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旅途中

    在Flight Memory网站上查看自己过去三四年的飞行记录，自己最常飞的前十大机场散落于世界各个角落，包括有旧金山、香港、上海、伦敦、东京、北京、法兰克福和纽约，真是一路旅程，四海为家。

    上大学的时候，高铁和动车尚还是很遥远的名词，于是常常乘坐一趟慢悠悠的绿皮车从上海回家乡南京，三百公里的路程往往要走上五六个小时。沿路全是大片大片的田野，每每在某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留，总会有小贩拥到打开的车窗前兜售零食和当地的特产，当时还有路途遥远、离家漂泊的感慨。可谁想十多年后，自己却拖着厚重的行李，来往于大大小小的国家，在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城市间走走又停停。最夸张的一次，是从南京飞到法兰克福转机去伦敦，从伦敦希思罗机场出来后直奔住所放下行李，换套行头，再立即返回机场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旧金山，在短短30多个小时里绕着地球逆向飞行了四分之三周。也曾经坐红眼航班抵达纽约，凌晨3点在地铁站结识了一位刚刚偷渡来的福建客。在晃荡的地铁车厢里，我们彼此交换着自己的梦想，他想通过在美国打黑工给老家盖一栋房子，我想早点博士毕业找到一份学校里的教职工作。我们一同望向远方，似乎总看不清这趟慢速的列车什么时候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在《古老的敌意》一书中，北岛回忆自己远离故土的那段日子，曾如此评价：“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最大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的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自由的批评是种奢侈。游走于局内与局外之间，可以比身陷其中的此城之人看的更认真，提出更多尖锐的提问。但“说三道四”并不意味着信口胡说，而是建立在当地深度生活经验上的判断，否则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很容易变味成为一知半解式的解读和猎奇式的浮光掠影。

    另一方面，穿梭于不同城市、不同国家之间，生活轨迹不再是单一线性，周而复始终日不变，而增多了很多有趣的人生阅历。正是这样的生活轨迹，慢慢地让我学会用比较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生活工作过的每一座城市。而比较的视野，也是这一路行程下来人生赋予我的最为珍贵的东西。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认为，对城市思索的意义在于比较，任何孤立的观察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却会丧失比较的联动与趣味。而一次成功的比较则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仰视或者俯视都不是正确的姿态。同时，身份也决定了比较的真实性，不同立场的观察必然会牵扯进带有该立场的个人情感。如果个人情感过于激烈，则会不自觉地收窄自己的视野，变得偏见和短视。

    李欧梵教授曾将我的这层尝试形象地比喻为“门槛上的视野”，站在门槛上观察，的确可以做到内外兼容。但不可避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踏在门槛里边那只脚的幅度，已经大大超过踏在门槛外边那只脚时（或者想反的情况出现），又该如何呢？我们在比较叙述的过程中，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逾越个人的情感，夹杂不同的身份与立场呢？

    对此，我一直努力在“本土论述”和“他者视野”转化的换位思考中，去尽量保证跨越门槛时的平衡。在香港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曾和许多香港人一起为保留香港的本土文化和记忆共同呼喊和努力，也曾在香港人的世代纷争和边缘化等讨论中，又秉持着和香港人不尽相同的主张与看法。这些个共性与差异，正是来源于我在香港时的外来身份与本土情感的双重转化。而今同时在英国和美国两所大学里历练，也因此常常将自己置身于错位思考的情境下，去比较两种教育体制下学术研究的异同，学术中心如何进行转移，以及学科设置、教授评级、人才培养等议题。又因为自己本科教育在国内完成，所以也常会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进行比照，去寻找中国高等教育落后于欧美国家的根源。

    诗人于坚在一首诗中曾写道：“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常常看见灯光/在山岗或荒野出现/有时它们一闪而过/有时老跟着我们/我相信任何一盏灯光/都会改变我的命运/此后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种风景”。

    在漫长的旅途中，那一盏温热的灯光，一直在我的心里，从来没有熄灭。