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败寇

    中国的政治斗争一直是以“全赢全输”为支配模式，这种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回顾一部中国政治史，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传统的统治阶级对于权力具有高度的攫取欲和占有感。他们夺权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一旦成功登基，又唯恐失去权力，最大的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清除异己。在他们的御用史官笔下，成功者风光无限，失败者只能听任自己被安上各种污名。正如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诗云：“成王败寇漫相呼，直笔何人纵董狐。”

    成王败寇，典出《庄子·盗跖》，由其中的“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转化而来。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译成白话就是：满苟得对子张说道：“小的盗贼被拘捕，大的强盗却成了诸侯，诸侯的门内，方才存有道义之士。当年齐桓公小白杀了兄长、娶了嫂嫂，而管仲却做了他的臣子；田成子常杀了齐简公自立为国君，而孔子却接受了他赠与的布帛。谈起来总认为桓公、田常之流的行为卑下，做起来又总是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卑下，这就是说言语和行动的实情在胸中相互矛盾和斗争，岂不是情理上极不相合吗！所以古书上说过：谁坏谁好？成功的居于尊上之位，失败的沦为卑下之人。”

    在《庄子·蠿孀》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里是说，偷了吴钩（一种佩刀）的被杀头，窃国大盗反而成了诸侯，诸侯的门下仁义高悬。无论《盗跖》还是《蠿孀》，要表达的都是“大盗不盗”的意思：最高明的大盗不偷具体的东西，他偷国家，偷仁义礼法，偷圣人贤士，超越小偷蟊贼的低层次，两极相通，大盗反而像圣人了。

    在论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之前，庄子用一系列比喻铺垫：“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这是说，你制作了斗斛，用来称粮食，结果盗贼连粮食带斗斛一并盗走；你制作了天平杆秤计斤测两，结果盗贼连东西带秤一并盗走；你刻造符契、印玺作凭信，结果盗贼连权力、地位带信物一并盗走；你制定仁义准则，以校正百姓的行为举止，大盗不仅夺取你的江山，连同仁义的行为准则也归他定义。迈进了诸侯的门槛，到处是仁义道德，这证明了，你只要是窃取、占据了权力，连同仁义圣智，就都被你占有了。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大盗，他会窃取价值观念的解释权、百姓行为的衡量权及社会道德的终审权。其实，这些权，也正是圣人想要的，由此老子才会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存在某种“圣盗共生结构”。

    在中国，成功者是不会受到指责的。成功的一方一旦当权便立即合法，拥有立法权；失败的一方随之失去合法地位，没有任何发言权。甚至就连成功者的长相也随着成败变化：《明史·太祖本纪》描述朱元璋的长相时说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可到了《清史》，朱元璋却又变成一个尖嘴猴腮的人物。在我们的历史观中，向来有脸谱化的倾向，譬如孔子是至圣先师的时候，他的画像凛然有威仪；而当将他视作“开历史倒车”的罪人时，其形象又变得那么猥琐不堪。至少，我小时候看到的小人书里的孔子，和天安门广场曾经矗立的孔子像，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大部分受中国式思维教育的人都会认为“成王败寇”乃属必然，不会去深究那些为王为寇者的成因、动机或行为模式；更加糟糕的是，他们对人、对事的判断，会因此沾染上一种严重的“只论成败、不问是非”的习气。你成了，你万事皆对；你败了，满盘皆输。除了“成”和“败”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会问自己：干吗不站在胜利者一边呢？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胡平先生在分析中国人的“成王败寇”心理时入木三分地写道：“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而且还理直气Ё的趋炎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