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言养气

    自从孟子提出“浩然之气”一说，它就变成了君子与小人的某种分野。例如，明朝薛薇说：“君子浩然之气，不胜其大；小人自满之气，不胜其小。”薛为明代理学家，推崇程朱理学，所以毫不奇怪，在程朱论述中，不难发现对孟子的“浩然之气”一说的极高评价。朱熹在《孟子集注》的《孟子序说》中引程子话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然则孟子在谈论养气时，是把它和“知言”放在一起说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这被称为孟子的“知言养气”说。乍看上去，知言是养气的前提（朱子即认为知言先于养气），但仔细琢磨，其逻辑关系更像是：我善于养气，所以我知言。或者说，知言和养气互为前提、互相影响和作用。

    先说“养气”。孟子所养之“气”究竟是什么？他自己也认为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所以当公孙丑问起时，他回答说：“难言也。”

    即使难言，孟子仍然对这个浩然之气作了一番描述，总结了它的几个特点：其一为至大。这是说浩然之气无处不在。言其小，则寓于寻常之中；言其大，则塞乎天地之间。余培林先生在《孟子知言养气章释义》中如此阐释浩然之气：“一般说来， 这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客观的实体，但我们如果能够‘以直养’， 不断地实践，不仅可以体会到它的存在，还可以把它和我们的生命溶成一体，甚至于达到与天地合一的境界，这就是‘塞乎天地之间’了。”

    其二为至刚。这是说浩然之气无坚不摧。文天祥曾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正气歌》）。用孟子自己的话说，有了浩然之气，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有了它，“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

    其三，浩然之气要“配义与道”。它系合义与道而成，无义与道，则此气必衰竭。

    也就是说，孟子所说的“气”，是与“义”相搭配的，其实就是“义气”，或曰“正气”。“气”有正有邪，所以，孟子特别指出，对“气”，要“直养”，要“配义”。周振甫先生一语中的：孟子“所说的养气就是培养一种正义感”（《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 年版）。焦循《孟子正义》解释“直养”就是“义养”：“直即义也。缘以直养之，故为正直之气，为正直之气，故至大至刚。”（《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直养”的“直”，就是“自反而缩”的“缩”，就是合义合理，所以赵岐直接把“缩”解为“义”。“自反”是反求之于自己的内心，合不合义，合不合理。若合义合理，则勇气自出，虽千万人，我也不惧；反之，不合义理，虽面对贱者，我也畏惧。在这里，孟子的浩然之气，就是曾子的大勇。

    其四，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即一直用正义的积累去产生。朱熹注：“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孟子特别讲到集义的两个误区：集义必定要积极行动，而不能停止，以为集义徒劳无益半途而废，这是“不耘苗”；在另一个极端，操之过急，企图一蹴而就帮助义生长，这是“揠苗”。

    所以，孟子所谓的“气”看似神秘，其实就是体现儒家之道的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养气”最根本的内容就是修养心性道德。人性虽由天生，但还是要靠后天去“养”、去“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梁惠王上》）。

    “养气”成功，才能“知言”。孟子始终主张：要想正言，必先正心，也就是存养发扬心中的道德之性。告子不懂这个道理，“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故孟子评之曰：“不可。”郭店简《成之闻之》中有一段关于“得言”的论述，完美地诠释了孟子之意：“是[故]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者也。”所以，君子对于自己的语言，不以追逐于其“末”、“流”（外在语言本身）为贵，而以追究于其“源”、“本”（内在德性，亦即语言本身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为贵。如果不追索其“由”，不反求其“本”，就没有能够有所得的。

    孟子的“养气知言”的目的，是建立分辨有关社会政治言论的是非标准。“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假如仁者智者相遇，都有他们各自的是非标准，“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对方认为不对的我就认为对，对方认为对的我就认为不对，言论就没有是非对错了。由此来看，“知言”是很重要的，人要达到“知言”的地步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