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爵未知天爵美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有天赐的爵位，有人授的爵位。能实行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孜孜不倦，这是天赐的爵位；公卿大夫，则是人授的爵位。古代的人修养天赐的爵位，水到渠成地获得人授的爵位。现在的人修养天赐的爵位，其目的就在于得到人授的爵位；一旦得到人授的爵位，便抛弃了天赐的爵位。这可真是糊涂得很哪！最终连人授的爵位也必定会失去。”

    爵，本身是一种酒器，古代祭祀大典时又被当作礼器。“爵”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像是一只手握着一个鸟形的酒壶。由于这种造型讲究的酒器被用作祭典时的礼器，所以爵字逐渐带有尊贵和等级的含义，演化出“爵位”一词，也就是贵族的等级。上古时期爵位一般有五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后来也将公卿大夫等官职称为爵位。

    爵位通常是世袭的，是由国王授予属下的，孟子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地位，所以称之为“人爵”。然而还有一种爵位是上天授予的，也就是“天爵”。当然，所谓“天赐”只是一种比拟性的说法，天爵实际上是精神的爵位、内在的爵位，无需谁来委任封赏，也无法世袭继承。人爵则是偏于物质的、外在的爵位，必须靠人委任或封赏或世袭。一言以蔽之，天爵是精神贵族，人爵是社会贵族。赵岐注《孟子》时这样区分二者：“天爵以德，人爵以禄。”清·魏源《默觚上·学篇二》则说：“克己之谓强，天爵之谓贵。”

    孟子的天爵思想对历代士大夫的人格修养和精神追求有很强的激励。不乏有人以“天爵”为名，如苏天爵，元朝中后期颇有政绩的汉人官僚，曾任监察御史、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参议中书省事等要职，一生立身为民，勤于政事，可谓以天爵致人爵，但并未以人爵而弃其天爵之修为。在很多古典诗句中也有“天爵”一词出现，如白居易《池上即事》所咏“身闲当贵真天爵，官散无忧即地仙”，这是说闲散享乐无所事事的人就是“天爵”。其他诗人多半没有白乐天这般潇洒，他们或感慨“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唐·李玖）；或嗟叹“世事休休还莫莫，谁将天爵并人爵”（元·梵琦）；或伤感“人爵未知天爵美，脂韦只道布韦非”（宋·白玉蟾）。

    柳宗元著有《天爵论》一文对孟子天爵思想作进一步发挥。如果说孟子的主要论点是“天爵以德”，柳宗元则提出：“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柳宗元认为孟子以仁义忠信为天爵，意有未尽处，主张以“刚健之气”（志）、“纯粹之气”（明）来诠释天爵：“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则志者其一端耳。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则明者又其一端耳。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

    在这里，柳宗元认为，“志”是人禀“刚健之气”而形成的，它具有“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的心性特征，能使人“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明”是人禀“纯粹之气”而形成的，具有“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的心性特征，能使人“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他更进一步指出，“明”与“志”是不可分离的，有“明”而无“志”，则虽能“照物无遗”，却会“荡其性、脱其守”；有“志”而无“明”，虽能做到“好学不倦”，却会“迷其道、挠其志”。

    天地间纯粹之气钟于人而有“明”，刚健之气钟于人而有“志”，这两种天赋能力较之仁义等道德观念更为根本。这是对孟子“天爵”说的重大修正。然而，唐晓敏先生认为，柳宗元作《天爵论》并不是反对孟子。只是因孟子之说“未之尽”，须加以引伸、发展。从孟子的整个思想来看，他也并非一味强调“道德”。孟子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包含道德品格而又不限于道德，它与“能”是分不开的。孟子讲的“俊杰在位”，实际上也是侧重于能力。“柳宗元作《天爵论》，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孟子的思想，孟子思想中本来包含重视人的聪明意志的思想萌芽，柳宗元让这一思想萌芽生长壮大了”（唐晓敏：《柳宗元之“道”与文学思想》）。

    刚健、纯粹并非柳宗元的首创，首见于《周易·乾·文言传》：“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高亨先生解释说：“色不杂曰纯，米不杂曰粹，米至细曰精。此用于形容天德，是其引申义。此言天之刚健中正之德达于纯粹而精之地步”（《周易大传今注卷一》）。

    仁义忠信也好，刚健纯粹也好，对于修身者而言，最终都是要达到孟子所说的：“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