道德经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白奚则评论说：“这一命题首次将道与法统一起来，明确地揭示了道与法的基本关系——法是由道派生的，是道这一宇宙间的根本法则在社会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这就不仅从宇宙观的高度为法治找到了理论根据，从而使之易于被人接受，而且也为道这一抽象的本体和法则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找到了归着点，使道不再高高在上、虚无飘渺，从而大大增强了道的实用性”（《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三联书店，1998年，第120页）。

    道家设想人间的秩序应仿照自然之道的秩序进行构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其本源都是同一的，只不过作用的形态不同罢了，故而“一”和“道”可以看作同义词。老子的“侯王得一为天下正”，“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思想，已包括了法由道生的含义，即要求统治者按道之“一”的标准立法。由此可见，“道生法”的过程，亦可以表述为“道→圣人→法”。圣人体知天道，运用在法制的擘画上，最终以法治下。

    “道生法”的主要言论，除了《黄帝四经》，还见于《管子》和《冠子》等道家著作中。《管子》书中多处阐释“道法”思想。例如，《管子·法法》曰：“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这里触及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圣人处道、法之间，十分重要，但道能生法，圣人能生法乎？管子这里承认“圣人生法”，但他又说：尽管法由君主所生，但君主也不能随意废弃其所生之法而治国，正如“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这实际上是试图对君主随意“生法”因而导致不断废法的行为有所警示。

    《管子·任法》：“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这是说：君主创制法；官员执行法；老百姓遵守法。然而，“生法者君也”有其内在的问题。梁启超曾屡次批评法家的这个主张，认为它是最终导致君主高于法律、不受法律约束的最大根源。他说，法家“知道君主要行动于法律范围以内，但如何能贯彻这种主张，他们没有想出最后、最强的保障。申而言之，立法权应该属于何人？他们始终没有把这个当个问题。他们所主张的法律威力如此绝对无限，但法律出自哪里呢？是君主还是政府？他们虽然唇焦舌敝说：‘君主当设法以自禁’，说：‘君主不可舍法而以心裁轻重’，结果都成废话。造法的权在什么人，变法废法的权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认的便算法律，他感觉不便时，不承认他，当然失了法律的资格。他们主张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这是他们最失败的一点。因为有这个漏洞，所以这个主义，不惟受别派的攻击无从辩护，连他本身也被专制君主破坏尽了”（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这里，梁氏以现代民主、法治理论为标准，认为法家最大的问题在于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

    《冠子·兵政》中说：“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它在《黄帝四经》“道生法”前加了两句：“贤生圣，圣生道”，即道是由圣人探求到的，而圣人是由贤人中浮现出来的，从而使立法者的身份发生了转变。王沛指出，黄老学说认为，大道虽然无形，但其作用在万事万物上，则“必有刑名”，故而只要“循名责实”，就可以发现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并由此确立人们行为的规范。但究竟是谁能发现这种法则呢？以往学说通常认为只有至公至明的“圣人”（这个“圣人”往往指君主）才可以做到，《冠子》则表现出对“圣人”能力的怀疑（《<冠子>与战国时期的“法”观念》，原载王立明主编：《中国法律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冠子·环流》篇说：“故生法者命也，生于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法并不能由哪位圣人发明，圣人只能发现：发现道，也就是发现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