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2010年初一个阴冷的午后，张培刚倚坐在居所沙发上对来访者说。2011年的冬天降临武汉时，黑皮沙发失去了它的主人：张培刚在过完第98个生日的4个月后与世长辞。
那个初冬的午后，下午两点的太阳透过窗棂照射到病床上，映出雪白的床单。老人眼中的世界渐渐黯淡，他终于摆脱了各种病痛的折磨，走得宁静而平和，与这个喧闹的，曾伤害过自己的世界无声告别。
这个世人眼中的“经济巨擘”、“发展经济学之父”晚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绝少与外界往来，2008年停止每周末去麦当劳吃汉堡的习惯后，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就只有平生爱读的《参考消息》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只旧沙发上安静度过。与其说各种病症令其对外面的纷扰无暇顾及，不如说岁月与生活让他大彻大悟，所以才能写出“认真，但不能太认真……看透，岂可全看透”这样幽深的字眼，就像诗人叶芝吟唱的那样，获得了“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弗洛伊德说，“人生像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这话每每令人想起张培刚的遭遇。他曾体尝少年成名滋味，又捐弃大好前程，只身赴国。人生沉浮荣辱，很多时候只因机缘巧合。对于张培刚来说，偶然窥见的经济真谛令其小负盛名，但后半生颠沛流离竟也多半出于一个朴素的信念。
二
人们倾向于将张培刚人生高峰的潮起定于哈佛岁月，而实际上，早在少年时代，这个农民之子便富盛名。
1928年，军阀混战时节，年仅15岁的张培刚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武大名师荟萃，文科预科班赫赫有名，这年仅收录了一名学生，就是张培刚。张培刚选择经济系，师从著名的任凯南教授。
任凯南曾游学欧洲，对英国经济颇有研究。当他讲到英国工业革命缘起圈地运动时，农民出身的张培刚心中荡起涟漪：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如果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未免太过残酷了。如果中国也依靠这种“羊吃人”模式发展经济，那么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农民来说显然过于无情。从此，张培刚立志寻找一套既不损害农民利益又能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抱着单纯的梦想，张培刚几乎踏遍所有省份的乡村，写出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等论文，并于1941年春考取清华第五届庚款留美公费生。
张培刚就读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培养职业经理人、商业经营和企业领袖的“摇篮”。令人不解的是，一年后，他放弃这个他人趋之如骛的深造机会，主动申请转到冷门的文理学院经济系，主攻经济史、经济理论和农业经济。多年后，他谈到动机：“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改革经济落后的面貌，达到先进工业国的境地。”
张培刚在留学生中很有名气，就连赫赫有名的胡适也知道他。武大师弟谭崇台来哈佛留学时，就是拿着胡适介绍信去找张培刚。见了面，发现这个人“一身土气，很质朴”，根本就不像个洋博士，一点架子都没有。谭崇台又好奇又不解，想不通张培刚凭什么吸引平度翩翩的胡博士，又发现哈佛校园的中国留学生，个个“洋味十足，架子很大”，与张培刚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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